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傳統捐助模式相比，楊曉霞救治金管理有三個突破：一是捐款的管理者，由過去把錢交給受贈者個人，由個人支配，變為社會代表參與管理；二是捐款如何使用，由捐助者無法過問，變為在社會監督下運行，向捐助者、向社會有交待、有反饋；三是捐款管理辦法，採取簽訂協定與公證的辦法，由不規範變為有章法、有約束。從而，取得了捐款人滿意、受贈人滿意、參與報導的媒體滿意、社會滿意的效果。
楊曉霞，是山東省臨邑縣臨南鎮王家村一個普通農家的女孩。
1994年8月，以全校總分第一的成績升入中學的楊曉霞，只上了六天的初一課程，便不得不隨著父母親踏上漫漫的求醫道路——12歲的她因右手拇指上的一個小黑點挑破後感染，引起雙上肢嚴重潰爛，由村衛生所、鄉醫院、縣醫院到省城醫院，三個多月的治療，潰爛不但沒有止住，反而越來越嚴重。
幾經碾轉，11月15日，他們來到解放軍骨科中心——北京軍區總醫院。接診的胥少汀教授從醫五十多年，也沒見過這樣的病例，面對這一罕見疑難、尚無治療把握的病例，在楊家連住院押金也湊不齊的情況下，胥教授抱定救人為先，毅然收治曉霞入院治療。
為防止手指的急劇潰爛危及生命，醫生們不得不給曉霞做了右前臂截肢手術。但術後殘端一直不癒合，左手也爛得只剩下三個手指頭。醫生們想盡辦法，一種又一種的抗菌素用上了，不見明顯效果；多方邀請專家會診，查不清曉霞致病的原因。
快到年底了。曉霞的父母為給她治病，四處舉債，在山東就已經花了兩萬多元，現在已經欠著總醫院近萬元的醫療費，家裡連口糧都賣了，再也拿不出錢來了，可病情仍見不到好轉的希望，“那就帶曉霞回家，聽天由命吧！”。骨科的醫護人員得知後，心如刀割。他們不忍心看著一顆稚嫩的生命就這樣被病魔掠去，大家你五十、他一百，自發地湊了3000塊錢交給曉霞父母，鼓勵他們樹立信心繼續治療。
楊曉霞的不幸遭遇和解放軍醫務人員的人道精神，引起媒體關注。
1995年1月15日，《北京青年報》以“北京的醫生真好，北京人真好”為題，表達楊曉霞父母的感激之情。
2月4日（農曆正月初五）晚，正當人們圍坐在一起吃“破五餃子”時，北京電視台開始連續8天播發系列報導，畫面上那雙渴望生命的大眼睛震撼了千萬人的心，首條新聞播出後不到半小時，就有好心的北京市民到醫院看望、捐款。
2月9日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導“首都軍民救治山東女孩楊曉霞”。
從2月5日開始的20多天中，有70多家媒體的130多位記者到醫院採訪。
首都媒體的報導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多次讓秘書打電話詢問情況。
北京軍區司令員李來柱、政委谷善慶，北京市副市長何魯麗，國家衛生部部長陳敏章，總政群工部部長鄧先群，總後衛生部副部長白書忠等軍政領導先後到醫院看望、慰問，指示軍地衛生部門全力以赴，儘快查明病因，爭取最好的治療效果。
山東省、德州市、臨邑縣的領導分別來京，代表家鄉人民看望楊曉霞，感謝解放軍。
海內外千千萬萬素不相識的好心人紛紛伸出援助之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捐款87萬餘元，是建國以來社會對個人捐助最大的一筆。
為楊曉霞提供醫療信息，獻方、獻藥、獻策的電報、電話、傳真、信件，如同雪片般飛向北京軍區總醫院。
在院長施鳳池的組織下，軍區總醫院專門成立了以副院長楊貴學為組長、院機關和各相關科室主任參加的楊曉霞救治小組。經北京市衛生局的組織和協調，首都醫學界27所軍地醫院、科研所、醫學情報所共同努力，有70多位中、西醫知名專家先後兩次集體會診和多次小範圍會診，軍區總醫院根據會診意見，制訂了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案。施治後，楊曉霞的感染得到控制，經兩次植皮，潰爛部位全部癒合，後轉入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博愛醫院接受系統康復鍛鍊並安裝假肢，1995年10月13日轉回北京軍區總醫院進行全面體檢。檢查結果表明，楊曉霞已完全康復，於當年10月31日出院返鄉。
