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經歷
楊文瑔（1905—1973），四川省江安縣紅橋鎮（今屬興文縣玉屏鄉）人。中國國民黨黨員，國軍陸軍中將。黃埔軍校第二期輜重兵科畢業，中央訓練團將官班畢業。黃埔軍校畢業後因成績優異留校擔任第三、四期學生隊區隊長，參加兩次東征和北伐戰爭，歷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二師排、連、營長，1927年6月任第二十二師第六十五團少校團附。在北伐軍進攻河南駐馬店戰鬥中，因衝鋒在前勇克敵據點，得到陳誠賞識，後經陳推薦，1928年1月調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蔣介石侍從室少校參謀。1929年12月調任中央軍校教導團步兵營第三連少校連長、中央教導第一師第一團第三營少校營長，中央教導第一師1930年12月編入國民政府警衛師（師長馮軼裴）後，調任參謀處中校參謀。
楊文瑔1931年6月調任國民政府警衛軍第一師（軍長兼師長馮軼裴）副官處中校主任。1932年1月警一師改稱第八十七師（師長張治中），仍任副官處中校主任；2月，在上海參加“一·二八”淞滬抗戰，兼任第五軍副官處中校主任（第五軍：下轄二個德械師，是當時中國最精銳的部隊。軍長兼第八十七師師長張治中），得到立即開赴上海增援第十九路軍（蔡廷鍇、蔣光鼐部）的命令後，楊文瑔協助副師長王敬久在部隊駐地南京、常熟、江陰等地緊急徵用大量的民用汽車，連夜以最快速度運送部隊到達前線，在廟行、江灣、吳淞等地與日軍作戰。1933年5月調任軍政部陸軍編練處（處長錢大鈞）第一團上校團長，1934年10月所部改稱第二師補充旅（旅長鍾松）第一團，仍任上校團長，第二師補充旅系試驗性新式陸軍師，裝備優良。1934年上半年率該團擔負無錫至南翔、嘉興至松江“京滬”、“滬杭”兩條鐵路線的護路任務；10月為了防範日軍在華北挑起事端，隨旅部由保定進駐北平黃寺擔任戰備任務。
七七事變
1937年初升任第二師補充旅上校副旅長，“七七盧溝橋事變”後， 7月14日奉命率該旅由河南省柘城開赴蘇州（旅長鍾松在江西廬山受訓），歸張治中（時任京滬警備司令，第九集團軍總司令，負責上海的對日作戰）指揮，積極備戰。軍委會根據張治中的建議命令第二師補充旅第二團換上保全隊（憲兵）服裝秘密進駐上海虹橋機場，以充實上海兵力（當時在上海的中國駐軍受限於1932年的《淞滬停戰協定》，無正規陸軍，只有二個保全團和維持治安的警察，軍力十分薄弱），深感責任重大的楊文瑔為此事專程到南京面見軍政部長何應欽，請示具體做法，何認為這一做法冒險，擔心與日軍發生衝突。8月9日即發生了上海虹橋機場事件，張治中得到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報告後，立刻在其蘇州的住所召見楊文瑔，要楊文瑔親自到上海調查事件真相（機場守衛部隊隸屬於第二師補充旅）。10日上午，楊文瑔到達上海虹橋機場，分別聽取了機場守衛第二團第一營營長張應安和警備司令部參謀處長的匯報，併到現場實地查看核實，11日返回蘇州將了解到的情況詳細地向張治中作了匯報。
上海抗戰
1937年8月13日，日軍以虹橋機場事件為藉口發動了侵略戰爭，上海抗戰（又稱“八·一三”淞滬會戰）全面爆發，14日，第二師補充旅(已改稱獨立第20旅)抵滬接替第八十八師（孫元良部）防守上海愛國女校、持志大學，並擔任攻擊虹口公園和江灣路日軍司令部的任務；8月31日，在吳淞與日軍作戰的第六十一師因損失慘重而被縮編為一個團，師長被撤職，軍政部命令獨立第20旅充編該師，重組後的第六十一師（師長鍾松；副師長劉安祺，歸屬第8軍軍長黃杰指揮）下轄兩個旅，楊文瑔升任第六十一師第一八一旅旅長。