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歷史社會學派是當代西方社會學中側重從歷史角度進行比較文化研究的流派。
詳細介紹
當代西方社會學中側重從歷史角度進行比較文化研究的流派。儘管尚未正式形成嚴格意義上的社會學派別，但它具有較明確的研究方向，即以歷史上世界範圍內的不平等現象、階級衝突、國家與社會運動和社會革命等為主要研究對象。
發展歷史當代西方歷史社會學派的理論淵源，可追溯至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幾位著名的社會學家，如K.馬克思、M.韋伯、É.迪爾凱姆、P.A.索羅金等。他們把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運用於歷史研究，力圖揭示人類社會的文化（特別是行為規範和價值規範）和文明的產生、發展、繁榮的歷史規律，從而建立起文化和知識社會學的理論體系。當代西方的歷史社會學家主要繼承了古典社會學家們對社會變遷、工業化、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分層等重大歷史變革的研究，以求對歷史事件和社會事實作出社會學的科學說明。
從60年代起，當代西方歷史社會學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雲集於英、美兩國，主要有：英國的E.P.湯普森和P.安德森，美國的B.穆爾、G.倫斯基、T.斯科克波爾、I.沃勒斯坦和C.蒂利等人。在理論上，他們試圖調和馬克思和韋伯的社會學學說，傾向於衝突變遷的理論；在方法上，以對歷史事件的巨觀比較為主。
社會分層和不平等倫斯基仿效韋伯把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的始因歸結為政治權力。他在《權力和特權》(1966)一書中，提出了為社會學界所矚目的倫斯基社會分層理論。為說明人類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倫斯基用比較的方法，縱跨幾千年人類歷史，分別剖析了狩獵—採集的部落社會、農業帝國社會和現代工業社會的階級文化即財富和權力的社會分配。他認為，社會剩餘產品量的增長，並不意味著社會的總體財富將會按照人們的需要和對生產的貢獻進行平均分配；正相反，財富的分配取決於權力組織：歷史上愈是趨於集權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也就愈嚴重。他指出，中世紀的農業帝國生產出了相對剩餘的產品，但由於軍事貴族是當時社會中僅存的具有社會動員力的政治力量，結果剩餘產品為他們所壟斷，出現了極端的不平等。在工業社會中，由於社會革命將權力分散於大眾手中，不平等現象有所改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中產階級便是權力分散的直接受惠者。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不平等現象理應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但由於過分集中的權力，致使這種現象遲遲未能得以消除。
沃勒斯坦沿用馬克思的觀點，將社會不平等和社會分層的始因歸結為經濟的發展。沃勒斯坦把世界體系作為社會學的分析單位。他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兩種世界體系,即羅馬帝國和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前者以政治和文化統治為基礎，後者以經濟統治為依託。當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中心國、邊陲國和半邊陲國 3個部分構成。中心國依賴其經濟優勢對邊陲和半邊陲國進行剝削，造成了世界範圍內的不平等。這種格局的形成經歷了若干世紀的地域擴張和世界經濟的勞動分工。世界經濟體系中勞動分工的不平等，反過來加劇了中心國、邊陲國和半邊陲國之間的不平等狀態。
階級衝突與社會革命在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運動或社會革命等社會變遷形式，也是歷史社會學派關注的重點。穆爾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起源》(1966)獨闢蹊徑，探討了農民階級和土地貴族在社會革命中不同的作用。他指出，法國1789年的革命使農民獲得了土地，可他們卻變成了保守甚至是敵視都市工人及社會主義運動的反對革命的力量。德國與日本的封建領主將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他們變成了後來崛起的法西斯主義的社會基礎。在中國，農民並不擁有土地，而是採用租佃的形式向地主階級納租，無論生產結果如何，他們都必須在市場的壓力和地主階級壓迫的夾縫中生存。結果，中國的農民變成了社會革命的主力軍。在總結和比較了大量的歷史事實之後，穆爾指出，人類社會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因農民和土地貴族與市場的經濟關係不同，與社會中各種政治力量的組合形式不同,造就了人類歷史上3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形式：西方的民主政體、法西斯統治和以蘇聯及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
美國歷史社會學家C.卡爾霍恩對工人階級也進行了類似的考察。他認為，歷史上政治衝突的結果並不完全與馬克思和F.恩格斯的論斷相吻合，即工人階級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例如，工廠和企業的產業工人受到工人組織自身的束縛，工人們的鬥爭大多局限在工廠組織之內，鬥爭目標也非常狹隘，往往導致地方主義、工聯主義或改良主義，故無法在全民族範圍內形成大規模的工人運動。與此相反,小手工業者因直接與市場相關聯,且易於受到市場的衝擊而倒閉破產，所以他們不再是與企業組織而是與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相抗衡，這就決定了他們在政治上的激進傾向。卡爾霍恩並未就此否認產生新型工人階級運動的可能性，他所強調的是社會組織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他的注意力是要將重點轉向更高層次的組織──國家在革命運動中的作用以及階級動員力。
國家與社會革命國家與社會革命之間的關係和階級動員力是歷史社會學派討論的熱點之一。蒂利在《從動員到革命》中提出的資源動員論認為，革命運動實際上是集體行動的一種子類型；無論哪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實行完全徹底的社會控制，當國家外部爆發戰爭或國家內部出現政治危機之際,便會產生多元統治的狀況;一旦出現了多元統治，革命運動便應運而生；革命運動是在利益集團有意識和有目的的指導之下進行的，只要人們進行充分的動員和安排以實現自己的利益，革命成功的變遷模式就可以得到保障。
斯科克波爾不同意蒂利關於社會革命與階級動員力或整個社會的各種革命資源的動員力有著密切關係的觀點，認為革命運動不是唯意志論的，它的產生是存在於某些政府統治中的結構條件及若干目標的非主觀意願的結果。斯科克波爾先後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社會革命進行了對比，認為沒有哪一個成功的社會革命是大眾動員的結果，革命的產生和結局都是結構性的；國際關係危機和國家無力面對國際關係的挑戰，舊的貴族統治國家便分崩離析；在革命中，國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擺脫階級控制，而具有相對的自主性；所以，探討革命運動的成因，要把重點放在國家—政治之上，而不是沃勒斯坦認為的經濟因素。
評價當代西方歷史社會學派的社會學理論由於力圖調和馬克思和韋伯的學說，常常用歷史的社會變遷來展示社會經濟和文化的基本結構，所以，其巨觀的取向在方法論上引起了社會學界的長期爭論。歷史社會學派的社會學家們偏愛比較的方法，而此種方法在現實研究中表現出相當的矛盾性：①許多社會學者認為，歷史社會學選用的分析單位是不恰當的。由於分析單位過大和過小，削弱了社會學研究所要求的代表性。②歷史社會學的比較方法與社會學的傳統方法有一定的差異，比較的方法不能像統計的方法那樣明確地規定研究的總體和樣本。③歷史社會學家在進行比較分析時，雖然採用過定量的統計方法，但一般很難滿足統計技術的要求，故在處理可比性時顯得無力。④歷史社會學家往往要對研究對象進行巨觀的跨民族和跨文化的比較，他們在對史料進行處理時缺乏歷史學家所具有的嫻熟技巧。
參考書目
Anthony Gidders,Socioloɡy: A Brief but Criticɑl Introduction,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Publishers,2nd ed.,New York,1987。
Randall Collins,Three Socioloɡicɑl Trɑdi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5。
George Ritzer,ContemporɑrySocioloɡicɑl Theory,Alfred A.Knopf,New York,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