水之緣 —王浩
央視《面對面》欄目播出王浩:水之緣。以下為節目內容節選:
王浩,55歲,北京人,1982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系,2001年擔任中國水科院水資源所所長至今。
2005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
據統計北京現在的地下水開採平均已經達到了27米深,最深的達到了40米,而按照合理的地下水開採標準,在城區這個數字應該是10到11米,在郊區這個數字應該是6到7米,而大家都知道過度開採地下水的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其實不僅北京在面對一個水資源非常緊缺的局面,全國莫不如此。有這樣一個排名,世界上153個有用水統計的國家,中國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排到了第121位,我們又應當如何面對這樣一個水資源的形勢呢?
2008年9月28號,“南水北調”中線京石段應急供水工程正式向北京供水,這標誌著南水北調工程開始取得階段性的成果。南水北調工程由西線、中線和東線組成,分別從長江上、中、下游調水,以適應西北、華北各地的發展需要。此次通過“南水北調”輸送進京的水,不僅能緩解北京水資源供求緊張的局面,也將對北京的供水格局產生深遠的影響。
北京市每年的用水量,過去是40億立方米,41億,42億,這是在80年代,現在北京市政府經過這幾年的大力推行節水,已經把用水量消減到了34億立方米,35億的樣子。南水北調的水來了,沿程有一些損失,到北京是10億立方米,在35億的總用水格局裡有10億是南水北調的水,它就起這么一個作用,剩下5、6億立方米,可以從密雲水庫來供水。另外就是再生水,雜用水,市政用水,綠化用水,河、湖的生態用水,可以用再生水來替代,再生水的資源,將來也能有6、7億立方米這個樣子。剩下再用地下水補充一點,這樣子,地下水來說,它的總補給量大於它的總開採量,它的水位就能逐步地回升。
那是一個災難性的後果,因為北京現在的人口是1700萬的樣子,實際上每年還要增加30多萬,總體規劃限定是1800萬,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但是現在看來,還不容易控制到,我個人的看法恐怕要發展到2000萬人的量級。因為城市發展是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北京的水資源支撐不住這個,沒有南水北調的話,是支撐不住北京的社會經濟發展的。
北京實際上一般老百姓是感覺不到缺水的,因為市政府也下了很大的力氣,把北京儘可能維持市民的正常供水,北京的供水系統,應該說在南水北調通水以前是四大供水系統,一個就是密雲供水系統,一個是官廳供水系統,這兩個是地表水,另外北京得天獨厚,有一個地下水含水層,地下水系統是一個主力水源,再同時,利用再生水,再生水系統,也是北京的一個主要的水源,並且越來越主要。南水北調通水以後,北京就變成了五個系統,加上南水北調系統。過去在南水北調通水以前,北京主要是依靠地下水的超采來解決問題的。所以北京的地下水位從過去就是2、3米深的地下水埋深,現在已經到了27、8米的地下水埋深了,地下水位一直在持續下降,應當說,這個是不能持久的,再有幾年就不行了。
北京地處中國北方的海河流域,由於乾旱少雨,地表水資源十分有限,地下水資源成為海河流域城市供水系統的支柱,但隨著城市的日益擴大、人口的急劇增長,海河流域的地下水資源因為持續開採已經逐漸枯竭,作為長期關注海河流域水資源狀況的專家,王浩對此感受尤為深刻。
你比如說海河流域自己缺水是缺得很厲害,缺到什麼程度呢,海河流域是32萬平方公里,多年平均降水量535毫米,折合成下的雨的水是1712億立方米,這些水只有30億立方米流到海里,1712億的水降下來,只有30億流到海里,剩下全部被流域內社會經濟發展用掉了,這還不算,每年還要超采80億立方米的地下水,每年還要從黃河流域,黃河本身也是貧水流域,還要從黃河流域引到海河流域50億立方米的水資源。
