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梅楊福梅，餘生只為盲人奔走
簡介
1940年出生於上海
1949年搬遷至台灣
1965年考取美國紐約大學電腦系
1966年開始在AT&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工作
1989年在AT&T100多萬名員工的評選中獲得“總裁獎”(Presidentaward)稱號，這是該獎項在100多年歷史中第一次授予女性，也是第一次授予亞洲人。
1996年朗訊公司從AT&T分拆出來，楊福梅擔任副總裁。
2002年楊福梅擔任富士康集團副總裁
2004年被診斷出淋巴癌，赴美治療
她沒有當過母親，她面對需要幫助的人群時所迸發出的母性卻讓人嘆服；她曾經是世界一流大公司的副總裁，昔日在商場上有無數大手筆的她現在正胼手胝足地做著一支專項基金，絲毫不感“大材小用”；她曾經被假借“慈善”之名的人欺騙，受到傷害，卻反而報以更大的熱情和愛心；她現在的身體比任何時候都要虛弱，卻更加忙碌。她要追趕時間，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幫助更多的人，啟發更多人的良知。
傳奇經歷
她有三個名字：MARYCHIANG、姜福梅、楊福梅。
大家管她叫MARYCHIANG的時候，她正在美國，身份是AT&T(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副總裁，事業如魚得水，人生春風得意；大家叫她姜福梅的時候，她的身份是別人的太太，青春的光彩仍未褪盡，身體更是健康得不得了；現在，更多的人叫她楊福梅。
此時的她67歲，離婚並且退休，三年前被確診淋巴癌，手術很成功，只是化療留下後遺症，從此每天要上十多次洗手間。
一個畢生勤奮而且事業得意的女性，在晚年得了癌症。她應該選擇怎樣度過自己的餘生？週遊世界、盡情享受？令人吃驚的是，她的選擇是以“楊福梅”之名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成立一個專項基金——光明天使基金，致力於為盲人提供職業培訓。而在此前，我國還沒有一個專門幫助盲人群體的基金會或者專項基金。
因此，雖然還是有人會叫她“MARYCHIANG”或者“姜福梅”，但是，以後叫她“楊福梅”的人一定會更多，因為現在，中國1233萬盲人都和“楊福梅”這個名字扯上了關係。
事實上，不管以哪一個名字出現，也不管身體健康與否，其實楊福梅就是楊福梅，她總是笑容滿面地出現在你面前，讓你看到開朗、樂觀、無私和優雅；她談到自己的病情時滿臉輕鬆，談起盲人的境況時聲音雖然會哽咽，但仍然微笑；她遇見朋友說“Hello”，遇見困難說“Itdoesn’tmatter.(沒關係)”和“Letitgo.(忘了它吧) ”。
何以如此有愛？
在自己面臨死亡的時候，滿腦子想的卻是一群和自己毫不相關的人，這是什麼精神？那么多愛心怎么來的呢？採訪自始至終，記者都帶著這個疑問。
楊福梅9歲時全家便遷往台灣，她回憶：“我小時候學校都會教我們忠孝、仁愛、禮義、廉恥。”這些基本的人生規範，貫穿於其人生信念始終。
“我從小喜歡英文和數學，主要是喜歡老師。我的英文老師，人很好，又漂亮，那個時候她穿蓬蓬裙和三寸高跟鞋，講課時走來走去，‘刷’一圈，‘刷’又一圈，我就想：哇，老師怎么那么美！我就很喜歡她，第一次考英文就很好。我的數學老師也是，很幽默很幽默的，我就想一定要為他念書，所以我的數學和英文一直就很好。”
英文老師的美麗和數學老師的幽默，不僅讓英、數俱佳的楊福梅考上了紐約大學的電腦系，從而改變其一生的軌跡，更讓楊福梅深深明白：一個人的愛心，一定要通過優雅的舉止和友好的微笑來表達。所以，較之大陸其他NGO領導人，楊福梅顯得更加活潑而且親切，她能夠真心擁抱盲人，和他們唱歌跳舞打成一片，而較少有官僚習氣。