楊曉霞的病因最終被確定為“多種細菌協同性壞疽”。經過7個多月的努力，北京軍區總醫院、中國預防醫學科學院流行病學微生物學研究所等八所醫院、科研所協作攻關，在楊曉霞肌體組織標本中，檢測出有12種病菌，其中有8種在人體上很少見到；有兩種單獨存在時沒有毒性，而合在一起時，毒性則成倍增長；有3種在國際細菌學分類手冊上，找不到名稱和位置。楊曉霞的病因查清，被評選為1995年“醫藥科技十大新聞”之一。
楊曉霞決心以優異的學習成績，回報社會上所有關心她的好心人。病情剛一好轉，曉霞就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恢復階段，病房成了她學習的課堂。軍區總醫院附近的北京一六四中學，在暑期組織補課小組，師生們利用假期和課餘時間幫助曉霞補習課程。回鄉後，曉霞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學習上，爭取早日把因治病耽誤的功課追上來。2001年，楊曉霞以殘疾之體參加高考，獲得534分的好成績，被北京交通大學錄取。在校期間，先後被評選為“優秀團員”、“軍訓模範學員”等。2003年10月3日，中央電視台《新聞會客廳》以“楊曉霞——選擇回報”為題，介紹了她的學習情況和人生道路。
對於楊曉霞，當時社會上有兩個關注點：一是她的“怪病”能不能治好，病因能不能查清？二是87萬元的巨額社會捐款能不能管好、用好？
1995年2月楊曉霞受到社會關注之初，北京軍區總醫院受楊曉霞父母委託，代收社會資助楊曉霞治療的捐款。總醫院採取了六個方面的措施：①由醫院副政委莊照來負責，指定兩名幹部專門辦理捐款接收工作；②設立“捐款登記簿”，錢款當麵點清、核准，由捐款人登記數額與聯繫方式，對單位、集體送交的捐款出具收款證明；③對經郵局送達的匯款單和經媒體代收轉交的匯款，逐份登記，複印存檔，指派專人提取；④給每位匯款人逐一覆信，表達感謝之情，並告知捐款管理情況；⑤在醫院財務科專門設立“楊曉霞救治金”賬戶，指定一名出納專管；⑥藉助新聞媒介，及時向社會公布捐款接收情況，認真答覆社會各界的查詢。由此，87萬餘元捐款分毫不差。
2月中旬，曉霞的家人提出：春耕快開始了，想從捐款中支出點錢購買種子、化肥。訊息傳出後，立即引起社會的廣泛議論，有的捐款人表示，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管理和使用，那就把自己捐的錢收回去，轉給其他的公益項目。
本來，大家把錢捐給楊曉霞，這筆錢就歸她所有；人們也不願意看到她治好病後，回到家裡衣食無著。人們擔心的是：這樣一筆巨額善款，僅靠個人的道德而沒有規範的管理使用機制，能不能保證善管、善用、善終？從而讓千百萬人的愛心不被“冷藏”、不處於“尷尬”的境遇？
而當時的情況是，現代慈善機制在我國尚未建立，國家沒有相關的公益捐贈法律規範，社會對個人的捐款如何規範有效管理沒有先例。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總醫院一方面聯繫曉霞家鄉政府，請他們協調村委會在春耕上給予可能的幫助；一方面，先後到法律、民政、保險、慈善等機構諮詢，尋求巨額善款管理的解決辦法。在沒有現成模式可借鑑的的情況下，經與楊曉霞父母和其家鄉政府代表反覆醞釀協商，提出了“社會捐款——社會參與——社會監督”的方式。1995年3月22日，楊曉霞及其監護人、楊曉霞家鄉政府代表和北京軍區總醫院代表，三方共同簽訂了《楊曉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協定書》。3月23日，北京市公證處為協定辦理公證。由此，將救治金的管理、使用納入法治的軌道。
《楊曉霞救治金管理使用協定書》明確規定：
1、在保證善款所有權歸屬的前提下，設立“楊曉霞救治金管理委員會”，全權負責該款項的管理和使用；
2、救治金管理委員會的組成應有社會代表性，其成員應包括楊曉霞的監護人、楊曉霞家鄉政府代表、捐款單位和個人代表、首都和山東新聞界代表、北京軍區總醫院代表；
3、救治金的使用不得損害楊曉霞的利益；
4、由救治金管理委員會制訂捐款管理、使用的具體辦法；
5、救治金的管理和使用，應置於社會監督之下；
6、救治金管理委員會成立後，北京軍區總醫院應即將代收的全部捐款移交給管委會。
