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1860年3月14日－1922年2月6日)，也譯作梅軒利。愛爾蘭人，是英國派駐香港的第15任港督。香港島太平山頂的梅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1893年，梅含理曾擔任香港警察司，是唯一一位出任港督的警隊首長。1902年獲升任輔政司，其後被調往斐濟群島擔任總督。1912年7月24日回到香港出任第15任港督,並於任內險被行刺。他熱愛賽馬運動。任職後期，患心臟病，1918年初由妻子陪同，去加拿大溫哥華休養，不料病情惡化，1919年1月27日電請提前退休，被批准，由輔政司史雲署理總督。1922年去世。著有《廣州方言入門》、《在香港乘快艇遊覽》等。
人物生平
梅含理大學畢業後考入英國殖民地部。1881年做為官學生受招募來香港，在港擔任過政府中各種職務。1891年任當時署理總督柏立基的私人秘書時，與柏立基的女兒夏蓮娜結識，以後結婚。曾任水師提督參議、庫政司、副華民政務司。1893年~1902年任香港警察司。港英政府接收新界時，他一手創辦新界警察隊，即後來的鄉村巡邏隊，俗稱“穿山甲”。1902年出任香港輔政司，署理總督。1911年封爵士，由港派往斐濟群島任總督。次年，再從斐濟調回香港任總督。
當梅含理抵港就職時，由卜公碼頭上岸，和夫人夏蓮娜坐上兩頂轎子，去大會堂舉行就職典禮，途中突然遭人開槍狙擊，但未受傷。雖然有驚無險，但是本來嚴肅而興奮的就職宣誓儀式，卻在驚魂未定中進行。所以，香港人稱他為“運氣不濟的港督”。這件刺殺總督案，雖然沒有偵破，但可以分析得知，襲擊梅含理的理由很多。他是1899年錦田血案的重要製造者之一，新界人民有理由懲罰他。他多年署理警察局，不論是無辜的受害者，還是黑社會人物，也都不會忘記報復他。
第十五任梅含理1913年7月，梅含理將總登記官改名為華民政務司。華民政務司身兼行政局、立法局、潔淨局（市政局的前身）的當然官守議員，主管華人的慈善、社會福利、醫療、教育等工作，包括同鄉會、宗親會、工會等社團的活動，以及生死統計，婚姻註冊，報刊登記均屬它管轄範圍。1969年2月，華民政務司改稱民政司。
1914年8月，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英籍警官要回國服役，警務人員立即短缺，因此，港英當局決定設立警察學校，校舍就是作為敵產而被沒收的德國會所。從梅含理以後，香港警員都是警察學校畢業的學員。
1914年起，港英當局加強島上的道路建設，從中環穿過島的另一面直達深水灣的道路於1915年完成；從中環到淺水灣於1917年完成；往赤柱和大潭的道路均於1918年完成。
1915年起，一些總行設在中國和新加坡的華商銀行（1915年），鹽業銀行（1918年），中國銀行（1919年），新加坡華僑銀行（1923年），廣東省銀行（1929年）等，先後在香港設立分行，開展業務。
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歐洲貨物往返運輸中斷，一些小型工業廠家開始在香港設立，產品是毛巾、內衣褲、餅乾、香菸、搪瓷用具、手電筒等輕工業之類。
1915年，惠州督辦洪兆麟奉孫中山先生之命，起義反對袁世凱。起義失敗，洪兆麟受傷後逃到香港，經過調治身體復原，正準備赴日本去見孫中山先生，港英梅含理當局突然將洪兆麟拘捕。廣東都督龍濟光照會港英政府，指證洪兆麟為殺人犯，要求引渡回廣州。洪兆麟請律師辯護。香港法院竟站在袁世凱方面，宣判洪兆麟“罪名成立”。不久袁世凱稱帝失敗，龍濟光也隨之失勢，12月24日，洪兆麟才獲得釋放。
1916年3月26日，尖沙咀火車站大鐘樓正式啟用，成為此後半個世紀裡香港城市的象徵。
同年，英國政府以參加歐戰為理由，要求港英政府廣開稅源，支持英國的戰費開支。港府稅源委員會提出，仿照錫蘭的辦法徵收利得稅和薪俸稅，所得稅款全部交付英國。這一建議遭到全港人士一致反對，聯合起來同港英當局力爭，理由是香港人沒有支持英國政府對外作戰的義務。梅含理當局無奈，只好改變辦法，在香港發行“戰爭公債”，籌款支持英國政府打仗。