10月初，率部在唐家宅、陳家行一線沿蘊藻浜右岸阻擊日軍，與日軍第9師團（金澤師團）為爭奪陣地展開往返拼殺，楊文瑔身先士卒，冒著槍林彈雨始終在第一線指揮戰鬥，多次率部攻入日軍陣地，戰況異常慘烈，第一八一旅及全師官兵傷亡極其慘重，二名團長壯烈犧牲（第361團團長李忠、第365團團長季韋佩），殘部奉命撤離上海於12月5日至江蘇省句容縣整補。1938年，第一八一旅得到新兵補充後，重返戰場，1月參加徐州會戰；5月21日在河南參加徐州會戰之後期戰蘭封會戰，27日配合友軍進攻困守三義寨的日軍第14師團，後因戰局驟然變化，29日被緊急調往楊固集阻擊日軍的進攻，頑強阻擊兩天后開始撤退，6月5日撤至湖北省麻城地區休整；8月下旬參加武漢會戰，隨師部開赴河南固始縣阻擊日軍第10師團三晝夜，擊退日軍六次進攻，此後輾轉撤退至陝西省興平縣休整。
多次會戰
1938年8月調任第五十四軍(軍長霍揆彰；39年9月為陳烈；40年10月為黃維)第五十師（師長張瓊）少將副師長，在長江南岸湖北省的陽新、大冶等地阻擊日軍西攻武漢，繼續參加武漢會戰。武漢失守後，退守湖北省鄂北地區。
1939年3月率部參加南昌會戰；5月參加隨棗會戰，8月參加鄂北守衛戰，在湖北省隨縣（今隨州）、棗陽地區打擊日軍；9月中旬參加第一次長沙會戰，在鄂南與湘北交界地區抵禦日軍進攻，擊退日軍，在湖南省汨羅江以南的栗橋重創日軍上村支隊；12月下旬日軍進攻廣東省粵北地區，企圖打通粵漢交通線，發動了第一次粵北戰役，在粵北最危急之時，駐防湖南省的國軍勁旅第五十四軍奉命增援，全軍將士鬥志昂揚均佩帶 “還我河山”的臂章。因師長他調，楊文瑔率領第五十師迅即由湖南省常德南下長途奔襲侵占廣東省英德、新江、翁源的日軍，一路猛衝猛打，追擊撤退的日軍師團，奪回廣東省粵北重要城鎮英德、翁源等地，有力地支援了第十二集團軍（余漢謀部）挫敗日軍占領廣東省粵北的計畫，保衛了粵漢鐵路，重創日寇，收復失地，迫使日軍在廣東省全線退卻，取得第一次粵北戰役的勝利，“捷音傳出，舉國歡騰”（陳誠語，《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東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頁）。
1940年2月3日升任國軍主力第五十四軍第五十師少將師長（副師長潘裕昆等），下轄三個團。因廣西省戰事吃緊，隨即率部由廣東省韶關西進廣西省馳援崑崙關友軍，參加桂南會戰；2月9日，全軍隱蔽渡過紅水河，攻占遷江縣後，在上林、賓陽等地對日軍展開猛烈反攻，與我軍其他部隊協同作戰，於2月14日再次奪回武鳴、崑崙關等地，迫敵退守南寧市。6月，因日軍占領整個越南，嚴重威脅我國西南各省，隨即奉命率部轉戰雲南省滇南、滇西，在滇南駐守滇越邊境（雲南省河口、麻栗坡等地）；在滇西勐功、八莫等地阻擊日軍，在騰衝、片馬等戰鬥中取得勝利有效地保障了抗日物資運輸。（ 整理者註：楊文瑔將軍在第五十師任職四年，其中擔任師長近三年，在他的調教訓練下，該師成為國軍中最為精銳彪悍師之一。1944年2月潘裕昆升任師長，5月該師加入中國遠征軍入緬甸作戰，所向披靡，建立奇功。）
1942年10月18日調升第九十四軍副軍長（軍長牟廷芳），1943年5月率部參加鄂西會戰，在湖北省公安、枝江、松滋等地抗擊日軍進攻，與敵鏖戰十數日，且戰且退，予敵較大殺傷後，撤至五峯縣漁洋關至長陽縣資丘一帶防守；21日與日軍第十三師團（仙台師團）主力第一一六聯隊為爭奪重要關隘漁洋關展開數日激戰，後因日軍增援部隊陸續到達於我軍不利，遂撤離漁洋關，退至長陽縣防守，24日長陽縣失守；6月初，日軍久戰不下且傷亡漸增鋒芒頓挫，國軍展開全線大反攻，第94軍奉命向都鎮灣發起攻擊，6月中旬日軍遭到空前慘敗，國軍取得鄂西會戰大捷。隨後率部在湘西、桂北等地與日軍作戰，1945年4月第94軍奉命從貴州省黃平縣進入湖南省參加湘西會戰，5月1日在湖南省武陽率部攻擊敵第58旅團（關根旅團，下轄四個獨立大隊和第34師團之第217聯隊），此時的日軍已是鬥志全無，紛紛向主陣地撤退收縮頑抗，我軍奮力衝殺，數日後日軍第58旅團幾乎被全殲，取得湘西會戰首捷，受到國防部隆重嘉獎；8月初，參與指揮第九十四軍攻克廣西省北部重鎮桂林市，得到盟軍美軍指揮官的高度讚揚。