就是說海河流域一方面缺水,一方面又有些浪費,怎么浪費呢,就是海河流域的引黃系統,是現在流域內用水效率比較低的,附近的農民都怕沒有水用,從黃河引水,拚命地大水漫灌,把整個地灌足,因為下一次引水沒有保證,他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引水,所以好容易逮住了一次,就拚命地引,結果用水定額,灌溉定額就偏高,這樣子等於浪費了一些水。
這個辦法是很多的,首先一個就是總量控制,定額管理,就是要把海河流域總的水量,有多少家底給它算清,算清這個家底以後,要留出一塊兒大夥的公共財產,給生態,給環境用的水,這塊要留出來,剩下的水發展經濟用,發展經濟用的這些水,各省市之間總量要控制住,然後再給各地市進一步分配,給各縣進一步分配,給各鄉進一步分配,把用水總量層層承包,層層分配,分配到具體的用水戶,到用水戶還有一個取水許可管理,定額管理,就是說要拿這個定額來,用先進的用水定額來衡量每一個取用水戶,來看你用水是不是超過了平均標準,是不是達到了較高的效率,這個總量控制,定額管理是很要緊的。
水是人類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資源,中國水資源的總量在全世界排名第六,但由於人口眾多,中國的人均水資源十分缺乏,尤其在中國的北方地區。王浩出生在北京,上個世紀80年代,北方乾旱缺水的情景一直留在他的記憶中。
第一次是在上大學的時候,去三夏三秋勞動,當時我記得是1981年,那時候華北地區大旱,整個我們三夏三秋勞動,麥子地里的莊稼收成很不好,那還是有水利灌溉設施的麥田,灌溉的溝全都有,但是沒有水,麥子有的缺苗斷壟很厲害,麥子結的籽粒也不行,那個產量就談不到了。
那時候咱們的人口也就是8億多一點,那么到現在13億多了,水還是這么多,但是人多多了,並且這個水文是有周期的,就是豐一些年,枯一些年,從有水文記錄,從1956年到1979年,這一段水文周期是偏豐的,對北方地區來說。那么從80年到現在,一直都是處在一個偏枯的階段,始終沒有大的豐水年過來。
中國是一直是比較缺水的,/就是水資源南北方分布還不均勻,南方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東南諸河,西南諸河,GDP,人口,國土面積,都占了全國的一半,但是水資源占到了全國的84%,北方地區6個一級流域,黃河,海河,淮河,遼河,松花江,內陸河,這6個一級流域,GDP,人口,國土面積,也占了全國一半,可是水資源只有16%,所以北方整個從大面積來說,都是比較缺水的。
這個想法最早還是毛主席提出來的,毛主席在1952年說,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借一點過來也是可以的。這樣子開始了,1952年開始就研究南水北調的事情,從來這幾十年沒有停過,/一直是水利部有專門的南水北調辦公室,後來國家又專門成立了國務院的南水北調辦公室。
從大的方面看,還是符合科學原理的,/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南方要發展,北方也要發展,北方要發展有個瓶頸,就是水資源的制約,那么北方體現水資源制約以後,用水競爭性很強烈,就是社會經濟需要對水有個很大的需求,生態對水也有很大的需求,結果問題是什麼,社會經濟的水,把生態的水就擠占掉了,結果河道就斷流,地下水位就下降,濕地湖泊就萎縮,海水就入侵,地面就沉陷了,帶來了很多生態環境問題。