梅含理21歲到香港，59歲離開香港，62歲去世，一個英國人先後在香港38年，這是很少見的。他幾乎一生都交給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事業。
事跡
破獲警署包庇私賭案
1898年，梅含理任港府警察總監，破獲了一起警署自身包庇私賭的受賄大案。成為香港歷史上的著名案件。
當年，梅含理突然接到一個名叫鄭安的密報，稱岑某聚眾私賭，受警署保護。接報後，梅含理立即調集一批警長，親自率隊，馳往鄭安所報上環華里東街去搜查，果然破獲了岑某的私賭總機構。在總機關內的複壁夾牆裡搜出了支付賭款的總賬簿。賬簿上清楚地記載著岑某行賄的詳細情況，某人在某處任職，職務是什麼，每月派送賄款多少等。受賄的人除了警署官員以外，還有港府其他各機關，自最上層的人物以至信差侍役都有份。從岑某特設的倉庫里搜出了大批珠寶首飾等等，這些都是賭徒在各賭館拿來變賣或是賭輸了當作抵押品的。其中不少是已經報案的贓物。
本來，岑某操縱私賭營業，在各方包庇下，訊息十分靈通，耳目眾多，若是在平時，即使總監親自來搜查，也會有人送來訊息的，因為自有高層受賄人物秘密通知。可是，這次倫敦在舉行大型慶典，和岑某有關的幾個高層人物都奉派回英國參加紀念典禮去了，沒有人能及時來通報，這才陰差陽錯被梅含理破獲。
經過審查，岑某經營操縱私賭已有多年，1897年是最盛時期，受警方包庇的私賭館，集中在上環華里東街、西街、長興街、四方街一帶。賭館派出招徠生意的“帶街”，每日黃昏之後，就分布在大馬口、水坑口、大笪地、好萊塢道、文武廟等處，拉攏途人去賭博，將他們領到設有賭館的街口，另有專人領他們到街內開設賭館的攤館去賭博。因為有官方保護，當時這種賭館對於來賭的賭客，還許諾一種保障，凡是在賭館界內遭警方搜查或是遭劫丟失財物的，事後館方一律負責賠償。可見，他們所恃勢力之大。
這起大案破獲後，因為牽連太廣，影響了港府的名譽，官方竭力隱蔽真相，化大為小，淡化處理。但是，終究賬簿記載有據，相關人物，卻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掩蓋的。結果，警方為這一宗受賄案革退14名英籍幫辦，38名印籍警察，七十多名華警和翻譯人員。總登記官署方面因此而被革職的有首席文案奧斯孟，以及書記、翻譯、侍役等二十多人。清潔局、滅火局、裁判署等部門也革退了不少人。因為此案潛在勢力很大，那個告密的線人鄭安，兩個月之後，遭人殺害，棄屍河中。
馬棚大火和警匪槍戰
梅含理任內，禍不單行。1918年，香港發生兩起驚動世人的事件，一時成為香港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也是梅含理任內最頭疼的兩大事件。僅從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的版面安排，就可看出事件帶來的震撼。
《南華早報》封面版向來刊登廣告，任何重大新聞均刊登在內頁，即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訊息，也是放在內頁刊發。而1918年初香港發生的這兩起社會新聞，使頭版廣告不得不讓位。而且報社記者全力以赴，兩宗新聞均發表在頭版顯著位置，報紙發行量急增，一時洛陽紙貴。
兩宗社會新聞之一是，1918年2月26日發生的快活谷馬場大火，遇難者達六百多人，傷者數以千計，是香港歷年最重大的災難性新聞之一。《南華早報》記者深入現場採訪，附以圖片，比港島所有中文報紙處理得都突出。
社會新聞之二是，1918年1月22日發生的灣仔機利臣街警匪遭遇戰，多人死亡。
據當年大火的訊息記載，那時馬場的看台簡陋，觀眾席全是竹料木板、葵葉等臨時搭成的多層簡易看台，沿黃泥涌道搭架，直到高爾夫球會附近。2月26日是周年賽馬的第二天，農曆春節剛過，市民還沉浸在新年的濃重氣氛里，大批市民湧入馬場看熱鬧，甚或賭博發新年財。下午2時半，賽事到第5場時，看台突然倒塌起火燃燒，馬迷奪路逃生，秩序大亂。靠近高爾夫球會的看台首先倒塌，看台大火迅速蔓延，此時風大物燥，救火設施不足，一發不可收拾，人群擁擠，互相踐踏，現場遺留屍體六百多具，傷者數千人。死者之中不少是顯赫世家子弟，當時欣賞賽馬是高級娛樂，平民百姓難有機會入場。