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楊文瑔將軍一直在國軍主力部隊服役、任職，出生入死，身經百戰。在對日作戰中，楊文瑔將軍不畏強敵，勇猛果敢，是一名智勇雙全、敢打敢拼的虎將，因屢建戰功，多次受到上峰嘉獎。
1945年10月10日，獲頒忠勤勳章；1946年5月5日，獲頒勝利勳章；1947年4月15日，獲頒四等寶鼎勳章。
國共內戰
1945年8月15日抗戰勝利後，率部參加接管上海、天津等地。9月6日，在美國空軍的幫助下，楊文瑔將軍率領第一批成建制的中國軍隊在廣西柳州搭乘美軍運輸機抵達上海，即日列隊進入市區，沿途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這是自1937年底上海淪陷後，上海市民第一次見到自己國家的軍隊。楊文瑔將軍的司令部設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651號，9日開始辦公，主要負責上海市軍事接收工作。
1946年初，楊文瑔將軍任天津警備司令；4月，調任第七十二軍中將軍長（共2.8萬人，原川軍王陵基的基本部隊，建軍歷史悠久，在抗日戰爭中有良好表現，前任軍長傅翼將軍因有失職行為被撤職）；5月，該軍整編為七十二師，改任整編第七十二師中將師長（副師長祝順鯤、第三十四旅旅長李則堯、新編十三旅旅長楊本固、新編十五旅旅長江濤），成為國民黨中央嫡系部隊要員；他除了撤換幾個主要軍官外，對中下級軍官不做大的變更，而且通過關係給這支部隊換裝了全套日式裝備，迅速穩定了軍心。8月，奉程潛電令，率整編第七十二師在鄂豫皖邊地區“圍剿”解放軍鄂東獨立第二旅，致使解放軍獨二旅損失慘重，主力滅失，旅長張體學帶領二三百餘人化整為零化裝潛出重圍遁入深山打游擊；
1946年12月，劉伯承率解放軍中野4個縱隊出擊隴海路，圍困整編第85師吳紹周部於河南省民權縣的野雞崗，情勢危急之時，楊文瑔率領整編第七十二師在各路援軍中率先到達戰場並立即展開救援，劉伯承被迫退兵以後，楊宣稱擊破十萬共軍，取得“野雞崗大捷”，為此，得到蔣介石的通令嘉獎。後在河南省柳河，山東省的濟寧、東平、寧陽、肥城等地與解放軍作戰。1947年3月30日攻占山東省泰安市，4月20日遭到解放軍華野參謀長陳士榘指揮的三個縱隊（約7個師）和一個榴彈炮團的圍攻（泰蒙戰役），除新編十五旅因駐守肥城縣逃過此劫外，另外兩個旅與師部在外無援兵的情況下，據守泰安城頑強抵抗，與解放軍激戰數日，曾一度使解放軍進攻受挫，但終因寡不敵眾全軍覆沒，於26日被俘（副師長祝順鯤、第34旅旅長李則堯、新編第13旅旅長楊本固等7名將官同時被俘）。新中國時期，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文革前）、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改造，1973年10月24日病逝於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
沈醉在其《高牆內的戰俘生活》一書中，有一篇《楊文瑔仍愛油頭粉面，狗皮膏藥論男女結合》以及書中其他部分章節有對楊文瑔的一些記述，稱其為風流將軍。沈醉寫道：“但對於這位仁兄，又不能不說一點看法，這位不像個軍人，滿身香氣撲鼻，還有一種顧影自憐的酸勁”。
人物家庭
楊文瑔將軍曾於抗戰前捐萬元資助興文縣玉屏鄉國小擴建；抗戰勝利後又捐資新建江安縣梅花鎮中學（今江安第三中學）。將軍有二位哥哥伯理、仲孚，二位兄長曾經為家鄉當地的經濟和教育的發展做出過重大貢獻。將軍原配夫人夏國彬（四川人氏，辛亥革命四川總指揮夏之時的侄女），後離婚，育有一女一子（楊明禮、楊明義），解放前夏氏攜子女移居國外；續娶妻雍載華（天津人氏），無子女，解放前夕雍氏定居境外。