這樣子,從南方弄來一點水,把大面積北方的生態搞好,把北方的社會經濟的基本用水搞好,/但是具體另一個方面看,到了你調水點,本來這條河有一百個流量,有一千個流量流過去,我調走了四五十,調走了一兩百,調走了三四百個流量,那么對調水點的生態是有影響的,調水點的水深,流速,水生生態系統都會發生一些改變,但是經過研究,這種改變不是致命性的,它沒有瀕危的這種物種,沒有特別稀有珍貴的這種物種,都是地帶性一些物種。所以從調水點上調一些水,/對全局生態的影響,正面的大於負面的這么一個情況。
1995年,王浩成為南水北調工程專家組成員,主要負責黃河、淮河、海河這三大流域水資源的總體最佳化配置,作為南水北調的受水區,這三大流域的面積有145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4.5億。要讓這裡的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和諧發展,應該從南方調多少水?怎樣調水?這一直都是王浩和其他專家參與論證的核心問題。
我參與其中的,主要就是對南水北調規模的問題爭論,特別是中線規模的問題爭論比較大。有一種觀點認為,中線沿程44個城市,大約缺水60億左右,有一種觀點認為,缺水大約150億左右,147億,我的觀點就是最後的這個被採用的方案,是95到102億之間。
這是一個折中的方案,也是一個比較切合實際的方案。/95億的方案,它有一個最大的好處,就是接受實踐的檢驗,先修通規模,不把規模一次搞得過大,讓工程去曬太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不確定性,先給它修通運行若干年,再看看是不是要修第二期工程。從這個理論上說,確實是方案越大越好,/把南方的水向北方來運,運100多億,運1000億也不嫌多,但是實踐中有很多現實的問題,所以要一步一步地,走著看,經受實踐的檢驗。這樣子,現在採用的是第一階段,先通水95億,運行一段以後看看,是不是要上第二階段的方案,再進一步擴大三四十億的規模。
就是說道理,光喊沒有用。從工農業長期的發展情況看,從當地水資源挖潛的情況看,從節水型社會的趨勢上看,另外也要看很多的長期的地下水的恢復問題,河口的水量入海的問題,農業用水的問題,兼顧生態用水的問題,濕地的保育問題,很多問題都要綜合地考慮。
當時講究的師資的根底要更紮實,我全部的中學學歷唯讀了20個月,我中學沒有學完了,這樣子都是靠自學來學的,所以這可能是一個考慮。第二,考慮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農田水利的實際工作經驗,可能學起來方便一點,這樣子可能上面有這么兩個考慮,給我錄取到這個專業,我就沒找他們。開始接到錄取通知書這兩三個禮拜裡頭,有些想法,想去談談,結果一入學的第一堂課,請張光斗老先生給我們講了一堂,什麼是水利,水利到底是乾什麼,解決什麼問題的,我一聽和我當初生產勞動這些關係很緊密,是國家經濟建設比較缺,比較急需的這么一個專業,/再加上當時就是特別地想讀書,有了這么一個讀書機會以後,珍惜得不得了,生怕失去,所以也就沒反映,也就沒去找誰,就在這個專業就學下來了。
就是說,一個國家離不開水利,當時還說我也不記得是/哪一位先哲者說的了,甚哉!水為之利害也,就是對中國來說,大陸季風氣候造成的這種水多,水少這些問題很突出,需要水利工程把這些豐、枯之間的不均勻,地域之間的不均勻,給它調換均勻,把大自然的來水,變成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這種穩定的高質量的用水,覺得這個工作也挺有意義,就學了。
1982年,王浩從清華大學水利系農田水利專業畢業,隨後又進入工程水文和水電專業攻讀研究生,1985年,王浩被分配到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工作,工作兩年後,王浩又考取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系統工程專業博士研究生,長達10年的系統學習讓王浩積累了豐富的理論知識,他也急切地希望把自己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踐工作中去。
