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引言
前言
致謝
第一部分 歐洲危機1
第1章 危機中的歐元2
第2章 歐元：希冀與現實32
第3章 歐洲的消沉表現61
第二部分 並不完善的開端81
第4章 單一的貨幣政策何時能奏效82
第5章 歐元：一個有分歧的體系121
第6章 貨幣政策和歐洲中央銀行141
第三部分 被誤解的政策171
第7章 危機政策：三巨頭政策是如何惡化歐元區結構並導致蕭條的172
第8章 解救將至：結構化改革208
第四部分 前進的道路231
第9章 創建行之有效的歐元區232
第10章 歐元區是否有可能友好“分手”260
第11章 邁向彈性歐元制度281
第12章 前路289
後記：英國脫歐及其餘震307
注釋341
引言
對於像我這樣的美國人來說，《歐元危機：共同貨幣陰影下的歐洲》第一次出版的時候（僅僅一年以前）看起來已經是另一個時代了。我又一次讀完了本書。本書認為歐洲和歐洲計畫的成功需要歐洲各國之間更為緊密地融合，而且歐洲各國的融合不僅僅對於歐洲來說是重要的，對於整個世界而言，都是至關重要的。我寫過歐洲是“啟蒙運動的源泉，是現代科學的發源地”，“目前世界正處於呼喚歐洲價值觀的時刻”。
當時，像唐納德·特朗普這樣的人可以當選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總統是不可想像的。 但它確實發生了。 而且它對我在本書中討論價值觀——從個人的基本權利和對多元化的寬容，到對星球的保護，甚至到真相的性質這些價值觀的衝擊甚至比人們所能預期的最糟糕的情況還要糟糕。對歐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為強烈。
目前，歐元仍然是歐洲計畫成功的最大威脅之一。有些人會以歐元又多挺過了一年作為證據來證明我的理論是錯誤的。相反，我在本書中建議，歐元區很可能會在接連發生的危機之中得過且過，這是一個邊緣政策，這個政策為依靠波動和不穩定性生存的對沖基金提供了充足的機會，但其代價是破壞了經濟的增長，以及從長遠來看，生活水平提高的機會。在2016年和2017年期間，和過去幾年相比，歐元區的平均增長率估計都是非常平庸的1.7%（略低於2015年的2.0%）。1失業率有著比較積極的表現，2017年3月失業率達到了9年以來的最低點9.4%。2但即使如此，如果用更寬泛的測量指標的話，考慮到那些想工作更長時間卻不能和那些不停地尋找工作但是依舊沒有找到而放棄找工作的人們，失業率就變成了18%。3而2017年3月青年失業人數占比仍然為難以接受的19.1%?4，並且2016年間歐盟中44%的有工作的年輕人（15～24歲）簽訂的都是短期契約。5
激烈的辯論
本書觸及了人們的痛處。對於任何人來說都很難認同“歐洲的經濟表現遠遠達不到優秀”的觀點。在本書完成後，我有幸和歐洲民間社會、學術界和政府的各界人士進行了大量的對話，並對本書提出的問題進行了討論，部分對話在公開的論壇上進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評論人是杰倫·迪塞爾布盧姆，荷蘭財長和歐元集團主席。歐元集團是由歐元區各國的財政部長們組成的，我在本書中提到了對危機國家施加的嚴厲程式，他們負責這部分程式的設計工作。2017年1月在達沃斯，我參加了一個討論歐洲未來的小組，該小組中還包括皮埃爾·莫斯科維奇，負責經濟和金融事務、稅務、海關等的歐盟委員會委員（相當於某種意義上的美國內閣部長或其他國家的部長）。我在維也納有一個傳播廣泛的電視轉播，內容是我與奧地利總理克里斯蒂安·克恩進行的討論。
我被所有有關這個問題的情報和承諾所震驚。但是，這些討論以及過去一年中歐洲各國官員所做的評論，也加深了我對歐元區各國之間存在深層次分歧的看法。這種分歧不僅來自經濟的差異，而且來自前景的差異。例如，迪塞爾布盧姆在德國報紙《法蘭克福匯報》6的一次採訪中說：
在歐元危機期間，歐元區北部國家表明了對危機國家的支持態度。作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我認為，團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所有受益者都需要承擔責任。我不可能一邊花天酒地，一邊向別人尋求幫助。
毫無疑問，危機國家感到被深深地冒犯了，並且要求他辭職。
在關於歐元的達沃斯討論小組中，觀眾的提問將觀點的分化置於聚光燈之下。對於數以百萬的沒有工作的年輕人來說，尤其是對危機國家的年輕人而言，歐洲領導人能夠提供什麼希望？在討論小組成員中，有一個被廣泛接受的協定，它是關於應該做什麼樣的工作才能讓歐元區成功運作的。小組成員中的歐洲委員有力地描述了已經採取的行動；但是，當談到必須把青年失業率降至可容忍水平所必須採取的關鍵步驟時，他卻只能表示，這在政治上很難付諸行動。換句話說：不要在短期內奢望太多的行動。
這些與歐洲領導人的討論凸顯了困擾歐元區的三種觀點之間的分歧。第一個觀點把歐元區的問題歸結於歐洲內部個別國家的失敗。那些做得不好的國家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它們應該感謝歐洲領導人對這些國家進行必要改革所發揮的推動作用。是政治家的阻礙和每個國家之中的既得利益關係在阻礙這個進程，因此它們需要來自布魯塞爾和法蘭克福的壓力才能讓這些改革付諸實踐。第二種觀點認為，這是歐洲政策制定者的失敗。如果他們是站在一個更長遠的角度制定政策，歐洲會做得更好。第三種觀點認為，責任在於歐元區的設計。只有對歐元區進行結構化改革才可能讓歐洲恢復健康。本書中的結論強烈支持第三種觀點。
歐洲官員當然支持第一種觀點：他們的政策（在他們看起來）也許並不完美，但在危機中，鑒於這些問題必須解決的速度，他們的表現實際上是值得讚揚的。看看他們有多少已經達成的成就！像我一樣的批評家們總是關注於半空的杯子，而不是半滿的。真正的責任應該由那些沒有做好自己本職工作的危機國家去承擔。
我認為他們已經達成的成就的確令人印象深刻。但尚未完成的任務更為重要，並且已經產生了嚴重後果，例如，損害了未來幾年的增長預期。本書可以解釋為什麼這些“指責受害者”的理論是沒有說服力的。這些國家在危機之前做得很好。它們並不是因為突然迷失了方向而變成了不毛之地。在歐元出現之前，當它們遇到問題時，它們的經濟可能會受到影響，但不會陷入像歐元危機所帶來的如此極端的大規模失業和經濟停滯。歐洲對危機國家開出了痛苦的處方，但它們的預期和實際實現的結果之間的差距表明，歐洲領導人的經濟假設是錯誤的。經濟理論和分析不足導致處方不好，進而導致不良後果。就是這么簡單。
如果歐元區中只有一兩個國家出現了問題，那么這種“指責受害者”理論可能還有些道理。畢竟每個桶里都會有爛蘋果。但是，當這么多的國家都出現問題時，甚至是芬蘭，這個在加入歐元區之前做得相當不錯並且擁有良好機構體系的北歐國家也無法倖免時，就表明了，這個桶本身也存在問題。事實上，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其表現遠遠不能讓人滿意。
我與歐洲官員的會晤印證了我的觀點，並且在本書中表達出來，即存在對單一貨幣成功運作所需要條件的重要誤解。一些評論家把我的工作認為是過於強調意識形態和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但是，本書傳達的核心信息是思想問題。本書試圖解釋單一貨幣運作的必要條件以及歐元區官員的普遍觀點為何是一種錯誤的引導，以及建立基本的經濟信念和有關歐元區結構和政策的決定之間的明確聯繫。7