這還影響了楊福梅的教育觀，日後打算辦盲人學校的時候，楊福梅就把心理教育的重要性放在職業教育之前：“老師一定要有愛心，而且老師不要把學生看扁，很多老師會說，‘你這么笨，一輩子不會有出息！’好了，這個孩子受傷了。這個很重要，他要知道自己講的話對孩子有多重要。”
父親的影響
“我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父親，他是商人，但為人豪爽，他心中從來沒有自己。”楊福梅印象中的父親對朋友義氣、守諾、豪邁，這成為她一生的榜樣。“我父親對朋友說過，‘我的東西你都可以拿，就是老婆孩子不能拿。’”
父親的影響造成了日後朋友送給楊福梅禮物，必須在上面刻上她的名字，因為楊福梅隨時可能將其轉手贈人。”
“如果你比我喜歡，你比我會照顧，那你就拿去。我覺得東西都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對我最有價值的是朋友之間那份濃濃的感情和愛。”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楊福梅如此表述自己的價值觀。
2000年的時候，楊福梅無償資助100萬元給清華大學的幾位學生研發手機，研發最終以失敗告終。有人告訴楊福梅，你被騙了。
“我的看法不太一樣，他們現在不是拿了我的錢去逍遙了，都還在努力啊，做不好只是時也命也，只是還沒有做起來，他們努力了。我不認為錢是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當楊福梅決意賭上自己的全部身家乃至性命來做慈善，也就不讓人奇怪了。
“我父親很愛我母親，母親去世之後他就沒有再娶過。”在洋溢著愛的環境中長大的楊福梅用另外一種方式繼承了父親對愛情的執著——自1989年離婚後，楊福梅沒有再婚。她不肯遷就，楊福梅心目中的配偶是像父親那樣胸襟寬廣、不計私利的男子。
此外，不得不提另外兩位對楊福梅影響至關重要的人。一位是楊福梅在AT&T及朗訊工作38年期間的上司葉祖禹。作為董事長的葉祖禹，“無論是在工作還是做慈善方面，都給我很大啟發，讓我學到許多為人處世、待人接物的方法。”而另一位對楊福梅有很大影響的人則是台灣首富郭台銘，“我非常尊敬他，從他那裡，學到做事情要重在明確目標、方向、策略以及效益。”
回憶起過往的生活，楊福梅感言：“環境對人的影響太大了，教你的人一定要會幫助你，會鼓勵你，會愛你，不會恥笑你，不會在你的背後講一些對你不好、沒有幫助的話。”
曾經的遭遇
一次被騙的經歷、一次和死神的親密接觸，讓楊福梅決定在垂暮之年做一個為盲人服務的基金。
楊福梅一直很關心孤兒。在美國的時候，她就在孤兒院裡做義工。當時，做義工是公司的一種文化：“我下面100 多個員工沒有一個不做義工的，在醫院裡、在交通路上……如果你還沒有做義工，就會有人說，‘你看大家都在做，你居然沒有去做。’這樣就變成一種文化。”
楊福梅會在每個周五晚上去孤兒院，照顧10個小孩，給他們講故事、陪他們吃飯、帶他們洗澡，最後哄著上床睡覺。如此兩年，雷打不動。
在被公司派到大陸工作後，楊福梅開始關注大陸的孤兒。1998年前後，她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以美國媽媽聯誼會的名義在雲南麗江資助了280名孤兒。而280名孤兒的負責人，就是曾經被人親切稱作“麗江媽媽”的胡曼莉。而此後，對於善款是否被挪作他用，有媒體展開過一系列的調查。
楊福梅不願評判他人，但她意識到，做慈善事業，應當親力親為。楊福梅說：“為什麼要在中國紅十字基金會下成立光明天使基金？我不要任何人摸到這個錢。我要讓捐款人得到稅收的優惠，我要讓捐款用到實處。”