到工作中結合實際學,/在內部的技術交流會上,你也提出個方法,他也提出個方法,為什麼他提出的方法,有的地方就採用了,你提的方法就沒有採用。
遇到過。//比如說水庫群系統的綜合調度,人家提了一個調度方案,我提了一個調度方案,從純數學的角度上說,我提的那個最佳化程度還更高,比如說提高發電量8%,別人提的也許提高發電量5%,但是我提個那個發電量提高8%的那套調度方案,它實踐操作的時候遇到很多不可行的問題。你舉個例子說,黃河上游,有十幾個梯級,每一個水電站/分屬於不同的管理部門,你做的數學模型是,假設他們都屬於同一個部門,一個人說了算,所謂單決策者的決策模式,這樣的時候,在實際工作中是多決策者的決策模式,它是行不通的,不是一個人說了算,要協商,要妥協,要折中。所以表面上看兩個方案,一個方案最佳化程度8%,一個方案最佳化程度5%,但是5%那個能夠行得通,所以就被採用了。
結合實踐學習成為王浩工作的一個準則,而上個世紀90年代,在對中國北方,尤其是西部極端乾旱地區展開實地調研後,王浩更加意識到對中國水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緊迫性。
舉個例子,寧夏是個極端乾旱區,寧夏哪個縣我忘了,有一個鄉,名字就叫喊叫水鄉,這個鄉不是說現在缺水,它把名字改了,叫喊叫水鄉,是老輩自古以來就叫喊叫水鄉,那個地方一條河也沒有,什麼地表水也沒有,降雨量就一百多毫米,然後又是黃土高原的地區,黃土高原地下水含水層是很弱的,基本不存水,所以它既沒有地表水,也沒有地下水,怎么辦呢,國家就花了很大的力氣,從黃河提水600米,給這個地方老百姓調來了水。
提水就是黃河的河面比這個地方低600米,然後從這個低的河谷,把水提高高程600米以後,水才流到這個地方來。
當地老百姓也支付一部分,國家有很大的優惠政策,比如說咱們用的電是4毛多,5毛多一度,提水的那個成本,國家只收他4、5分錢,這個最低的一種優惠價格,這樣子農民一畝地澆水,也還要四五十塊錢。
那是非常窮苦的,就拿喝的水來說,在揚黃,剛才說的提水工程沒有興建以前,老百姓吃水都靠水窖,就是把這個山坡找一片,比較光滑的,給它剷平,用石碾子給它軋實,形成小籃球場這么一個斜坡,然後在底下挖成一個大水窖,跟菜窖似的,裡面給它用水泥襯砌一下,然後一年就下這一兩場雨,下到集水坡上的水,就回流到這個水窖里,存一年,吃的水,用的水都是這裡面。所以老百姓只捨得拿它來喝,根本就不捨得洗臉,髒兮兮的,洗衣服更談不到了,洗澡就完全談不到了,有時候就是極端的例子,就是小孩子生下來洗一回澡,大姑娘出嫁的時候洗一回澡,如此而已。
現在這么極端嚴重的情況,可以說基本消除了,/但是現在廣大的農村,對飲用水安全來說,還有3億左右的人口沒有解決,沒有解決比較高標準的飲用水困難的問題。你比如說提水的高程超過100米,垂直的距離超過100米,取水的水平距離超過一公里,或者說飲用水的水質不達標,就是很多地方高氟,高砷,就含這些化學元素,高鐵,高錳,另外,有時候是大腸桿菌超標,這些飲用不合格水質的水,現在還有大約是有3億人。
從1985年研究生畢業被分配到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水資源所,王浩已經在這裡工作了23個年頭,在所里年輕人的心目中,他是德高望重的工程院院士,工作之餘,王浩在日常的生活中對水格外珍惜。
節水,那就很多了,得注意,舉幾個小例子,一個是我刮鬍子,刮幾下開一下水龍頭涮幾下,關上,然後再接著刮。
我不知道別人,但是我看到過在旅館裡,別人就是開著水龍頭在那刮鬍子。
我說,再有像上廁所什麼的,我都是上兩三回沖一次。再有就是淋浴的時候,我急得不得了,就是迅速地把身體濕了一下,完了關住水龍頭打肥皂,打完肥皂以後,我不停地在淋浴頭下面轉圈,儘可能地讓水沖得,利用的效率高,不停地又抹又轉圈,就是儘可能地節水吧。