歐洲的許多專家都贊成第二種觀點：如果政策制定者當初在對緊縮的限制不那么嚴格，對危機國家的銀行支持方面考慮得更為周到的話，情況就會有所不同。但是本書也提到了這一論點，強調如果危機國家設法實現充分就業，它們將面臨巨大的、不可持續的經常賬戶赤字。它們需要對匯率進行調整。沒有實際匯率的調整，一些國家（如德國）將面臨巨額的經常賬戶盈餘，而其他國家（危機國家，特別是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將面臨不可持續的經常賬戶赤字，就像受高失業率所困擾的瀕臨危機的國家目前所遭遇的那樣，比如義大利。
任何對於貨幣聯盟的分析，都需要將匯率固定時所發生的問題作為首要的分析對象，如果不這么做，就會遺漏一個核心問題：歐元的根本問題在於，它移除了匯率調整機制，並且沒有用任何方案來替代這一機制。在不解決這個問題的情況下，即使最明智的決策者也無法解決歐洲的問題。
當然，德國也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它本可以令它的經濟通貨膨脹，提高工資和物價，這將啟動危機國家所需要的實際匯率調整。但這並不是“三巨頭”所使用的工具之一，“三巨頭”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在應對歐元危機時的三位一體。事實上，當德國在向其他人說明他們應該做什麼時，它奉行的政策導致它有更大的盈餘。本書解釋了為什麼德國的貿易順差使得其他歐元區國家更難減少貿易赤字。與其說是幫助危機國家以及整個歐元區實現一種可持續的平衡，不如說是它實行了更加難以實現這種平衡的策略，並增加了歐元區其他國家面臨的調整成本。較少的緊縮無疑本可以改變這種政治辯論的態勢，並且減輕危機國家目前所面臨的痛苦，但這種政策同時也會留下無從解決的潛在問題。8
本書闡述了歐洲曾經需要的，並且現在仍然需要的，是對歐元區的結構進行更為根本性的改革：迫使德國和其他順差國家承擔更多的調整成本；給予歐洲官員進行政策調整的工具（通過銀行聯盟）以防止一些受災最嚴重的危機國家銀行系統的覆滅；建立一個框架來防止當一個國家無法遵從自己的意志進行貨幣借取時出現的無法避免的問題。簡而言之，歐洲需要執行我在第10章提出的改革路線。
儘管承認歐元問題是一個政治計畫的產物，我依然選擇首先從經濟的角度來探討歐元問題。無論建立單一貨幣區的動機是什麼，都存在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需要進行分析：在什麼樣的條件下，不同的國家之間可以使用單一貨幣？我在哥倫比亞的同事羅伯特·蒙代爾於1999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部分原因是他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但他是在歐元誕生之前提供的答案。現在的問題是，蒙代爾的理論在多大程度上是站得住腳的？
本書明確表明，蒙代爾只提供了所需分析的一部分。正如現代總量經濟學中的慣例，甚至是中央銀行在實踐中推行的那樣，它也忽略了銀行這一關鍵部分。這是非常奇怪的，因為如果沒有銀行，大概也就沒有中央銀行的存在了。但這遠遠超出了令人感到奇怪的本身：歐元危機（以及促成歐元危機的2008年經濟危機）的一個關鍵部分就是銀行危機。因此，本書的一個貢獻就是將銀行引入貨幣區的標準模型中。同樣，過去的標準模型分析關注的是均衡，對通往均衡的動態過程關注不夠。本書表明，正是這種體系的建立提供了分歧產生的土壤。9
這些分析和其他分析的進展不僅僅在學術上是重要的：它們有助於解釋為什麼三巨頭的預測如此之差，而理解這一點又是理解三巨頭政策失敗原因的關鍵。我擔心，很多評論者並未完全了解這些分析的進步，這意味著我在解釋其他理論為何是錯誤的時候沒有完成一個很好的工作。
正如我在上文所提到的，在很大程度上，許多讀者和評論家閱讀時唯讀進去了他們想要讀的部分。對歐元和歐盟的批評者們更加關注我提出的批評；而支持者們則更加關注我的解決方案。不出所料，本書在英國尤其受歡迎，因為本書提供的訊息對於英國脫歐的辯論雙方都是有意義的。對於支持英國退出歐盟的人來說，本書印證了他們對歐洲失調的看法。（在英國脫歐的全民公投之後不久紐約的一場招待會上，英國外交部部長，一個支持英國離開歐盟陣營的領導者，告訴我他是多么喜歡這本書。）對於那些支持留下並進行改革的人們來說，本書同時解釋歐洲計畫的重要性和改革的路徑。當然，他們閱讀本書的方式就是我打算閱讀的方式。
最具挑戰性的時刻出現在法國。在一次電視節目中，主持人向我展示了一盤磁帶，這盤磁帶記錄了勒龐對本書熱烈的贊同，他是右翼民粹主義者和反歐盟政治家，他代表了對“建立”的挑戰。主持人問我，我的反應是什麼，我的回答是什麼？我的回答很簡單，我寫這本書是因為我相信歐洲計畫，正如我在書的開頭和結尾所說的那樣：“歐元，儘管僅僅是一些紙和金屬，但它的重要性卻是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的。貨幣政策的安排僅僅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它們不是目的本身；單一貨幣應該使歐洲國家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帶來新的繁榮。”但歐元這種貨幣所做的正好相反。事實上，瑪麗娜·勒龐充實了本書中的一個關鍵信息，儘管不是以我希望去見證的方式：未能進行本書所呼籲的改革，即令歐元區按照它本應有的功能運作所需的改革，由此導致的失敗，將會造成嚴重的政治後果。
事實上，現在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世界中民粹主義激增，表明困擾如此多國家的新極端主義的湧現並不能全部歸咎於歐元。全世界的中產階級工人，尤其是男性都存在不安情緒的事實同樣證明了他們的困境也不能歸咎於歐元。但歐元的失敗已經助長並加劇了這些趨勢。像瑪麗娜·勒龐那樣的民粹主義者不加區分地將這些問題歸咎於歐元、移民、貿易和更普遍的全球化，他們喜歡責備別人，但他們提供不了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但重要的是要明白為什麼他們的言語可以使大家產生共鳴。市民們都能感受到他們的生活水平被降低了。
正如我在本書中所指出的，人們可以通過大致相同的視角來理解對於歐元的激烈反對和對於全球化的強烈反應。全球化是指世界各國的緊密結合。歐洲計畫是指歐洲國家的緊密結合。歐元是歐洲整合計畫中最雄心勃勃的一部分。移民一直是全球化中最具爭議的方面之一，而歐盟採取了強硬的立場：在歐盟內部，人們是可以自由流動的。
而全球化，正如我之前所說的，只是這些不良趨勢的部分原因，而且它是最容易被感知到的一部分：工人們看到工廠關閉，他們失去了工作，因為他們原先為之工作的跨國企業在國外開設了一條新的生產線。工人們相信自己的能力，他們認為只要遊戲規則能夠被制定得更加公平，他們就可以在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們認為全球化的規則對他們不利。毫不奇怪，他們憤怒了，他們求助於政客，他們主張改寫規則——如果必要的話，甚至退出全球化。同樣，毫不奇怪的是，那些幫助起草舊的全球化規則的政治家們（主張經濟一體化）被視為引起他們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的原因；讓這些人去制訂解決方案是不能夠被信任的。