調查起火原因，證明是馬場內的看台倒塌，引著台下熟食攤販的爐火造成。場內看台下面有不少賣熟食的攤檔，現燒現賣，乾燥竹木材料落下，打翻爐火，燃著竹棚，慌亂之中，撲救不及，釀成這起慘禍。因為該年是戊午年，所以又稱“戊午慘案”。事後有關方面將遇難者遺骸合葬於咖啡園墳墓。
《南華早報》評論這次大火災認為，比開埠以來任何一次災難都嚴重。火災之後，該報繼續報導遇難者的身世及善後事宜，封面版仍然大部分版面刊發追蹤新聞，保留一部分刊登廣告，報紙暢銷持續多時。
至於1918年1月22日的機利臣街警匪遭遇戰，是香港歷史上有名的警匪大槍戰。當然，在20世紀後半期的香港看來已經很平常，但是，當年香港人口少，明火打劫案件不多，匪徒敢於持槍向警方挑戰者更少。1月22日這次遭遇戰，雙方相持達18小時之久，匪徒3人死亡，3人逃去；警方4名幫辦、警察死亡，5名受傷，損失慘重。
事件發生之前，警方追緝一批盜槍匪徒。22日，幫辦和警官帶領一批華籍探員到機利臣街4號及6號調查，該處房屋前面是店鋪門面，後邊是居室，裡面住了好幾伙人，剛好盜槍案犯是其中一夥，私藏多種槍械。幫辦和警官進去檢查時，匪徒首先開槍射殺兩人。灣仔差館接報，立即派出大批警員趕到增援，遭遇戰中又有兩名警員喪生。中央警署得報，即派總監麥賽率隊增援，布置包圍圈，嚴密封鎖機利臣街六號房屋。裡面既有警員又有居民百姓，一時不好下手。訊息很快傳遍全港，趕來看熱鬧的居民人山人海。政府許多高級官員趕到現場指揮。到下午1時，警察司出身的總督梅含理與駐港英軍羅拔遜少校及陸軍一些軍官到現場視察指揮。
雙方進行多次喊話，最後制服看守6號樓門的一名匪徒，警方才衝進屋內，發現稽查蘇利雲中彈5發身亡，警官可力身中4槍而死。結束戰鬥時已是次日凌晨四時。
五四運動中的香港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 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作為參戰國的勝方之一，對提高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抱有很大希望。1919年1月，召開巴黎和會。中國參加巴黎和會代表團在和會上提出了廢除勢力範圍，歸還租界、歸還租借地、取消《二十一條》等要求。但是，英、法列強控制的巴黎和會拒絕討論中國的提案，並且通過了一個損害中國權益的方案：日本將獲有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
1919年5月4日，北京愛國學生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巴黎和會承認日本接管德國侵占我國山東的各種特權的無理決定，這就是偉大的“五四”運動。運動很快擴大到全國各地，成為規模空前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香港同胞也紛紛行動起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激情。對於中國人民的這場愛國運動，梅含理政府在香港充當了劊子手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在香港的勢力得以擴充。當時，英國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之一，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爭霸歐洲，在遠東地區力量空虛。為了在遠東與德國相抗衡，英國政府策劃藉助日本的力量牽制德國。早在1914年8月4日，英國駐日本大使格林會見日本外務相加藤高明時提出，當大戰波及遠東，香港受到德軍襲擊時，英國希望日本能給予援助。8月7日，英國政府又正式照會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艦隊在中國海攻擊德國艦隊。英國企圖依賴日本的力量，維護其在遠東的殖民利益。
