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史學家楊人楩
鄭洪年先生主暨大校政時期，第一流學人云集真如；齊足並駕，各騁千里，欲其相互佩服，蓋亦難矣。黃侃（季剛）以章太炎大弟子聲望在教室門口公然教訓教務長黃建中先生（他是季剛的弟子），在學生面前坍了台，鬧了大笑話。但在華僑青年心目中，太炎弟子又算得了什麼。要說談哲學，倒是李石岑先生最吃香，聽講的總是擠滿了一個大教室。而他的萬言情書，更是轟動一時。不過，我和李氏只是點頭的朋友，不想談他的事了。
對史學有真實工夫的，我獨推楊人楩兄（楩音邊），可謂此中權威。但他在暨南，教的是英文，直等他留學牛津大學回國，才在北京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今北大歷史系主任）。而其治史的聲名，也不及他的哥哥楊東蓴兄。一般人的論人，每以耳不以目，正如《巴黎的裁判》那小說所說的，扮演了丑角的角色，社會就永遠不會讓他們演悲劇了。至於個人的聲名與學問的內情，每不相稱；苟非知音，怎能與之談長說短呢！
我和楊兄相識於蘇州，其時，蘇州女子中學的兩教師：楊兄和呂叔湘兄，都是英文修養最深，譯筆最暢達的能手。後來，他們應留學（英國）考試，他們都是百中取一先後抓到那個機會到倫敦去讀書的。以他們的學養，到了牛津大學，教授們還說這樣輕描淡寫的話：“你們的常識，都還不夠來聽講呢！”我聽了這一句話，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楊兄畢竟學成歸國，自是史學權威呢！
這兒，我且提及史學家張蔭麟先生，他是浙江大學的史學教授。他中年逝世，他所寫的中國通史，只是開了一個頭，寫到了西漢，便中斷了。可是，他在序文中說：“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做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盪剜割，新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鍊，以臻於極度的精純，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於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回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的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這是這位新史學家的語言，他逝世時，抗戰大業尚未完成，社會主義新中國也還未在望；這些話，由今看來，更是親切一些。可是，張氏已往矣，怕的建築新史的肩仔，該由楊兄來挑起了！
我在上海20多年中，開頭那十多年，老是過“人家”的國慶節。7月14四日晚上，法租界熱鬧得如火如荼，電車扎了彩，花燈結隊遊行，法國花園（今復興公園）大放煙花。輪到了我們自己的國慶（10月10日）便冷冷清清，掛了幾面破旗了事。7月14日這么熱鬧，才把我那份法國大規模的零星印象湊了起來。第一場是饑民沖開了巴士底獄，第二場是路易十六上斷頭台，第三場是許多民主人士上斷頭台，第四場是羅伯斯庇爾上了斷頭台；我們是羅蘭夫人的同情者，因此，對羅伯斯庇爾反感很重。他上了斷頭台，恐怖時期便結束了。第五場是拿破崙登場。世界史就是糊裡糊塗替法國大革命造成這么一個印象。後來，眼界慢慢開拓了，才知道法國大革命並不是這么一場簡單的事。不僅我們的反應如此，即法國的反應也是如此；大革命以後二三十年間，巴黎人對於7月14日的慶祝並不怎么熱烈；到了那一代的人都死光了，法國人對於大革命的慶祝才熱烈起來。不管大家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如何，它已扭轉了那時代，向我們走來了。那15年之中，那個老的歐洲大陸變成了政治實驗室，做了許多世界上向來沒有做過的政治試驗了。