這種對自己能力的自信解釋了為什麼許多工人仍然是技術的樂觀主義者；他們相信自己在面對新技術時可以及時提高自己的能力，也認同新的技術會在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的同時摧毀舊的就業崗位。例如，在上世紀之交，製造汽車的工作逐漸消失，但汽車製造業和修理業又創造了新的工作崗位。
雖然這種自信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但現實情況是，由技術進步和全球化而帶來的衝擊將會對我們的經濟社會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很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的個人和社區都無法憑藉自己的力量來充分地應對這種衝擊。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國家行動，包括幫助個人和我們的社會進行這種巨大的結構性改革，許多人的生活水平將大幅下降，許多社區將被遠遠地甩在後面。結果將會導致人們的憤怒，這種憤怒能為煽動者們提供可被抓住的機會。特朗普就已經證明了這種風險的存在，這是一種可能危及我們的民主、社會和基本價值觀的風險。
工人面臨的壓力主要來自技術的變化。即使在沒有全球化和沒有歐元的情況下，工人的福祉也幾乎肯定會受到威脅。當然，對於政治來說，人們的看法和觀念是最重要的，至於人們的觀念是否準確，則無人在乎。像特朗普和瑪麗娜·勒龐這樣的煽動者們在斥責全球化、歐元和歐盟的方面可能是成功的，但是他們忽視了全球化、歐元和歐盟在如今的經濟危機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
事實上，正如我在本書中強調的那樣，在歐元區內，歐元使事情變得雪上加霜。歐洲領導人很容易將責任歸咎於歐元。例如，歐洲的中央機構——歐洲中央銀行，根本不應該關心就業，而應該只關心通貨膨脹，以確保債券的價值不會受到侵蝕。因此，很容易就能指出，歐元區並不是以工人的利益為中心的。10
儘管瑪麗娜·勒龐以2比1的微弱優勢擊敗了對手，事實上，她獲得了將近1/3的選票，但選民的投票率很低，這些都表明了人們極大的不滿程度，並為即將到來的危險敲響了警鐘。那些關心歐洲未來及歐洲所擁有的價值觀的人們需要倍加努力以確保歐洲計畫的成功。這給本書中所傳達的信息帶來了新的緊迫性：改革歐元區結構的必要性和迅速推進這種結構性改革的必要性。
正如我剛才提到的，歐元區的創立，在許多方面都很類似於全球化，因為它導致了歐元區內的各個國家之間更為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它們兩者對於主權國家都有很重要的啟示。對於歐元區來說，直到危機來臨之前，大家並沒有意識到主權國家的經濟主權可以犧牲到何種程度，當各個國家開始了解到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它們的經濟政策都已經被歐盟和歐元區擺布了，可能被布魯塞爾（歐盟的主要機構所在地）控制，也可能被法蘭克福（歐洲中央銀行的所在地）控制，而這些國家的人們自己選出的領導人和他們自己的國家會議對經濟政策卻無能為力。
如果能夠把經濟主權賦予那些似乎以確保整個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的福祉以及歐元區內每個國家的利益為目標的人們，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當然，無論是中左派還是中右派的團體都聲稱，加入歐元區將導致更高的生活水平，這對於那些接受來自布魯塞爾和法蘭克福指令的每個國家來說也是如此。當這些政策制定者要求“改革”，甚至是進行看似痛苦的改革時，都是為了人民的長遠利益（理論上來說也是如此）。確實，法蘭克福和布魯塞爾可以制定這些“明智”的政策，部分原因是它們擺脫了國內政治的壓力。國內政治的壓力會導致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有失偏頗，反而會將國家推至臨近危機的邊緣甚至危機當中。但隨著歐元危機的持續，這種邏輯得以推進的基礎似乎越來越難以令人信服。
事實上，他們所承諾的增加普通公民的收入和增加就業機會不僅都沒有實現，反而兩者都有所下降，這種後果又因政府服務的削減而愈演愈烈。人們面臨著日益增加的不安全感和生活水平的下降，這與他們所承諾的正好相反。所有的這一切都在侵蝕這種機制的信譽。他們是不是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還是他們自己的模型欺騙了他們？對於那些已經看到他們的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甚至暴跌的人來說，自然的反應是尋找中左派和中右派提供的模式之外的替代模式。在一些國家出現了貿易保護主義和排外主義的增長趨勢。貿易保護主義的論點很簡單，但不幸的是，過分簡單了。貿易保護主義者承諾，移至國外的工作機會將會返回國內。對移民的限制意味著就業競爭將會減少，所以與存在移民競爭時的狀況相比，人們的工資會更高。所以他們充滿誤導性的論點就能夠行得通了。
這種論點反對了“開放會帶來更大的效率，從而帶來更大的經濟利益”的觀點。但是，只有當市場得到一個更大餡餅的承諾得以實現時，這個承諾才有分量；如果餡餅的整體尺寸增加的同時工人得到的餡餅份額變得越來越小，那就沒有多大幫助了。現實情況是，美國和包括歐元區在內的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成長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幾十年的增長速度還慢，並且它們曾經達到的增長水平已經從高峰滑落，一去不復返了。
同樣，如果每個人都過得不好，那么“由歐洲一體化所帶來的效率提高可以使每個人都能過得更好”的論點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當那些中右派（和越來越多的中左派）的人們開始擔心再分配的成本，並允許社會安全網在最需要的時候出現破裂時，人們對於全球化或歐洲計畫的支持可能就會減少，而對極端主義的支持則會增加。它同樣破壞了對全球化或歐洲一體化的支持，因為它鼓吹要將稅收負擔從公司和富人身上移除，唯恐他們離開去別處。這樣做意味著要么削減政府服務，要么增加其他稅收。在任何情況下，普通公民都是輸家。當他們看到像蘋果公司這樣的富裕跨國公司利用全球化和一些國家（愛爾蘭或盧森堡）的願望做特殊交易，以降低本來就已經很低的稅收負擔時，他們的憤怒就更加強烈了。實際上，在歐元區，所謂的合作夥伴似乎完全願意竊取其他國家的納稅人的錢；事實上，蘋果公司和愛爾蘭似乎為它們精心織就的道路很自豪，因為它們繞過了設計用來確保歐元區國家之間公平競爭的那些複雜的法規。