1995年9月26日，經多方協商，由五方代表組成的“楊曉霞救治金管理委員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並聘請了兩名法律顧問和一名審計師。管委會制訂了《楊曉霞救治金管理辦法》，對捐款的使用範圍、保管及核銷辦法、財務監督等做出具體規定，並由媒體向社會公布。當日，北京軍區總醫院將代收的捐款全部移交給管理委員會。中央電視台、《解放軍報》、《北京青年報》、《人民法院報》、《中國社會報》等媒介，分別播（刊）發《陽光讓愛心更燦爛》、《讓善良的人們放心滿意》、《楊曉霞救治金移交管委會》、《87萬元楊曉霞救治金管理始末》、《楊曉霞救治金依法管理的啟示》等專題、專稿，作了介紹。
經救治金管委會討論研究，這筆捐款主要用於楊曉霞在北京和之前在山東的治療、檢測、裝修假肢，日後的醫療、更換假肢等費用；同時，為她規劃了今後11年（初、高中各三年，大學五年）的殘疾補助金，撥至臨邑縣民政局定期發給；另外，還預留出住院備急周轉金1萬元及外幣630美元。總支出為419527.77元，節餘450223.45元。1997年5月18日，經北京長城審計師事務所審計，救治金管委會對善款的管理使用做到了“開支有事由，報批有依據，經辦有簽字，領導有審查，財務有把關”，“其開支合理、嚴格、真實。”
剩餘的45萬元捐款歸宿何方？問題再次擺到了楊曉霞一家的面前。
當時，社會上已出現因剩餘捐款使用而導致捐贈人與受贈人發生糾紛甚至走上法庭的事件，也有一些疑難病症患者找到曉霞父母和北京軍區總醫院長跪不起，要求使用剩餘捐款。一時間，“45萬元剩餘捐款如何善終”、“我們能用楊曉霞剩下的錢嗎”、“反思愛心捐款”、“面對千萬雙擔心的眼睛”、“愛的困惑”、“愛心歸何處”等關注與探討的文章，見諸於北京的各大報端。當時極有影響力的中央電視台《實話實說》，專門組織了一場“捐款結餘怎么辦？”的討論。
1997年5月27日，楊曉霞將45萬元剩餘捐款轉贈給宋慶齡基金會，設立“少年兒童疑難病症科研獎勵基金”。
她說：“這筆錢來自於社會，也應該用於社會。”
大學畢業後，楊曉霞留在了曾給予她第二次生命的北京。現在中國康復研究中心工作。
發生在二十世紀90年代的這場愛心救助活動，給世人留下了美好的永久回憶，為社會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
它所體現的愛心和人道精神，在社會轉型期承繼和彰顯著中華民族扶危助困的傳統美德。
它所表現的患者至上、團結協作、艱難公關精神，在醫療體制改革曲折探索的過程中，更加顯得彌足珍貴。
它所創造的“社會捐款——社會參與——社會監督”模式，在當時現代慈善機制在尚未建立、公益捐贈法規不完善的情況下，保證社會對個人的巨額捐款善管善用，實現了捐款人滿意、受贈人滿意、參與報導的媒體滿意、社會滿意的效果。
它在救助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老百姓特別是農民基本醫療保障缺失、少年兒童大病費用保障、社會對個人的捐款如何管理等三大問題，引發了媒體、學者和相關機構的廣泛、深入思考。
它在巨額捐款管理中始終貫徹和體現的公民自治、民主協商、公開公正、陽光透明、依法行事的原則，更是閃爍著民主政治的光輝。
詳情見《愛心在這裡匯聚》一書。它翔實、生動、細緻地記載了社會各界救助患罕見疑難病症的山東農家少女楊曉霞的動人事跡，和87萬元捐款善管善終的艱難歷程。
該書由楊曉霞救治金管理委員會編，主編莊照來。中國和平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責任編輯邱楓、李璐。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ISBN 7-80101-805-2，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7）17633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首都圖書館、北京少年兒童圖書館和全國省級圖書館存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