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六年三月，清聖祖玄燁命儒臣喇沙里、陳廷敬等編撰刊刻《日講四書解義》，並親自寫序。十二月書成。康熙帝認為《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體現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思想，“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所以尤為推崇，在日講諸書中首先刊刻《四書》。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製《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布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具。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了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此後，儒學在清朝社會特別是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獲得了正統的、合法的主導地位。這一重大的歷史轉折意味著清朝政權在保持自己獨有的民族特色的同時，又因吸收了博大精深的中原政治傳統，從而具有了更加豐厚的文化底蘊。政治倫理的儒學化使這個政權第一次具有了系統而明確的理論指導，從根本上解決了清初社會政治的演變方向，為清朝社會進入協調、穩定的發展階段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制度基礎。
此書根據日講精解和經筵講義整理而成。卷一為《大學》，卷二、卷三為《中庸》，卷四至卷十二為《論語》，卷十三至卷二十六為《孟子》。逐段訓講，不分大小字，經文頂格，訓解文字另起行低一字。《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書評價甚高，云：“所推演者皆作聖之基，為制之本，詞近而旨遠，語約而道宏，聖德神功所為契洙泗之傅，而繼唐虞之軌者，蓋胥肇於此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