在許多情況下，本土化或長期國家分裂化現在已經成為前所未有的洪流，而正是保護主義情緒為其提供了得以滋生的土壤。例如，在西班牙，脫離中心黨派的行動已表明了人們對加強區域自治和加泰羅尼亞獨立的支持態度。而極端主義的滋生並不僅僅由歐洲所面臨的困境（包括由歐元產生的困境）導致，經濟問題和製造這些經濟問題的方式加上管理不善，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並且對政治極端主義的產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然，對於那些危機一再重複出現的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更為嚴重。在過去的一年中逐漸顯現的最新的危機發生在義大利。事實上，在2010年歐元危機開始之際，許多對沖基金認為義大利是最有可能全面崩盤的國家之一。2009年，義大利的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已達到113%，略低於當時希臘127%的債務比率。11然而，義大利通過保持經常賬戶盈餘的途徑（收入超過支出利息淨額）來避免全面危機的發生，它的盈餘是歐洲最高的盈餘之一。12但是這樣做是有成本的：義大利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非常疲軟（2016年為0.88%，2010～2016年為-0.4%，預計2017年的增長率為0.84%），並且他們青年失業率一直處於35%之上，居高不下。
任何經濟體一旦經濟停滯很長一段時間，幾乎不可避免地發現自己的銀行陷入麻煩，因為看似優質的貸款隨著經濟進入惡性循環轉變為了壞賬。發行貸款的約束條件趨緊，繼續迫使經濟向下惡化。
事實上，這就是義大利正在面臨的狀況。雖然義大利的銀行業危機非常廣泛，但作為義大利第三大銀行和世界上最古老銀行之一的義大利西雅那銀行（Monte dei Paschi di Siena，MPS）面臨的麻煩也能夠證明歐元區目前也面臨著困境。義大利西雅那銀行所需的救助資金數額僅為幾十億歐元，雖然這個數額是很小的，但失敗所引發的政治後果和經濟後果將是巨大的。歐洲奉行的規則使得公共救助十分困難，這將被視為對一家私營公司的不公平的國家援助（別介意美國擺脫了這種限制，它救助的規模可能會達到數百億美元）。義大利前總理馬泰奧·倫齊試圖啟動一個私人救助項目，希望通過脅迫和說服的交替運用讓其他銀行對其進行救助。雖然這種救助似乎符合歐洲的規則，但從標準經濟學和法治的角度來看，這些所謂的私人救助可能比透明的公共救濟更為糟糕。
最後，倫齊未能如願啟動義大利西雅那銀行所需的私人救助，而他的繼任者繼續公開救市，但只是招致了更多的批評，尤其是在德國。此外，有關銀行業救助的爭論導致了一場政治危機。倫齊曾呼籲憲法公投，但是對於憲法修改的投票最終卻轉變為了對於倫齊表現的投票，包括他處理銀行危機和更廣泛的其他經濟問題的方式。然而，他在這些方面所做的一切工作都要受到歐元區的限制——鑒於他面臨的種種限制，經濟不可能表現良好。2016年12月的憲法公投失敗，倫齊辭職。只有通過熟練的政治管理才可避免更深層次的政治危機。不過，在歐元區其他地方有人預計，義大利的中間派政黨將在下次選舉中處於弱勢地位甚至面臨大規模的潰退，因為他們認為現有的政黨充滿腐敗並且不具備執政能力，五星運動（Five Star Movement）得到復興，實力不斷增強，並且很有可能成為領導黨。此外，他們很可能與右翼黨派聯合起來，就退出歐元區舉行公投。儘管關於公投的範圍仍然存在憲法上的問題，但它引發的不確定性卻會促使義大利不得不提高利率。因為義大利目前的高負債狀態，利率的任何顯著的增加都可能會導致惡化的負債增長循環。
許多經濟學家，都樂於看到義大利與歐元區陷入困境：因為如果歐元區回到“正常”狀態，利率將上升。（甚至在這之前就會感受到壓力，因為美國的利率在增加。）但如果利率上升至正常水平附近，義大利為了償還債務將要支付的金額將會飆升，然而義大利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經很大了，約占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33%。13當然，如果投資者擔心義大利無法償還其債務，利率將會攀升至更高水平。義大利將會加入危機國家的行列。唯一能阻止這種情況的就是歐洲中央銀行購買更多的義大利政府債券，“不計任何代價地”購買更多的義大利政府債券，就像馬里奧·德拉吉，歐洲中央銀行主席在2012年所說的那樣，或者至少人們相信歐洲中央銀行會這樣做。對於葡萄牙的債務（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與義大利沒有太大的差別）的援助是一回事；為義大利進行同樣的援助又是另外一回事——義大利的債務是美國的10倍。歐洲中央銀行有沒有意願或者說有沒有能力“不惜一切代價地”購買更多的義大利政府債券？短視的市場還沒有把重點放在利率恢復正常時會發生什麼；但是這件事情是不可避免的，當它們最終這樣做時，歐元區將面臨迄今為止所遭遇的最為嚴峻的挑戰。
與此同時，2016年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繼續保持在1.2%的中等水平，預計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達到1.4%，與此同時，其2017年5月的失業率為9.6%。在那裡，經濟停滯為支持勒龐的極右民粹主義陣線提供了發展擴大的溫床：歐元引起的停滯有助於推動政治走向極端主義。
西班牙的麻煩更為嚴重，2016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經濟成長率為3.2%，與2015年相同，預計在2017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將降至2.6%。經濟成長預計將在未來幾年顯著放緩。14然而，在西班牙，許多人已經在慶祝他們取得了“成功”，他們相信自己已經成功地度過了經濟衰退的困難時期，儘管年輕人的失業率仍然在40%徘徊，而抵押貸款危機已經導致超過325?000次的喪失抵押品贖回權。15
當然，受危機打擊最嚴重的是希臘。正如我預測的那樣，三巨頭作為援助條件強加給希臘的新緊縮計畫導致經濟進一步萎縮。希臘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2015年萎縮到-0.2%，2016年“增長”率略高，為零。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17年和2018年的經濟成長率將分別為2.2%和2.7%，遠遠低於經濟復甦所需的速度。2016年，約有75%的家庭報告說，他們的收入減少了，40%的人甚至不得不減少食物，1/3的家庭至少有一名失業人員。16現在的貧困率是危機之前的兩倍。