但是還有節水器具也很要緊,你比如說節水型的水龍頭,節水型的淋浴器,節水型的洗衣機,節水型的馬桶,這些生活節水器具它的準入制度和研發,也是一個比較要緊的事情。
因為長期從事水資源合理配置的研究,王浩不僅對水資源的節約和有效利用身體力行,還極力反對水資源在現實生活中被貶值的現象,對於當前實行的水價,他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我認為是低得很厲害了,3塊7是低得很厲害,/那么按照全世界可持續發展的這種價格理論,就是資源價值理論,它是講究一個全成本水價,/首先是資源水價,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部門,在對資源勘察,資源評價,資源的管理的過程中,它要發生很多成本,所以要計入到資源水價裡面,再有就是環境水價,你供了水,用了水,排了水,污染了水,就對水處理,所以得有水處理的錢,這叫環境水價,還有,我們把自然水循環的水提出來,送到社會水循環圈去用水,那么就把原來自然水的生態自然服務功能給它減損了,所以要補償,這就叫生態水價,我們把水從自然水循環,弄到社會水循環來,要有一套工程設施,所以這就發生了工程水價。
另外,為了這些水源地區,水源地的涵養,好多的老百姓不能夠開礦,不能夠搞工業,農業也不能施農藥化肥,這時候他喪失了很多發展的機會,所以機會成本,因此,按照全世界的這種比較先進的這種資源價值的理論來說,資源水價,環境水價,生態水價,機會成本,工程水價,再加上利潤和稅金,這樣子才構成一個完整的水價,從完整的水價的意義上說,北京的老百姓用的水,就不是3塊7了,就要超過10塊錢了。這是從水的供給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就是從水的需求的角度,就是從用戶的承受能力的角度,我掙多少錢,花多少錢,多少錢花在水上,這在全世界也有一個統計,就是主要的已開發國家,主要的開發中國家,他們居民的用水支出,占居民總支出,一個人也好,一個家庭也好,占到3%左右,我們是1%不到一點,按照這個叫做水的支付意願法,按照這種。舉個例子說,我給算了一下,拿著北京市2006年的統計年鑑,上頭有人均的收入,按照這個人均的收入,有支出的情況,乘上2.5%的支付意願,北京的水價應該是11塊4毛2。
我就是敘述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告訴大夥,就是說大夥接受了11塊4毛2的水價,仍然是國際平均標準偏低一點,國際的平均標準是總支出的3%,2.5%就是11塊4毛2,像中東各國都比較缺水,他都是6%,7%的水費支出的比例。/另一個調價,也要注意一些弱勢群體的保護,你比如說社會低保的人,你就要有額外的政策的出台,對農民的水價還要更複雜,那裡頭還要專門的研究,我剛才說的,主要是對城市,對工業這一塊兒的問題。
它這個事情分幾方面來說,一方面就是自然資源的這種低價被各種經濟成分利用,是一個國有資產的巨額流失,就是水也是自然資源,森林,土地,這種自然資源低價的轉讓,低價地被不同程度經濟利用,會帶來很多負面的影響,這是一個方面。第二,就是中國這么缺水,物以罕為貴,水價和實際的價值背離,/這樣子會使得節水沒有經濟機制,沒有動力,等於誰節水誰吃虧。
舉個例子,一個企業,要節這一方水,他要花10塊錢,他要買一方自來水,他花3塊錢就夠了,所以就沒有人去節水。
聯合國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曾發出“水將導致嚴重的社會危機”的警告。如今這一警告已經變成擺在人們面前不容迴避的現實問題。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人們越來越關注中國有限的水資源能否得到合理配置?又能否真正走出水的困局,最終實現社會經濟與自然生態的和諧發展?
