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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於西南師大中國新詩研究所的李震，最終沒有成長為該所所長呂進先生模子下的“部件”，反而以更大的叛逆背離他的導師。一九九二年他出版《當代西部詩歌詩潮論》，屬於小試牛刀。同期的《詩符號論》、《神話寫作與反神話寫作》才是重頭戲。《詩符號論》樹立動態本體觀：真正的詩歌本體是一個不斷被發現、不斷被認識、不斷被展開的動態結構。它是一種虛幻的所指，分屬於不同動態序列的各個階段和層次，有著內在結構的潛在文本。有論者稱動態本體論觀是一次“致命的總結”。詩歌符號學是李震詩歌批評的主要理論表述領域，他擺脫語言淪為套用工具的慣性，挖掘詩符號三種功能，在詩歌語言學上達到一定的理論造詣。
《神話寫作與反神話寫作》，全面清算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價值觀和悲劇美學，倡導另一條“人的能指化”途徑。即反神話寫作——“由美向真、由病態的崇高向健康的快樂、由悲劇向喜劇、由假設向實在、由書面經典式的口語向活的口語過渡，而這些，正是詩歌的藝術精神加入並照亮工商業時代的可能的途徑。”(15)
在此積累基礎上，二○○二年李震順藤摸瓜完成《母語詩學綱要》，該著首次對“母語”做出全新的闡釋：母語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祖國語言”，而是指人類最早從大自然中習得的、並用以命名了大自然的語言，因而母語是一個種族童年的鄉音，是種族無意識的存在形式。當代詩歌的寫作是詩人在“異國他鄉”對母語境況的不斷回返和重臨。他指證漢語是一種先天具備詩性特質的母語。其命名方式決定了漢語意象化、空間化的詩意構成方式，和靜觀——頓悟的詩意審美方式。它在當代漢語詩歌寫作中呈現為：立足於解構語言的文化負荷的元語言寫作、努力尋找母語的當代形式的口語寫作，以及帶有某些原生形態寫作的傾向。
進而，李震通過精彩的個樣追蹤描述（李亞偉、于堅、王小妮、嚴力、胡寬、伊沙、非非詩歌）細緻地對母語詩學做出佐證。
李震是屬於悟性與理性結合的那類人，邏輯的思辨穿梭於直覺的叢林中，生命的律動感應著並擴張理論言說的表現力。《母語詩學綱要》，展示了李震對詩學體系（建立在語種意義上的語言詩學）的雛形嚮往和理論原創追求，這在當代詩學已屬不小成績。李震尚有提升空間，而要成就大氣候，李震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陳仲義 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