愛爾蘭是一個報告好訊息的國家，然而它的“好訊息”恰恰突出了歐洲的問題所在。愛爾蘭官方報告的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高達26%。關於這一點的解釋：該國改變了稅收規則，以犧牲歐洲其他國家為代價，促使更多的公司在愛爾蘭報告利潤。蘋果公司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甚至與愛爾蘭簽訂了一項有利可圖的秘密協定（使蘋果公司能夠不僅僅只是在愛爾蘭避免繳稅，甚至是在全球範圍內都避免繳稅），直到這個秘密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被無意曝光。歐盟委員會委員瑪格麗特·威斯塔基爾當即裁定，蘋果公司的協定違反了歐盟的規則；然而即使它沒有違反規則，對於一個正在試圖建立企業責任形象的公司來說，正如威斯塔基爾所說的那樣，“從歐洲的收益中支付的有效公司稅從2003年的1%銳減至2014年的0.005%”，蘋果公司的行動仍然被認為是非常不正確的。
我在本書中解釋說，在歐元區和歐盟的建設過程中，人們意識到外部性的存在，即一國可能將成本強加給其他國家。規則應該禁止國家從事給其他國家帶來很大成本的行動。但我建議它們把注意力放在錯誤的外部性上，結果它們不適當地限制了獨立國家的經濟主權。然而，在這裡的情況是，一個國家的行動對其他歐洲國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不公平地試圖竊取其他國家的稅收，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其他國家的工作。但是，至少愛爾蘭的觀點認為，並沒有規則禁止它這樣做，歐洲各國之間的團結是如此的虛弱，以至於愛爾蘭甚至感覺不到任何的內疚。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當歐盟裁定蘋果公司需要向愛爾蘭支付大約130億美元的稅款（這是一筆國家急需的維持公共服務的資金）而不是令蘋果公司承認它們這一行為的惡劣時，愛爾蘭加入了蘋果公司的陣營。
觀念和政策
考慮到歐元區不佳的表現，現在歐元表現得已經比我預期的水平要高了。部分原因是，即使是在危機國家，公民也往往會責怪自己的政治家，而不是充分理解他們進行行動時所面臨的約束。當然，在腐敗盛行（如在西班牙）或者領導層顯得無能的國家這種現象尤其普遍。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儘管公眾喜歡歐元，但是它們對歐洲的機構卻越來越不信任，包括發行歐元的中央機構——歐洲中央銀行。在西班牙，對歐洲中央銀行的不信任率約為66%；即使在相對正常的德國，對歐洲中央銀行的不信任率仍在50%以上。17歐洲中央銀行往往因歐元區過高的失業率而備受指責。18
這種不信任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社會和政治工作必須有至少一點點的信任。信任的缺失可能對歐洲經濟成長產生長期的影響。
讓公民相信危機已經基本結束，歐元經受住了考驗，在這一點上歐洲的官員做得很好。他們認為，在歐元的未來這一方面的投資已經如此之多，現在還不是放棄歐元的時候。然而這樣做會帶來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
但是歐元的失敗已經產生了成本；歐元不再被視為歐洲身份的一個重要來源，取而代之的是被以一種更為功利的視角進行審視。進一步來講，越來越多的問題集中在歐元對推動歐洲不斷的繁榮和穩定是不是具有價值的。19
對於我而言，這個問題有一個明確的答案：如果歐元區沒有像這裡描述的那樣進行改革，最好是緩慢地進行改革，歐元不太可能支持歐洲的繁榮。隨著德國2016年貿易順差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歐洲的巨觀失衡越來越大。即使歐盟委員會也不得不批評德國的盈餘水平。20如果不進行修正，歐元將僅僅是德國繁榮的工具。
就像我在英國脫歐的後記中描述的那樣，儘管英國並不是歐元區的一員，但是歐元區內進行的各種事項都顯然會影響全民公投的結果。在某種程度上，選擇投反對票的力量也反映了英國人對上述歐洲機構的同樣不信任，因為英國人看到這些機構處理歐元危機的方式，他們完全有理由質疑這些機構。同時，英國脫歐所引發的後果目前為止還沒有被預見到，這一事實可能會鼓勵其他國家的人們也開始考慮退出歐元區。他們已經發現目前的安排並沒有發揮作用。他們也明白，如果沒有巨大的改革，就很難實現繁榮，但從政治上看，這些改革似乎遙不可及。無論他們走哪條路，都有風險：持續停滯或更糟的風險，結果最終變好的可能性很小；或在大規模改革中面臨嚴重調整成本的風險，但這至少有可能實現真正的共同繁榮。
直到最近，歷史的車輪已經把世界各國引向了日益融合的道路。全球化不可避免，而歐盟似乎正處在這些全球化趨勢的最前沿。歐洲計畫是20世紀最偉大的工程之一。20世紀前50年的特點是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後50年與前50年相比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歐盟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2016年的各種事件，無論是特朗普的當選還是英國的脫歐，都指向一個完全不同的方向。歐洲和歐洲計畫的成果現在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但是倘若歐洲不能恢復繁榮，它們的成功都將變得難以企及。而倘若歐元和歐元區繼續處於功能失調的狀態，歐洲共同繁榮的實現就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
正如我在本書的結論中所寫的那樣，歐元可以被拯救，而且事實上拯救歐元所需要的行動在經濟上並不困難。然而，人們需要做到政治上的團結一致，到目前為止，這已證明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希望特朗普的崛起和英國脫歐會刺激人們在改革歐元區方面所做的努力。歐洲計畫證明了人類理想的力量。如果這個計畫建立的基礎是歐元這樣一個本應強化歐洲計畫但是適得其反的貨幣安排，那么無論是對歐洲還是對整個世界來說，這都將是一個悲劇。過去一年已經充分表明了採取大膽行動的緊迫性。
前言
來自歐洲的負面訊息接連傳出。伴隨著半數青年失業，希臘處於一片蕭條之中。極右勢力給法國造成了巨大的傷痛。在加泰羅尼亞這個臨近巴塞隆納的地區，多數議會議員支持其從西班牙獨立出來。這本書即將出版之際，歐洲的大多數地區正經歷著損失慘重的十年，這十年內的人均GDP甚至要低於全球金融危機之前。
甚至就連歐洲所歡慶的成功也預示著失敗：西班牙的失業率從2013年的26%下降到2016年年初的20%。儘管如此，接近半數的青年仍舊處於待業狀態，1倘若尚未離開這個國家的青年才俊到其他地方謀求就業機會，失業率甚至將會變得更高。
那么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伴隨著經濟學科的發展，難道我們不是應該能夠更好地理解如何掌控經濟嗎？確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在他2003年演講時就向美國經濟協會宣布：“預防蕭條的核心問題已經解決。”2伴隨著市場狀況的改善，掌控經濟難道不應該變得更加簡便易行嗎？經濟運行良好的標誌是高速的增長以及低失業率，人人皆可得益於此。而歐洲目前的情況則剛好與之相反。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答案來解釋這個謎團：1992年起採取單一的貨幣政策，卻並未為這一政策提供運行的機構，這是一個致命性的決定。良好的貨幣政策體系並不能保證繁榮穩健的發展，但存在缺陷的貨幣政策體系必將導致蕭條和衰落。在多種貨幣政策中，常常會導致蕭條衰落的貨幣政策是貨幣掛鈎，即一國的貨幣價值相對於他國貨幣價值或是某種商品是相對固定的。