英國的要求，正中日本軍國主義下懷。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各國忙於戰事之機，擴充在中國南部的勢力。短時間之內日本在香港的僑民人數即遠遠超過了歐美各國。在香港島皇后大道一帶，日本人競相開設商店，經營古玩字畫、書籍文具、瓷器漆器、藥品雜貨，以及理髮、照相等行業。因為日僑人數眾多，他們還在香港開設了主要是為日本人服務的馬島醫院和日本國小。在軍事上，日本軍艦經常到中國南海游弋，停泊在港島附近。
據顧維鈞回憶錄記載，大戰期間，英國就對日本有過承諾，支持日本在中國的利益。大戰結束，英國非常感激日本“在戰爭中的貢獻”，所以，在巴黎和會上英國極力支持日本。
根據英國政府的親日政策，梅含理政府在香港一方面對中國居民採取高壓政策，嚴訂警律，凡集會遊行都要經過華民政務司及警察司許可才能舉行，否則便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而驅逐出境。另一方面港府對日本人則採取保護措施。“五四”運動爆發後，港英當局更是竭盡全力鎮壓中國居民的愛國行動，保護日本在香港的勢力。
對於梅含理的媚日行為，香港居民非常氣憤。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不顧港府的規定條例，積極回響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十分活躍。各私立中文學校的教師在講台上慷慨激昂，陳述國恥，啟發學生的愛國熱情。有些學校以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為作文命題，引導學生參與愛國行動。許多學生把家裡的日貨清理出來，集中到好萊塢道中環警署附近當眾焚毀，表示對港府鎮壓政策的蔑視。私立陶英學校的學生，手持“愛國傘”（內地生產的紙傘），上街遊行，高呼“提倡國貨”的口號。皇仁書院、聖士提反、英華、聖保羅等著名學校的學生也都分別舉行集會，並決定成立“學生聯合會”，草擬章程，準備聯合行動。
面對香港知識界高漲的愛國熱情，梅含理極度不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防止事態擴大。港府首先命令全體警察一律取消休假，處於警備狀態，同時，加派武裝警察在日本人商店門前及附近街道日夜站崗巡邏，對日本僑民嚴加保護，保證日本人的物品和飲水供應。梅含理還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辦法，徵集後備警察，配足槍枝彈藥，日夜在街道巡邏，隨時準備鎮壓香港人民的愛國行動。
對於港英當局的鎮壓，香港各階層民眾非常氣憤，紛紛行動起來加以抵制。居住在灣仔的市民擁至日本商店門前示威，投擲石塊，搗毀櫥窗，高呼抵制日貨的口號。家庭婦女拒絕使用日本火柴；商人在華商總會集會，議決提倡國貨。先施、永安、大新、真光等大百貨公司，宣布以後多採辦國產絲綢、蘇杭雜貨，歡迎各界人士到公司檢查有無“仇貨”。一時間陰丹士林及愛國布等國貨十分暢銷。
對於香港民眾的愛國運動，日本政府十分恐懼，派出“長門”、“陸奧”、“扶桑”三艘新式巨型戰艦，駛泊在鯉魚門外，炮口直對香港，以示威脅恫嚇。日本駐香港領事館還發出照會，要求港英政府取締有反日言論的報刊書籍。港英當局與日本緊密勾結，共同對付香港愛國同胞。港府華民政務司通知《循環日報》、《華字日報》等中文報紙，“不準煽動抗日愛國，妨礙治安，不準提帝國主義等詞語”；香港教育司指令漢文視學官檢查全港各私立中文學校，如有採用上海會文堂出版的《初等論說文范》作為課本的，立即禁止。因為該書有提倡國貨，抵制日貨的內容。警察司還派出警探到書市搜查，看有無《初等論說文范》積存，如有發現，立即沒收。
儘管如此，經過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思想已經深入香港人心，香港的社會面貌發生了許多變化。部分愛國學生節衣縮食，解囊捐款，在西營盤及好萊塢道租賃地方，設立“策群夜義學”，親自擔任教員，免費供應書籍紙筆，教育貧苦兒童。各行各業的進步工人逐漸團結起來，組織工會。青年學生拋棄舊禮教，提倡科學，提倡男女平等，社會風氣大大改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