而在此之前，楊福梅曾在生死邊緣徘徊了一年之久。
本來，楊福梅一直是個精力異常充沛的人，她多年的好友、美新路基金工作人員郭小華稱其“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累 ”。
但在2004年新年伊始的時候，楊福梅開始覺得自己身體不對勁了，她開始“常常會覺得疲憊，身體一些地方會疼。”
楊福梅四處檢查，可是每一個醫院的診斷結果都是健康。楊福梅不相信，她清楚自己的身體，她知道自己一定是得了重病。6個月後，楊福梅在北京海軍總醫院被確診為淋巴癌。
讓醫生難以置信的是，病人得知診斷結果的第一反應居然是哈哈大笑。
楊福梅告訴大夫：“我好高興喔，終於發現了！我查了六個月都沒有查出來，現在至少知道答案，知道該怎么解決問題了。”
到了美國最好的腫瘤醫院，40多個醫生給楊福梅做了個會診，片子掛滿會議室。楊福梅看到那個淋巴腫瘤直徑有7 公分，大概有一個網球那么大。醫生告訴她，那個腫瘤最少有9年了。
手術很成功，只是化療留下一個後遺症——不斷地拉肚子，一天最多可以拉40次。“拉得整個人都像一團軟棉花，除了眼睛可以動、腦筋可以動，我連舉起手來的氣力都沒有。”醫生一天給楊福梅打3500CC的營養液，一天打16個小時。
“在那個時候，我覺得活著很累，我在床上的那種無奈無望，感覺人活著都沒有尊嚴，什麼金錢名譽地位，全世界通通給你都沒用！”
病痛的折磨讓楊福梅看到了人生痛苦和磨難的一面，於是她在出院以後回到了大陸，想要看看窮人是怎樣一種生活狀況。
“那個時候是我來中國工作10年的日子。我覺得中國太窮了，很多地方都需要改善，我就想要回來這裡。剛回來時常常跟農民子弟工玩，曾經想選擇去幫助他們。”
2006年10月份，回國不久，楊福梅遇到了一位盲人——中國盲人協會副主席滕偉民。“他24歲以前是很好的醫生，後來眼睛瞎了。以前看得見，以前有夢，現在都沒有了。”
和滕偉民的接觸讓盲人這個群體走進楊福梅的視野。在那個冬天她又看到了張成盲人學校。
張成是河北的一位盲人，14歲失明，幾次自殺未遂以後在河北省盲校學習中醫按摩。他靠著驚人的意志，以特殊的方式學會了解剖，以針扎自己的辦法學會了針灸。1997年，想要幫助更多盲人的張成，陸續在邢台和北京開辦了免費的盲人學校。
“整個學校都沒有暖氣，也沒有熱水，但是他們(盲校學生)很注意聽課，他們志氣很好！我說你們晚上怎么睡啊，我在家裡開暖氣還嫌不熱，但是他們沒有抱怨，只是想把東西學好回去養家餬口。我很感動，好！我要來幫助這個學校！”楊福梅說到做到，現在，已經為張成的學校捐助近10萬元，用於改善辦學條件。
“當時是這樣開始的，結果後來發現中國有1233萬盲人，幾乎每個人的生活狀況都很糟糕。”同時，我國每年還新增45萬盲人，如果這個趨勢繼續不變，那么到2020年預計中國的盲人將增加4倍。
找到方向
“農民工子弟還有父母幫他，可是盲人沒有人幫助，他們就像我當時在病床上，無助無望。我一定要幫他們，幫一個是一個。我是做不來，但是我可以來呼籲，讓你們認識和知道盲人，讓你們知道你們有多幸福，你幫他們只是舉手之勞。”於是楊福梅把美國的房子賣掉，拿了100萬元人民幣在紅十字基金會成立了光明天使基金。
在回顧這段記憶時，楊福梅認為病床上的那段經歷至關重要。
“它讓我整個的人生觀、價值觀都改變了。”楊福梅說，“之前我做的都是大事情。”她曾多次被國家領導人接見， “那個時候你跟我談盲人，我可能捐個50萬給他們，但是那場病打掉了我的銳氣，讓我更加謙卑。如果不是這樣，可能我就沒有這樣心甘情願為盲人來做事情，不會這樣盡心盡力動情去做。”
病痛的折磨讓楊福梅的人生節奏慢了下來，她開始體會到人生不只有光明和歡樂，還有許多痛苦和不堪。楊福梅之前的人生實在太過春風得意，可謂“一日看盡長安花”，策馬長驅的她怎么會停下來關注路邊茁壯生長的小花小草，或者一隻受傷的青蛙？但是癌症教會她感同身受。