美國在19世紀末的蕭條與金本位制度不無關係，由於每個國家都將其貨幣價值與黃金價值掛鈎，因而也就內在地包含了會與其他國家的貨幣價值掛鈎的關係：由於黃金儲量有限，黃金的匱乏將會導致普通商品相對於黃金的價格下跌，這種現象如今我們稱之為通貨緊縮。3事實上，貨幣正變得更有價值，這也導致了美國農戶貧窮加劇，他們的賬務償還起來變得愈加困難。1896年的選舉現場，民主黨候選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的發言針對“美國是否會‘把人類釘死在黃金十字架上’”這一問題進行了爭辯。4
因此，金本位制度由於使得大蕭條危害加重、持續時間延長，一直以來廣受非議。那些儘早拋棄了金本位制度的國家在大蕭條中得到了較快的恢復。5
儘管歷史上早有此先例，歐洲仍決定採取單一貨幣制度，這種舉措使得金本位制度曾經帶給世界的災難重演——歐洲又陷入同樣的桎梏當中。金本位制度失敗了，不像那少有的被稱作“金甲蟲”的金本位制度主張者一樣，大多數人都不希望這種制度重建。
對於歐洲的問題，歐元不必受到指責——歐元是可以發揮它的作用的。所要做的是對貨幣聯盟的結構本身進行改革，而非作用於每個國家的經濟實體上。對於這些將要實施的改革，歐洲是否有足夠的團結性和凝聚力，尚且有待考證。由於缺乏變革的經驗，和解將是解決此前混亂局面的良方。這裡我將闡明應該如何處理分歧。
在2015年，由28個成員國組成的歐盟有著5.073億常住居民以及16.3萬億美元的GDP，生產總值僅僅略小於美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實體。6（考慮到匯率差別很大，國家相對規模也是如此，在2014年，歐盟是世界上第一大經濟實體。）在歐盟內部，19個國家採用了相同的貨幣制度——歐元。這個統一貨幣制度的“試驗”並非早已有之——歐元是從2002年才開始流通的，儘管早在此前十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中就已經提出了這一想法，7並且在這一想法提出三年後，歐元區的一些國家就採取措施將其貨幣價值與其他國家的貨幣掛鈎。2008年，這一地區陷入蕭條，並將世界上的其他地區也一併帶入這種境地。如今美國的經濟已經恢復——是一種美國式的滯後的復原，然而歐洲，或者具體來說是歐元區，其改革仍停滯不前。
這次敗局對於那些不少仍處於蕭條之中的危機國家來說，顯得尤為緊迫，這一點自然無可厚非。但並非僅僅對於那些被冠名為歐元區的國家來說有著重大影響，對於整個世界皆是如此。這一點部分是因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任何能夠導致全球化環節重要組成部分停滯不前的因素，都有可能危及眾人。
正如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論民主的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的案例所揭示的那樣，在文化界和政壇，那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現象並不少見。在某種程度上，經濟領域也是如此。從1959年到最近幾年，我曾數次出遊歐洲，大約是每年去幾次的頻率，其中曾有六年的時間求學、授課於此。在這段時間裡，我與歐洲政府官員多次打交道（多數接觸的是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接觸並不頻繁）。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歐元危機爆發之時，我與幾個危機國家保持著緊密的聯繫（這是由於我擔任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路易斯·羅德里格斯·薩帕特羅的顧問，並且還是希臘前首相喬治·帕潘德里歐的顧問和舊友），我能夠獲得危機國家內所發生的，甚至是關於這些歐元區議會內採取應對措施的第一手資料。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歐元試驗”的結果一度是可以預見的。8經濟學家不會委身於實驗室，而是通過那些自然發生的、由政策拋出的試驗來驗證我們的想法。我堅信，歐元教會了我們許多。它是一種由並不完善的經濟理論以及意識形態提出的，是一種並不能長期奏效的體系——早在大衰退時期，它的缺陷已然暴露於人們面前。我相信，對於那些持觀望態度的人來說，那些潛在的不足在一開始就是顯而易見的。這些不足之處促使了失衡狀態的形成，這種失衡的狀態正是目前逐漸呈現危機的元兇，而且需要耗費數年時間加以恢復。
自從我數年思索並論述經濟一體化的問題以來，或者更具體地說是從20世紀90年代我擔任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的經濟顧問並充當他議會經濟顧問的主席成員以來，這次“試驗”對於我來說變得尤為重要。我們的工作致力於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TFA，開放美國、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之間的邊境貿易；我們也致力於創建世界貿易組織，這一組織於1995年創建，並作為貿易管理法案的國際規則的開端。創建於1994年的NATFA並沒有歐盟那么野心勃勃，它允許工人們自由出入邊境。較之於歐元區來說，這一組織並沒有太大的野心——這三個國家並沒有採用統一的貨幣制度。但即便如此，這種有限的一體化仍舊帶來了問題。更重要的是，其“自由貿易協定”的名稱本身就是一個具有欺騙性的噱頭，這一點變得日漸明晰：這其實是一個受到約束的貿易協定，約束條件是為了某些特殊團體的利益，特別是美國。從那時開始，無論是對於經濟政治一體化之間懸殊差異所帶來的結果，還是對於那些在並不完善的民主進程背景下出於良好意圖的領導人所制定的國際協定的結果，都令我變得十分敏感。
從柯林頓的手下離開後，我供職於世界銀行，擔任首席經濟學家。在這裡，我面臨一系列新的經濟一體化問題，這與政治一體化是不相一致的。我見到我們的兄弟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試圖對那些需要它援助的國家強制採取一些它（或者說是它的捐贈者）認為良好的經濟政策。然而他們的看法是錯誤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大錯特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實施的政策往往會導致經濟衰退和蕭條。我一度竭力去理解這些錯誤以及為什麼這一組織會有如此所作所為。9
