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建築是人類社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物質上建築滿足了人類的現實功能需求，為人類遮風擋雨，提供庇護所；在精神層面上，建築創造出特定的空間，影響人的本能心理感受，引起心靈的共鳴，由此建築也被稱為“凝固的音樂”。在一定程度上，建築記錄了社會文化的發展變革，承載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足跡，被譽為“石頭的史書”。從古至今，在所有文明中，建築無不被視為表現人類力量的永久紀念物，在金字塔、神廟、教堂、宮殿等留存至今的著名建築中，不僅蘊含著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域的特定文化，也表征了人類在浩瀚宇宙中尋求自身存在意義的漫漫征程。
建築布局
“我們的人民必須知道：我們的新建築是為了鞏固我們的新政權！”—希特勒城市中央筆直的光輝大街，長達五英里，比巴黎香榭麗舍大街還要寬一倍；在大街的南端，還矗立著一座凱旋門，高達386英尺，是巴黎拿破倫凱旋門沒錯。阿道夫·希特勒廣場，這座光輝壯麗的城市，就是納粹頭目阿道夫·希特勒（AdolfHitler）計畫中的“日耳曼尼亞（Germania）”，一座在柏林基礎上建設的、最終將擁有1000萬人口的“世界之都”．這將會是統治歐洲的首都，甚至是全世界軍事力量和工業最密集的地方。不只是之前提到的這些超越巴黎——一直以來的世界級都會——地標性建築物，日耳曼尼亞的建築大都擁有驚人的體量。
凱旋門元首宮的占地面積將是菲利普二世在馬德里北面修建的埃斯科略修道院的7倍，其規模甚至要比傳說中的尼祿王金殿至少大一倍。而另外一座以羅馬萬神殿為模型的圓頂大會堂，高達310多米，直徑達260多米，規模相當於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的7倍、華盛頓國會大廈的32倍，可以容納的人數達16萬人，建成後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會堂。為此施勃利河必須改道，繞圓頂大廈的三面流過，最後流入一個巨大的人工湖和一個倒影池。該項目的基084085礎工程於1940年7月破土動工，圓頂大廈計畫於1950年4月19日，即希特勒61歲生日的前一天全部竣工。
建築武器
建築是一種宣傳工具。他在1937年納粹黨紀念日的講話中這樣說：“我們的敵人也許猜到，但我們的人民必須知道：我們的新建築是為了鞏固我們的新政權！”在“日耳曼尼亞”計
權力建築劃全盤托出前，一系列宏大的建築已在建設中。那座傲視柏林的巨大圓頂大會堂，早在1925年就有草圖。宏大的建築既可以激勵國民，“消除德意志民族的自卑感”；也可以打擊敵人。想像一下，當你穿過空曠的廣場，爬上台階，在兩尊赤裸強壯的日耳曼男性青銅雕像和抓著納粹標誌的展翅雄鷹注視下，走進一個又高又窄的入口，進入一個沒有窗戶的空曠大廳，然後經過一個圓廳，接下來是另一個空曠的、長達450英尺的大理石大廳漫長的走廊盡頭，推開一扇高達17英尺的雙開門，此次旅程的終點——喔，不，還沒有到。這是一個4000平方英尺的巨大空間，從門口走到辦公桌前——希特勒坐在那兒——還需要一分鐘。恐懼、崇敬，恐怕是這段旅程給人的最大感受。這便是希特勒的新總理府，能給前來覲見的外國來訪者幾乎致命的心理打擊，讓他們無不陷入對新德國權力的敬畏之中。建設新總理府的目的不僅僅是用來威懾小國元首，它大尺度和背後的神話也是感染德國普通民眾的有力武器——希特勒需要人民來頂禮膜拜。日耳曼尼亞規劃中，一系列擁有讓人毛骨悚然威力的大體量建築，從每個細節，都在加強“帝國的尊嚴”和“日耳曼民族的優越性”，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政治權力通過建築表達的範例。
權力體現
權力建築儘管希特勒不止一次地想成為一名建築師， 早年曾不斷試圖進入維也納藝術學院學習或者建築學校做建築學徒，但他顯然更想成為“設計第三帝國的首席建築師”。希特勒的建築構想，主要由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Speer）實現。
“世界之都”總設計師
阿爾伯特·施佩爾聽了希特勒的演講後，被納粹的魔力征服。1933年
權力的至高無上的象徵在藤伯爾霍夫機場舉行的五月大會上，他設計的會場方案大放異彩，使得他在納粹建築師的職業道路上嶄露頭角。之後，在希特勒先前器重的建築師特魯斯特身體惡化後，施佩爾被指定為執行建築師來完成重修舊總理府的工程。1936年，當施佩爾設計的紐倫堡工程以宏大的觀禮台和氣派的會場布置博得希特勒的歡心，施佩爾便一步登天，成為了帝國建築總監，享受了比柏林市長還高的工資待遇和眾多特權。宏偉的“日耳曼尼亞”也在施佩爾的規劃下逐漸成形。短短五年，憑藉和希特勒的親密無間的關係，這位31歲的年輕人已經成為“世界之都”的總設計師。
希特勒建築
可惜盛名之下的施佩爾卻沒有利用獨一無二的資源，使自己成為一個建築創新者。他只是將建築變成實現某種意圖——不單是詮釋納粹帝國的功能，也擴大了自己的權力——的手段。他只是對希特勒言聽計從，闡釋希特勒的意願，建造希特勒的建築。不過是針對民主、建設納粹未來的文化武器。是希特勒世界觀的現實載體和符號表達。它們代表了希特勒對現代城市中產階級利己主義的堅決反對，以及他試圖通過國家社會主義的塑造效應，利用團隊精神來取代它的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