資料來源
《一·二八國軍營以上官佐姓名》、《黃埔軍校網》、《黃埔軍校研究》、《宜賓市公眾信息網》、《國民革命軍沿革實錄》、《中國抗日戰爭簡史》、《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鍾松——抗戰的61師》、《八·一三淞滬會戰》、《廣西抗日虎將——陳烈》（陳善政、黃嘉猷）、《廣西抗戰史》、《七七事變時國民黨並無抗戰決心》（楊文瑔）、《雲南抗戰史》、《漫話戎馬關山路（晏歡）》、《訪中國駐印軍老戰士袁枚華先生（晏歡）》、《國軍第五十四軍抗戰史》、《余漢謀：粵北戰役》、《林偉儔：參加第一次粵北抗戰的回憶》、《上海市志——軍事志大事記》、《湖北省軍事志——鄂西會戰》、《浴血鄂西》、《湘西會戰評述》、《粟裕年譜》、《中原突圍史》、《第三野戰軍戰史》、《泰安市志——解放泰安》、《戰犯的最終結局》、《敏思部落格——楊文瑔》（求己齋）、《點評三野的戰役兼評粟裕的戰功》、《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等。
《七七事變時國民黨並無抗戰決心》一文是楊文瑔將軍1961年在戰犯管理所寫成，該文現收編在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輯並公開出版的《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12 政府 政黨》一書之中。文中一部分內容披露了1937年8月9日上海虹橋機場事件發生的真相，經楊文瑔將軍實地調查，認為：此事件的發生有偶然性，屬於突發事件，並非中日兩國蓄意而為之。儘管如此，但在當時，中日雙方已經是劍拔弩張、戰爭一觸即發之際，二名日本軍人擅自駕車持槍強闖機場警戒線是一種嚴重的挑釁行為，也點燃了戰爭的導火線。事件主要經過如下：9日下午5時許，日本駐上海豐田紗廠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齋藤要藏，駕軍車沿虹橋路由東向西急駛，要強行進入虹橋機場，被守衛機場的中國憲兵制止（註：這些機場守衛憲兵就是秘密到達上海不久的我正規陸軍士兵），二名日本軍人不但不聽勸阻，反而是態度愈加蠻橫，最後拔出手槍來威脅，中國憲兵見狀遂對天鳴槍警告，大山勇夫等見事情不妙便倉惶駕車逃跑，日軍車急速右轉彎駛入碑坊路（當時在機場東側，現為機場內一便道）。機場附近高度戒備而且是高度緊張的中國士兵，聽見槍聲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便向急速逃跑的日軍車射擊（這些士兵平時就恨透了日軍），在離機場大門北一二百米處日軍車被擊壞車胎，二名日本軍人棄車而逃，大山勇夫被當場擊斃，驚慌失措的齋藤要藏揮舞著手槍向旁邊一荒僻的小叢林狂逃躲避，被正在小叢林邊秘密構築工事的中國士兵擊斃。就中方來說，雖說中國士兵不應該不問青紅皂白地將逃跑的日本軍人擊斃，但更糟糕的是，事件發生後，上海警備司令部卻草率從事，把一個死刑犯換上憲兵的服裝，槍斃在機場門口，弄出一個日軍強行闖入機場時先開槍打死我憲兵，然後我憲兵才還擊的假現場來，結果弄巧成拙，日本人和其他國家參與調查的人員看出了破綻（一是死刑犯手臂上有被繩索捆綁的痕跡；二是死刑犯是被駁殼槍打死的，而二名日本軍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徑“白朗寧”式手槍），日本人認為二名日本軍人被擊斃是中國有意在挑釁。中日雙方的交涉與談判極端困難，事件愈演愈烈，日軍遂以此為藉口發動了侵略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