正如我在本書中提到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些時候世界銀行也是一樣）在發展國家、擴張市場上採取的措施，與那些在大衰退的復甦時期套用於希臘以及其他受災國家上的政策，是存在相同之處的。我也能夠解釋為什麼會存在顯著的共性：這些項目接連令人失望，並且受到被實施國公眾的一致反對。
如今，新提出的危害全球化而為少數人利益服務的法案正受到抨擊。這些一度為了共同利益而由政客於會議桌前“閉門造車”的貿易法案，其作用於遍及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國度。這些協定見證了與政治一體化並不同步的經濟一體化持續增長的野心。它們最為有持續性的特點之一是：當機構的預期利益由於新的管理條例而受損時，它們能夠對國家提出訴訟——一國政府並不能容忍在其領土上發生此種損失。管理的權利，以及面對環境的變化而改變規則的權利，是政府行政職能的一個基本方面。
然而，從本質層面來說，歐元區項目與其他例子是有差異的：其內在包含了強烈的政治一體化的意圖。在新的貿易協定之下，能夠影響這一貿易領域所有市民的議會主體，並沒有任何制定和諧化規則標準的意向。合作的議事日程只是簡單地停止了規則的制定，甚至更好地撤回了那些規則。
但是，由於“單一貨幣政策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意識形態與利益主體的影響，它並沒有實現其經濟意圖——帶來繁榮，也沒有實現其政治意圖——帶來凝聚力。
因此，儘管本書致力於闡述歐元的批判性問題，它的影響卻是更為廣闊的：它能夠為我們展現，當由意識形態以及經濟利益而非證據和經濟科學理論鍛造的備受爭議的經濟學說駕馭了議事日程時，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那些出於好意的嘗試，是如何取得了適得其反的效果的。
這裡我所講述的是不同主題的充滿戲劇性變化的例子，這也是近年來我致力於研究的方向，那些主題在全球範圍有著一定的反響：首當其衝的就是觀點的影響，尤其是有關自由無約束市場內效率及穩定性的觀點（被稱作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集合），這些觀點塑造了過去三分之一個世紀內的政策制度以及機構組織。我曾在其他地方提到過那些支配著發展學說的政策，這些政策被稱作華盛頓共識政策，它們造就了開發中國家當下的處境。10本書介紹的是，這些相同的觀點，在歐洲一體化的重要進程——共享貨幣政策並將其偏離了軌道的過程中，是如何影響下一步政策的。
因此，有關這些觀點的鬥爭無數次盤旋在我的腦海里。事實上，在一些例子中，那些呈現出的論據和證據是基本相同的。在歐洲的艱難鬥爭與美國是相似的:保守派試圖壓縮政府開支，包括有著急切需求的基礎設施建設，哪怕失業率居高不下、資源閒置仍舊如此。在歐洲，有關正確的預算結構的爭論與我在世界銀行工作時多次遇到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爭論是相似的。事實上，理解這些爭論的全球影響力正是我寫這本書的一大原因之一。
這些爭鬥中所運用到的那些觀點不僅僅是由利益所驅動的。在這裡我所持的觀點比狹隘的經濟決定論要更為寬泛:不能僅僅知道了一個人改善經濟狀況的途徑，就由此判斷他的處世準則。但是，特定的觀點是為特定的利益服務的，因此從大體上來說，政策服務於政策制定者的利益，這一點不足為奇，哪怕那些為他們爭取利益的概念往往是模糊抽象的。這種分析不可避免地推出一個結論：經濟與政治是緊密聯繫的——它們並不像一些經濟學家所期望的那樣可以分離。全球化往往不能為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中的大多數創造利益，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政治全球化的進程並不能趕得上經濟全球化的速度。這一點也恰恰解釋了歐元敗局的成因。
在我最近的研究中，一個更為深入的主題是不均等性。11經濟學家往往關注均值，比如生產總值或者人均產出的平均數，有些時候政治學家也是如此。但是在生產總值不斷攀升的同時，多數市民的生活狀況卻在惡化。最近的三分之一個世紀裡，美國的情況即是如此，其他地區也存在類似的情況。蛋糕如何分配並不重要——這是經濟學家們所持的觀點，似乎分配的結果是政治學家以及社會學家而非經濟學家更為關心的問題。羅伯特·盧卡斯曾經說道，“在諸多主流觀點中，對健全的經濟造成危害的、最具誘惑性的，在我看來最具毒害性的，就是過度關注分配的問題。”12
我們現在了解到了不均等性會影響經濟運行情況，所以不能對這些問題置之不理。13不均等性還會影響到美國的民主以及社會功效。然而在我看來我們之所以要關注不均等性，不僅僅是由於這些可能的後果：更為基礎的道德問題尚且懸而未決。
歐元導致了不均等性問題的加劇。本書的一大主要論點正是：歐元加重了兩極分化。在這些國家中貧者愈貧而富者愈富：比如在2007年，德國的GDP是希臘的10.8倍；而在2015年，成為希臘的17.5倍。這種分化也造成了歐元區國家間不均等性的加劇，尤其是危機國家。即使是那些在歐元問世前就試圖採取措施削弱不均等性的國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
這一點不足為奇：受到高失業率危害的往往是處於社會底層的人，高失業率所施加的壓力促使薪酬下調，政府由於經濟緊縮而縮減了開支，這損害的往往是那些依靠政府補助為生的中低收入階層。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新自由主義經濟的議事日程並沒有在增加經濟的平均增速上取得成就，但可以確定的一點是：它“成功地”加劇了不均等現象，至於這一點是如何實現的，歐元試驗則為此提供了一個具體的案例研究。
另外的兩個主題則與我參與過的兩個經濟體系有著直接的關聯。基於此種經濟體系的市場並非是有效率的，這一點得到了人們的廣泛共識。14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那隻由個人利益所驅使卻在整體上推動了整個社會良好運營的手，確實是“看不見的”，因為它並不存在。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並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資本主義的開端就預示著危機。15
經濟學家提出的標準模型簡單地假定市場是均衡的，換句話說，如果出現了經濟下行，它會迅速地恢復到正常水平。16這種經濟下滑後會自行恢復的觀點是理解歐元區經濟結構框架的關鍵。我的個人研究則解釋了為什麼經濟並未如期恢復，歐洲所發生的一切為這些觀點提供了恰如其分卻略帶悲傷色彩的解釋。
財政體系的作用對於本書所講述的內容是至關重要的。顯然，財政體系是當代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提到，倘若不加以規範，財政體系可能會導致那些伴隨著興盛與衰落的經濟不穩定。17歐洲發生的事情再度為這些問題提供了解釋，也揭示了在那些由危機引發的、在當代經濟中始終存在的問題中，歐元區的設計以及所提出的政策是如何對其做出應對的。
