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的創立
該段地皮和屋地，占地105尺深，地契號（牙蘭）4686/22號，即今日的會址。當時協助最力者為梁進、張亞意、蘇亞瑞、聶亞秀。後人追念先賢功勞，遂於惠州總墳左邊築拾金公墓，立碑紀念，以志不忘。
惠州會館的名字也極早出現在英殖民地初期的資料，它與許多會黨同期並存。
後來利昂康伯氏（LEON─COMBER）寫的《馬來亞的華族私會黨》（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MALAYA，1800-1900）曾引用這份資料把它們當作是檳城華族私會黨的七個最早組織──結果“惠州公司”也因而被歸納為會黨。
從這樣一份資料，可以知道在會館初建時，島上人口不多，惠州會館的公開會員人數也不多。據一般常見的人口史料，如巴素《馬來亞華僑史》引言中所引，1820年檳島華人的總人口才8270名，而1830年則是8963，1820年威省華人人口才325人，而1877年為951人。如上述R.Caunter所述的惠州會館之會員人數屬實，從人口比例則可反映其160名會員的實力不是太強大。
但我們顯然也要考慮資料以外的另一事實，在19世紀到達檳城的華人，即使以檳城的會館為中心，並不一定就落腳檳威兩地。他們是以檳城為跳板，進入吉打、玻璃市、霹靂等地，足跡甚至遠踏泰國及印尼的蘇島。
會館的發展
李興領導惠州同胞出錢出力，卻不似有子孫。在1848年逝世，其墓碑由惠州公司立碑，基於當時條件，式樣也相當簡樸。到了1973年，受廣汀第一公冢拾金影響，由林祿怡爭取重新立碑於總冢鄰近。
鹹豐十年（1860）廣汀公冢新建福德祠並義冢涼亭，惠州館捐四拾元，名列第六。
從現存會館的碑記看，惠州會館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堀起的領袖是黃陳慶。同治八年（1869）歲次己巳孟夏（四）月重修館宇，捐巨款者有黃陳慶，捐獻二百六十元。另有，李辛酉捐二百零五元、羅元有捐壹百五拾元，捐款者達152位。其中過半數捐款人名字是單字名而加阿者，阿滿就有五人；還有以數目字當名字者。阿七有兩位；阿三、四、六、九各有四位；阿五有五人。也有用好意頭的字眼當名字者，阿義五位、阿秀阿嬌各三人、阿發阿明阿興阿福阿有阿順阿先阿勝各兩位。考據這塊碑記上的人物，我們可以發現，會館在惠州公司時代的特色，一直保留迄今。它的成員不限於一地而是分散在北馬各處，以檳榔嶼為中心，連成一氣。
捐款人中最著名的是吉打甲必丹戴春桃，碑上署名戴阿桃捐拾元。他又名戴春華，但當時他可能未受封甲必丹，所以未有附刻職銜。
這樣一塊碑記不僅是留下了重要的憑證，說明當年的惠州社群的活動地域，並不僅僅在檳榔嶼島上。或者我們也可以將碑上的人名與其他地方的碑銘對比，以認識到他們參與的社會活動不僅限於惠州社群內部。結合其他的組織的碑記，可以發現會館領袖黃陳慶等人，其實活躍於內陸的大山腳一帶。
黃陳慶在1863年閩粵人士共同重修廣福宮之際捐陸拾元、李滿也捐伍拾、劉玉捐式拾、朱雲秀（義興黨員）捐拾元、孫化捐拾元、黃泗捐拾元、李辛酉捐拾元。1866年重修海珠嶼大伯公宮，羅元有（友）捐壹百、李興捐壹拾肆、黃陳慶捐拾三、劉（亞）玉捐拾元、吳（興）發捐拾元、藍（亞）有捐拾元、林滿捐伍元，張觀生捐伍元、陳壬生捐伍元、盧連興捐四元半、李滿（合）四元、李辛酉、林火秀（義興黨人）、戴春桃、王東連、朱雲秀、陳金養（任經理）各捐二元。這是他們參與檳城華人的社會與信仰中心機構，與其他籍貫領袖為公益共同捐款的見證。
惠州人在早期大山腳的主導地位也相當顯著。郭林佑、陳正梅、葉連貴、曾錦秀四人曾於光緒丙戌（1886）歲仲冬（十一月）月吉旦敬奉神案予威省大山腳伯公廟。黃陳慶（捐肆佰陸拾元）、溫娘田（捐伍拾員）等亦於光緒拾二年歲次丙戌冬月（十一月）谷誕供奉大山腳玄天上帝諭獎“共錫禎祥”匾。劉新（辛）福等於光緒十二年丙戌冬月（十一月）谷誕供奉“澤遍天南”予大山腳伯公廟。其中多人肯定是捐助建廟的惠州領袖：匡理黃陳慶捐四佰陸拾伍元，名列榜首、溫娘田捐五拾、朱雲秀捐拾元、湯春相、劉新福各拾元、黃泗合捐三元等。
當年參與跨群捐獻或為檳島外其他地區地方公廟捐獻的惠州人，名字可考者確不多。但從其社會活動推測，當時他們既是惠州的領導，就不能不參與華社，也不應落人之後。
無論如何，如我們不把會館史獨立的割裂在北馬社會歷史之外看待，那么，我們會發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是惠州會館以及在北馬的整個惠州社群歷史上經歷最嚴峻考驗的年代。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來自北馬的惠州人以檳城為跳板，進入威省以及霹靂州一帶，是不爭的事實。惠州原為中國最大的錫產地，惠州人南下馬來半島駕輕就熟的，進入礦區工作也是理所當然。然而，在同一時代，也遇上了地盤之爭；從1860年開始到1874年方才結束的拉律戰爭中，“惠州公司”的名字，一直作為一個交戰團體的姿勢出現在殖民政府的檔案，它和新寧、新會、開平、恩平四邑人，以及潮洲人的公司，共處於“義興公司”的旗幟下。義興為了保護從甘文丁礦區到北馬各地的地盤，與屬于海山會黨的增城及廣州府五縣對抗。其間，發生了不少互相攻擊的慘苦，令惠州人付出代價，多次在同鄉被殘殺，財物被搶掠、婦女自殺或被凌辱的情況下，撒回檳島。蘇昌等開拓礦區的領袖，也相繼犧牲。