應該說更加深刻了。中國是這么個情況,全國有28000億的水資源量,現在這是自然水循環,它其中一部分,從自然生態服務功能,引到了城市,引到了灌區,這部分水是5700億,引到了我們叫它社會水資源,就是給工農業,給生活用的水,這部分水,隨著以後人口的增長經濟社會的發展,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這部分水要從目前的5700億要增加到6600億左右,如果節水型社會搞得不好,或者說投入的力度沒有這么大,下的精力沒有這么大,那么這個水恐怕要突破7000億,這個社會水循環的量,這樣給生態,給環境帶來的壓力,付出的代價就更大。
它不盡然,它是這樣子,首先從人口規律說,中國只要堅定地實行計畫生育,現行的人口政策,這樣子到2030年前後,由最高峰的15.2億人口,逐步地就停滯一段時間,然後就開始緩慢地回落,堅持這個政策不能動搖,我們的人太多了,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通過節水型社會建設,有限的水資源是能夠支撐這種無限的經濟成長的,並不是完全是外延的,就是說縱觀這一二百年世界各國在經濟發展和用水規律之間的這個關係來看,它有這么一個關係,就是一開始,都是一個高速增長的用水階段,經濟發展到三千美元到三五千美元人均GDP的時候,他就進入用水的緩慢增長階段,超過五千美元以後,它的用水就呈現一個非常緩慢,乃至零增長的這么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了。那么在用水零增長階段以後,甚至工業用水,農業用水,隨著節水技術的提高,還能逐步地往下降一點。像美國和日本的情況,從1975年以後,它的用水都沒有增長,但是經濟一直在持續增長,這個現象已經持續40年了。
我是在想這個,一方面國家興建南水北調,調劑南北方先天的水資源分布和生產力布局不適應的情況。另一個方面,作為中國北方的老百姓來說,也要加強節水和保護水,和節約水,珍惜水的這個意識,要全民動員,建設節水型社會,提高用水效率。但是現在看來,提高用水效率,建立節水的經濟機制,建立節水的高技術支撐系統,還要假以時日,這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
從長遠來看,“南水北調”不僅調水救急,還將真正改革目前不合理的供水體制和用水機制。而珍惜水資源,合理利用水資源,重視生態環境,實現自然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王浩院士說,這才是“南水北調”的終極意義所在。
水之緣
水之緣是德國HomeSPA水療界的一個馳名品牌,隸屬於德國文森特水療集團,旗下擁有包括氣泡超音波水療機、水療精油等系列產品,已有將近三十年的歷史.
水之緣的發展過程簡介:
1982年在德國著名的水療之都巴登巴登(Baden Baden)地區開設第一家社區簡易型養生館,並取名為S.D-Kurhaus。
1985年 S.D-Kurhaus在度假區阿爾戈伊-巴伐利亞的施瓦本(Allgu-Bayerisch Schwaben)開設第二家分會,邁出了連鎖經營的步伐。
1989年S.D-Kurhaus在全歐洲已經擁有9家分會,成為歐洲著名的社區型水療會所。
1994年推出水之緣(Waterspitite)品牌第一代氣泡超音波浴水療機,正式涉足HomeSPA家庭水療。
1998年採用特許經行銷售模式,水之緣氣泡超音波浴水療機暢銷歐洲大陸。
2000年正式進軍台灣、泰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
2004年進軍大陸市場,水之緣成為大陸氣泡超音波水療機的領導品牌。
水之緣的品牌成就:
1986年,負責接待來訪的英國王儲查爾斯,受到貴賓的高度讚揚,當年水療浴場生意突飛猛進,營業額超過1億美元。
1989年在德國Baden Baden(巴登巴登)地區舉行的全球SPA蜂會上榮獲“全球沐浴企業50強”的榮譽稱號。
1994年籌建文森特水療學院,同年推出第一台水之緣(Waterspitits)氣泡超音波浴水療機,企業進入集團化運做階段。
1999年水之緣(Waterspirits)氣泡超音波浴水療機全球代理商會議在文森特集團總部所在地Baden Baden(巴登巴登)地區成功舉辦,初步完成水之緣(Waterspirits)系列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布局。
2002年水之緣捐贈了氣泡超音波浴水療機給泰國的殘障福利院,極大的改善了他們的健康水平,總裁文森特先生被泰國王室授予“榮譽國民”稱號。
查爾斯夫婦
2004年進軍中國大陸市場,與惠州市恆鑫電子有限公司的前身--香港恆鑫保健器材有限公司合作,共同開發國內市場。
2005年與新加坡旅遊局合作,在聖陶沙亞洲最大型的水療中心——“水療按摩花園”成功舉辦新加坡水療嘉年華活動,活動受到了新加坡市民的廣泛認可,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也對活動的成功舉辦高度讚賞,認為對提升新加坡的旅遊知名度具有很好的榜樣作用。
2006年成立水之緣(中國)品牌推廣中心,水之緣中國的業務進入快速而規範的渠道擴張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