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暫行報律》（以下簡稱《暫行報律》）
是中華民國建立伊始時由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新聞律令．
《暫行報律》是南京臨時政府制定的臨時新聞法。1912年3月4日，南京臨時政府在正式宣布廢除《大清報律》的同時，致電總部設在上海的中國報界俱進會，並請轉全國新聞雜誌各社，稱“查滿清行用之報律，軍興以來，未經民國政府明白宣示，自無繼續之效力；而民國報律，又未遽行編定頒布，茲特定暫行報律三章，即希望報界各社一律遵守。其文如下：（1）新聞雜誌已出版及今後出版者，其發行及編輯人姓名，須向本部呈明註冊，或就近地方高級官廳呈明，咨部註冊。茲定自令之日起，截止陽曆四月初一日止，在此限期內，已出版之新聞雜誌各社，須將本社發行及編輯員姓名呈明註冊，其以後出版者，須於發行前呈明註冊，否則不準其發行。（2）流言煽惑關於共和國體，有破壞弊害者，除停止其出版外，其發行人、編輯人並坐以應得之罪。（3）調查失實污毀個人名譽者，被污毀之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時，經被污毀人提起訴訟時，則酌量科罰。”（《內務部頒布暫行報律電文》，引自：復旦大學新聞系新聞史教研室，1987：88）
《暫行報律》只有三條，既沒有法律的基本結構，又沒有具體事項和保障性的規定，只有禁止事項、懲罰事宜的條款，無法稱之為完全意義上的法律。從其所屬來看，前者只能算是一個簡略的部門規章，而後者充其量也只是一個簡單的行政法令而已。
《暫行報律》一經公布，即迅速招致上海等地十幾家報紙的堅決反對，五日後被撤銷。
從短期來看，《暫行報律》被廢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直接推動了當時的新聞事業快速發展，使報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據統計，民國元年，全國報紙陡增至500家，總銷數達4200萬份。這兩個數字，均突破了歷史的最高紀錄。北京因為是政治中心，報紙發展勢頭最猛，已逾百家，約占全國報紙總數的萬分之一。原報業中心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報紙數目在原基礎上也大為增多”。（方漢奇，1992：1014-1015）
但是，從長期來看，它也為政治權力干預迫害媒體、製造媒體災難提供了機會。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成文法國家，與章太炎等人的想法正好相悖，情況不能等同於英美等判例法國家，僅有憲法（當時的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還未出台）保護新聞自由是不能有效阻止政治權力壓迫新聞自由的。當時《暫行報律》被廢，民國政府迫於現實，又未能及時制定出新聞專律，新聞界無法可循，報刊相互攻訐，問題叢生，並且經常觸怒當權者，所以新聞界的過度自由直接誘使政治權力、尤其是後上台的政治強人對新聞界進行打壓。在這方面，最典型的當屬繼任總統袁世凱，他利用當時民國沒有新聞法的空子，採取以重金賄賂、暴力壓制，甚至是修憲、隨意立法等手段收買或迫害報紙和報人，摧殘報業。僅以1914年4月2日袁世凱政府頒布的《報紙條例》為例，就可以發現整個條例總計35條，幾乎全是禁載事項和懲罰辦法，並且恢復了前清的保證金制和發行許可制，成為“世界上報律比較之最惡者”。（北京英文《京報》，1914年4月4日，引自：方漢奇，1992：1054）從而報界自由空間逐步遭受壓縮，最終對新聞界造成了致命的戕害——癸丑報災。據統計，“在軍閥、官僚的摧殘下，到1913年底，全國繼續出版的報紙只剩下139家，和民國元年的500家相比，銳減了300多家，北京的上百家報紙只剩下20餘家”。（方漢奇，1992：1048）
但是，作為法治的必要前提，新聞法是新聞自由最重要的保障力量。只有實行新聞法治，才能實現新聞自由，才能為新聞界創造長久的繁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