拉律戰爭結束後，惠州人繼續參與華社共同活動。
光緒十一年（1885）廣汀公冢新建總墳旁築涼亭，碑文上惠州府眾善士匯零捐銀式拾二元正，又有惠州人溫娘田捐壹百，任大董理、湯春相捐肆拾，任大協理、朱雲秀捐二拾，任大協理、楊勝記捐拾員、林悅滔（義興黨員）捐拾員，任大協理、傅連捐拾員。光緒十二年（1886）創建平章公館，惠州府捐壹佰零柒元五角。
光緒十九年（1893）重修館宇後進，並將往日約兩間舊屋拆毀，改建會館一間、商店兩間，館門朝向社尾，而後門則向鹹魚埕。當時有胡捷發（胡觀巨父）捐肆拾元，名列榜首、次捐為李伍三拾元、三捐有林滿、林明、曾官姐、蘇貴、嚴英等捐二拾元。此次捐款人共134位，最大的特色是其中有整十位是以“XX合”的形式捐獻。
據溫梓川之口述，當時的會館仍然保持“惠州公司”的名稱，其篆體門額及楹聯是出自原籍惠陽的近代經學大師楊壽昌手筆。
現在重讀惠州會館樓上神主龕兩邊的楹聯：“惠博和平喜見河浮旭日，紫運長久欣聞海陸慶豐年”，可推測是清代之作品。聯中把清代的惠州十縣紫金、連平、長寧、海豐、陸豐、惠陽、博羅、和平、龍川、河源的縣名，都嵌入聯中。清代之歸善早在隋朝已名惠陽，明清兩代皆是惠州府治；清代之長寧到民國後方才改稱新豐。能把十屬縣名對稱的形成對聯，並點出其東向之地理位置（浮旭日），顯是大家手筆。
光緒廿年（1894）朱雲秀任廣汀會館惠州屬家長。
會館的現狀
1906年（光緒卅二年）胡捷發已歷任會長十餘年，後以年老退休，在會員大會上被選為信理員。嗣胡氏與薛泗，前往法庭申請將會館產業，授權給信理員多人；政府又頒發新地契以代替往年李興伯購館址時約契約。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溫火蘭、劉開發、黃石安集合張登元、楊少芬、蕭坪洲、許童等人，集會議決將舊館拆除，改建新館，並將前門改向鹹魚埕，而后座向社尾者則改建為兩間店鋪，作為會館產業，店租收入撥充會館經費。
自新建會館完成後，會館基礎，已告確立，館務進展，與時俱進，凡是惠屬男女，繳納基金貳元，即成為永久會員，至於會館開支，僅依會員所捐之香油金為經費，偶遇緊急費用，則發簿捐款，故為會長者，所負責任，頗為繁重。
當時為改善館務，乃召開大會，議決修改章程，增收年捐，並且考查會員之確實人數，以能共同促進館務。
1921年（民國十年）仲春（二月）新館建竣，中書“惠州會館”，左右楹聯：“惠愛同人外國何殊故國、州聯十邑檳城詎異鵝城。”檻聯內容說出了惠州移民在異鄉互為依賴、聲氣相通、爭取落地生根之豪情。
捐助最力者為盧文儀（盧良山父）、黃觀德、林碩向、孫亞厘（孫榮光父）、劉苑廷、張登元、張興、李福等君。盧孫兩家族都是在魯乃發跡的，李福則是在威中發跡，其後人之中有在新加坡任部長之李炯才。而會館樓下禮堂，即以“文儀堂”名之。
1938年到1940年期間，檳城惠州會館的主要任務，已從聯絡北馬地區同鄉以及溝通故鄉訊息，進一步發展到救鄉救國。當年的會館在孫榮光領導下，曾參與英荷各屬同鄉組織，聯組“英荷兩屬惠僑救鄉委員會” ，孫榮光並出任這一南洋惠僑組織之副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45）時，會館的一間店鋪被日機炸毀。和平後，由孫榮光主席的榮豐公司出資修建，允將租金扣除清還。
1954年第四度重修，是年主席陳世烈，總務林祿怡。
1968年成立獎學金，林祿怡將娶媳禮金五千元捐出，本會並向同鄉籌得另六千餘元，於是設立會員子女教育基會。
1969年元月起頒發獎學金。該年9月7日成立重建委員會，議決將兩間店屋拆除重建為三層大廈，幸獲淮拿督盧良山預貸拾萬免息，繼由陳世烈、林祿怡等出錢出力，始克有成。1974年5月3日奠基，9月23日興工，1975年10月落成。大廈以“盧良山樓”命名，以紀念貢獻之功。
1981年成立青年團。
1981年10月18日，針對社團修正法令對全馬所有社團之要求，本會館就應申請為聯誼性團體或政治性團體，召開特別會員大會。會議在二張廢票的情況下，以一票之差，決定會館今後之定向，將是作為“聯誼性團體”。
1982年，當局委任本會館為地區上的婚姻註冊處及婚姻調解處，會館財政陳天送為註冊官、主席陳世烈、副主席賴亞漢、財政陳天送、名譽主席拿汀李錦棠及總務林祿怡為調解委員。
1984年成立福利組。
檳城惠州會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