最後一個主題是我長期關注的，但在本書中，卻只是點到即止，它包含關於經濟中暗含的價值：第一，經濟應當作為一種為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手段或方法，用以增加個人或者社會的財富。第二，儘管生產總值是一個包含了經濟安全在內的廣義概念，個人財富卻不僅僅取決於生產總值這一標準的概念，還取決於一系列更為廣泛的概念，包括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對社會團體和政治機構的信心、民主參與制度等。第三，歐元作為一種手段，而且並不是一種針對其自身的手段——它的存在旨在在整個歐洲範圍內促進經濟成長、維護政治經濟凝聚力。反過來，這也會有助於實現更為長遠的目標，包括促進國家繁盛、發展我先前提到的那些基礎價值觀等。但顯而易見，事情並沒有朝著它所既定的目標前進。方法是其自身的方法，終極目標卻被忽視了。歐洲失去了它前進的方向。這種失控的特性，並非歐洲現象所特有的。它已然在多處發生：似乎已然成為這個時代的全球通病。
在某種程度上，歐元區的故事是一場道德劇：它揭示了沒有與選民充分交流的領導，是如何制定出並不能服務於其市民的制度的。它表明經濟利益往往被放在一個比經濟一體化更為重要的位置，而意識形態以及經濟利益的跋扈行為帶給經濟結構的效益微乎其微，卻將大多數市民置於風險當中。
那些沒有經濟學理論基礎的政治學家基於自己的考慮，將這個滿是陳詞濫調的故事講述出來，僅僅是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卻招致無窮無盡的長期後果。歐元區的設立將會使得短期困境中的國家得到較強國家的援助，堅持提倡這種想法的人必定是自私的投票者。但若是沒有一定程度的風險共享，任何一家貨幣聯盟都難以運行。
對於大多數歐洲人來說，歐盟，這個歐洲大陸上諸多國家的進一步一體化，是最近60年來最為重要的政治事件。若是預見了它的衰落，或者是表明它可能會衰落，又或者是表明歐盟的某個方面——貨幣體系——可能會衰落，都會被視為異端。但現實往往會傳遞出令人不快的信息：歐元體系已然破裂，倘若不加以修復，損失將會更加慘重。若是以大多數市民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現存的系統，哪怕加上它最近的改革都很難長期存活。這種損失不僅僅存在於經濟層面，其他方面比如我先前提到的政治和社會層面上令人不安的改變，以及極端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的興起。儘管歐元的失敗並不該為這些趨勢負全責，我仍舊認為，多數市民所承受的巨大經濟損失就算不是最為重要的原因，也會是較為重要的一個。
這些損失對於興起中的歐洲無疑是慘重的，將其未來置於險境，將其志向消磨殆盡。他們也許並不了解發生了什麼，也許並不了解經濟現象背後所暗含的內容，但他們明白這一點：他們依賴於那些說服他們支持創建歐元並邀請他們加入歐元區的人，那些承諾歐元的創立將會帶來空前繁榮的人，那些人當時還承諾，只要堅持將赤字和負債維持在相對生產總值較低的水平，不久之後貧困的國家將會趕超富有國家。現如今，仍舊是那些對他們做出承諾的人，告訴他們說，“相信我們，我們有方針、有策略，儘管短期來看會有傷痛，但從長期的角度來看，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儘管在我看來，如果歐元區不做出改變，現實將是令人沮喪的，並且如果歐元區按照德國之輩所要求的那樣進行改變，情形將會變得更加不容樂觀，但本書對此仍舊是寄予了希望的。在政治上更為一體化的歐洲將會是更為強勁、更為繁盛的歐洲，這一點傳遞出富有希望的信息，無論是對於起步階段的歐洲，還是對於那些相信歐盟的人，都是至關重要的。另一種與現任領導人推行的方法相異的前進路線是存在的，事實上，歐洲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前行路線，每一種都在不同程度上對歐洲的團結性做出了要求。
歐洲犯了一個簡單易懂的錯誤：它認為向著一個一體化的大陸邁進，最好的辦法就是成立一個貨幣聯盟，共享同一種貨幣制度。如果歐盟想要保留，那么對於歐元區和歐元來說，無論是結構上還是政策上，都需要深度改革。這一點是可以實現的。
歐元是人為的產物。它的問世並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則。如果有必要的話，歐洲的貨幣制度可以重建，歐元甚至可以被拋棄。歐洲也好，其他地方也罷，我們都可以改變我們的方針，改寫我們的經濟和政黨的規則，從而實現惠及更多人的繁榮、更為深化的民主，以及更為穩固的社會凝聚力。
本書寄希望於能夠給歐洲實現這一目標提供指導方針，並為歐洲迅速將此事提上議事日程起到推動作用。歐洲必須重拾歐盟始建之時追求崇高目標的視野。歐盟是如此重要，不該被歐元摧毀。
作者簡介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
約瑟夫 E. 斯蒂格利茨，全球最尖端的經濟學家之一，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同時擔任哥倫比亞大學全球思想委員會聯合主席。
2001年，因其對信息經濟學的開創性工作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在此之前，他還獲得了約翰·貝茨·克拉克獎。
斯蒂格利茨教授先後執教於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史丹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和牛津大學，是著名的經濟學教育家之一。
他還曾擔任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等一系列重要職務。
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經濟全球化觀點，是公共部門經濟學領域著名的專家。他的教材是世界上暢銷的教材之一，他的著作常能引起學術界和大眾的共鳴。
近期代表作：《重構美國經濟規則》、《不平等的代價》、《自由市場的墜落》、《全球化及其不滿》、《歐元危機：共同貨幣陰影下的歐洲》、《巨大的鴻溝》。
譯者簡介：
蔡笑，中信建投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證券金融部副總裁，金融學博士。曾任職於宏源證券研究所、信用交易部，《看多中國》合著者，《巴倫金融投資詞典（第8版）》合譯者，《垃圾債券掘金指南》和《巨大的鴻溝》譯者。
於曉潭，清華大學—致生聯發信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物聯網遙感大數據聯合研究中心副主任。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寧波創新中心物聯網大數據套用創新實驗室副主任、金融科技研究室顧問。
馮睿，經濟學碩士，供職於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曾任職於法興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