大家能為國家做什麼
祖國大陸有盲人，台灣有盲人，美國也有盲人。楊福梅為什麼獨獨選擇在大陸做慈善事業？要知道台灣是楊福梅長大的地方，而美國雕刻著楊福梅的人生中更重的痕跡：她在那裡發展自己的事業，度過了人生中最長的時光，並且，她的國籍在美國。
“香港政府一個月給盲人3200多元錢，台灣一個月給2800元，美國是政府一直照顧盲人，可是我們國家呢？有特殊情況的才給幾百塊錢，幾百塊可以吃什麼？”大陸的盲人更需要幫助，這就是答案。
此外，楊福梅從來都記得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並“為此而自豪”。她最崇拜的人是諸葛亮，諸葛亮不僅聰明，“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和楊福梅也很像。
事實上，楊福梅的生命和大陸本無太多交集。
1949年，楊福梅一家離開大陸，那時她才9歲，對於自己在上海的家，楊福梅惟一的印象是“長長的樓梯，總是要爬上爬下”，現在那處房產還在，住著17戶人家。
再次回來，已是33載以後。但是1982年的那次回國之旅讓楊福梅備感不快：酒店只有建國飯店可以住，但是房間要100美金一晚；物資匱乏，市場上能買到的東西很少；最讓她難以接受的是，去吃飯時作為外賓她只能在二樓“外賓席 ”就餐，她的舅舅不能一同上二樓，而楊福梅也不能下樓用餐……
“條條框框可多了，”楊福梅笑著說，“那時候我發誓以後再也不回大陸了。”
但楊福梅終究回來了，1990年前後，她又回過一次大陸，1995年，她被朗訊公司派遣到中國大陸，一呆十年。正是在這十年間，楊福梅看到祖國不斷變化。
“中國的確改變了”，楊福梅感慨地回憶，“變得我想要葉落歸根，把美國的那個根都拔掉。”
對於中國現在的發展速度，楊福梅認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中國這個速度，對於窮人是太快了。”
很多人說楊福梅這是在瞎操心，“做了政府應該做的事情”。
楊福梅對此的回應是：“但是這個政府已經很累了，就像爸爸媽媽背的包袱很重了，做孩子的就應該說，‘爸爸，這個包包我來背。’被不被理解，都無所謂了。甘迺迪說過的，‘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可以為國家做什麼。’”
最近楊福梅總是在香港和內地之間飛來飛去，因為9月22日“香港回歸十周年之夜·光明天使慈善晚宴”就要舉行，而她現在要操心的事情一大堆：邀請函怎么編寫、募捐會上如果有人刷信用卡應該怎么處理……這樣的小事，都是她親自一件一件解決。此外，楊福梅還要考慮盲人學校以後的服裝怎么設計，顏色是白色好還是藍色好……
這么大的工作量對於一個病人來說太大了，並且她還要應付國內一些中國特色的“規矩”。但是楊福梅從不抱怨。
“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就不會累，而不喜歡的事情，做一兩分鐘就受不了。我跟大家談盲人的時候，會覺得很溫馨— —啊！又會有好多朋友來了解盲人了……你要做是因為你對你自己的要求比別人高一點，那么什麼事情都要自己負責。”
公益目標
現在楊福梅是光明天使基金的負責人，但也是個光桿司令——除去光明天使基金100多名義工，她是基金的惟一專職人員，拉贊助、籌辦慈善義演、籌劃盲人學校……事情不分巨細，通通需要她來過問操心，好在她有40多年的經營管理經驗，事情再多也能長袖善舞。
但是楊福梅絲毫不覺孤單，她有6個很好的夥伴，他們都是非常成功的企業家，這支理事隊伍對於基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且光明天使基金還有100多個義工，基金運行到現在，還沒有支出過工資。