第一個使我對法國大革命作新的認識，乃是一位荷蘭生長的史學家房龍（H. W. Van loon）。他在《人類的故事》第51章中，說：“我在這裡要給你一個小小的警告：關於法國的革命，無論你讀一部小說，看一齣戲，或一本電影，使你極容易得到一種印象，以為革命是巴黎貧民窟里的暴徒做出來的。實在一點也不是這樣的。在革命的舞台上固然常有暴徒出現，但是他們總是受那班專門從事於革命事業的中等階級的煽動與指揮。那些從事社會革命的人，利用飢餓的民眾作為他們最有效力的助手，以與君主朝廷相反抗。但是，引起革命的根本觀念，都是幾個敏捷的思想家所發明的。這種觀念，在最初的時候，乃是介紹到前朝華美的客廳里，給那些朝廷上的煩悶的先生與太太們作消遣的。這些快樂的但是不小心的人們用這個危險的社會批評的爆竹作為遊戲，直到他的火星落下來，穿過地板（這塊地板，與這座建築的其餘的部分一樣已經老朽了）的裂縫，不幸落在最下的一層，在那裡有許多年代陳舊的老廢物亂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以後大家都大聲叫道，火著了。但是這位房主，除了管理他的產業以外，什麼事不注意，不知道怎么撲滅這個火焰。火焰很快地蔓延起來，竟將建築的全體都燒完了。這個火焰，我們稱為法國大革命。”房龍的話，引我入於深思；我才體會到社會革命的意義，把先前從世界史上所胡謅的反革命觀點糾正過來了。我曾經說過：一場滬寧車的車行誤點，讓我有機會從南星書局買到了房龍《人類的故事》（沈性仁女士譯本），改變了我的歷史觀點，開拓了我的眼界，這是王船山《讀通鑑論》以後的大進境。
究竟羅伯斯庇爾是怎么一位革命政治家？在法國，也還得等待當代史學家馬迪厄（Albert Mathiez）出來。在中國，也得等到楊人楩兄的譯註本《法國革命史》出來，才算撥開雲霧見青天，把古今中外誣衊這位偉大政治家的話掃掉了。
馬迪厄（1874—1932）畢生從事於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從他準備寫博士論文起一直到死，30餘年未曾間斷過。研究法國革命的人，多半也研究拿破崙時代，馬迪厄並不如此。現代學者集中精力於其所認定之園地的精神，馬氏實為一個最好的模範。……馬氏曾說明了他所用的史學方法：“非有可靠證據勿下論斷，非證以可信的材料，勿輕於相信；對人物與事變之判斷，必須依據當時之思想與判斷。任何文獻必須予以最嚴厲之批評；對於流行之歪曲與錯誤的解釋，即出之於最可靠的史學，亦須無情地予以擯棄。總之，須以求真為主。”他的一切成績，都是遵守這種方法與精神所得的成果，因此，他往往推翻前人成說，卻為一般專家所承認。
經過了馬迪厄及其一派的史學家的研究，使我們知道羅伯斯庇爾是法國革命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百餘年來被人誤解與咒罵的羅伯斯庇爾，至此才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我們不但知道了這位政治家對於革命的供獻與理想，並且還明白了他的私生活及性格，知道這位“不可腐化者”，的確是不可腐化的。羅伯斯庇爾學會及紀念物委員會決定在羅氏故鄉亞拉斯的拉波杜街，立一紀念碑，那是幾經奮鬥的結果。1923年10月14日下午舉行紀念碑儀式，情況熱烈而進展，馬迪厄代表學會發表很長的演說。他敘述了羅伯斯庇爾的生平，說明了亞拉斯在1789年時的情形，同時他表示很滿意於學會的工作。他說：“16年來，我們之一切研究與工作，才使我們提出鐵證來打倒一切相反的論點。……羅伯斯庇爾之值得我們推崇，因為他無絲毫時下政客及鼓動家之缺點。他有他所信的主張。……我們愛他，因為他的熱誠、不自私、遠見，及其各次在議會及政府中所完成的偉大工作。我們愛他，因為他的公私生活之高尚。我們愛他，因為他遭了欺騙者之收而有此悲劇的結局。”那次機會，引起了保守派的攻擊，馬迪厄和他們打了一場很熱烈的筆墨官司。他們所建立的紀念碑，1925年為保守派所搗毀；不久，又由亞拉斯市府重建，並為羅伯斯庇爾立像。
楊兄譯述馬迪厄《法國革命史》，正當抗戰末期；1947年初在上海刊出，正當內戰之火重燃之時。他的譯本，有了詳密注釋，還附了《法國革命史研究概況》和《馬迪厄與法國革命史之研究》，這是真正的著作，可惜世人不加注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