對於光明天使基金，楊福梅已經有了長達5年的規劃。
“明年，光明天使基金要建立第一所盲人學校，而5年以後則要在中國建立兩三個這樣的學校。建這個學校要有一塊地，哪個地方願意算我地皮便宜點我就建在哪裡，反正盲人是住校的。”
除了專門做培訓以外，楊福梅還要在學校旁邊建一個養老院。“盲人老了真的沒人照顧，衣服褲子那個臭啊……都沒有人去接近他們。”
“我們要做的工作就是：第一，要一個個地來幫助這些盲人；第二，呼籲政府拿出照顧盲人的優惠政策；第三，我要把很多盲人祖傳的學問和技藝傳出來，我知道好幾個盲人有祖傳的秘方，像治療不孕症、胃潰瘍和高血壓，我要讓他們教其他盲人，讓他們能夠站起來。我願意給一筆錢，並給他們養老。——不然，他們都以為沒有人重視他們，以為這些本事都要帶到棺材裡面去了。”
學校當然是免費的，每個月只收150元一伙食費，畢業以後盲人能夠拿到中專文憑，還能考取相關的職業技能技術。楊福梅還打算在盲人畢業以後幫他們開按摩學校。
“我們要把學校辦得像麥當勞一樣，開到全國各地去！”楊福梅遙望遠景時說。
而另一個問題隨之而來，由於學校的免費性質，分校越多運營的包袱也越重，而楊福梅希望學員畢業之後回饋學校，這等於將學校可持續發展的希望寄托在學員的道德水平上。
“您會不會和學員們簽一個道德協定？”記者問楊福梅。
楊福梅不這么想。
“你見過父母培養孩子，要孩子簽一個回報協定的么？”楊福梅反問記者，“還是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比較好，有些學員畢業以後或許還會有自身的一些困難，如果他有能力不能感恩，那我們作為培養他三年的學校，需要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如果學員普遍不回報，那我們就爭取多募款嘍。”
現在，已經有一個為奧運會做設計的設計師朋友願意為這個學校做免費的設計。楊福梅介紹，這箇中心不單單接受中國的盲人，還要接受全世界的盲人來這裡培訓。
“我們已經籌集了14%到15%的(建第一所學校所需的)資金，我希望有愛心的人都可以來參與這個工作。如果你有什麼條件，比如今天你捐300萬，你要這所學校建在浙江，要學校的冠名權，都可以，這無所謂，歸根結底是為了幫助盲人。”
“我相信，施比受更為有福。”
我無所畏懼
記者問她，做這個事情，最擔心害怕的是什麼。
“我一點都不擔心，我也沒有害怕。我餘生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把這件事情做好。我做到哪裡算到哪裡，我盡了力就覺得問心無愧。如果這學校建起來，我走了，我會很開心，如果沒有建起來，我會叫人想辦法——目前最大的困難是籌款，我可以把我美國的錢再投進來嘛，三四百萬，我可以拿出來的。”
“我沒有要炫耀什麼，我只是要大家一起來，幫盲人一把，要盲人也知道，還有人在關懷他們。我在做一個拋磚引玉的工作，我要啟發很多人的良知，我要啟發很多人慈善的心。”
得過癌症的人，身體裡就像裝了一個定時炸彈。鑒於這種況，楊福梅現在已經開始尋找接班人。“接班人很難，第一要有愛心，第二要有資金基礎，第三要能夠和人溝通，第四要有這個氣魄，不為錢不為利，只是為了幫助盲人。”
最後聊及自己的身體，楊福梅表現得很樂觀：
“我這人個性很開心喔，要吃什麼就去吃，吃完要上洗手間那就去洗手間吧，Itdoesn’tmatter!對我來說，活一天就是賺一天。我一直不覺得死要怎么樣的悲哀,但是呢，只要活著，就一定要快樂。我常常講，世界少我一個不少，多我一個不多；中國少我一個不少，多我一個也不多，最多我家裡少我一個人會有影響，也許我的朋友也會說，‘還沒好好和她相處。’有什麼大不了的，Itdoesn’tmat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