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框架的類型而言,傳播學研究通常將其劃分為媒介框架( Media Frames)與客群框架( Audience Frames),前者依照加姆森與莫蒂里安尼(1987)的觀點,指涉“為尚未呈現的事件提供意義的一種中心組織思想或者故事脈絡”, Tank-ard等人(1991)也表達了近似的看法,認為媒介框架就是“通過對信息的選擇、強調、概括和加工,從而建立一種中心化的、組織化的觀念”。而客群框架則更強調基於客群的立場來理解傳播現象,可以被認為是指導人們看待事件、處理信息的心理觀念集合。按照麥庫姆斯( 1997)的觀點,框架建構似乎與傳播學中傳統的議程設定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契合,他提到:“當特定的主體被討論時,'框架建構,即是對議程設定中某些與主題相關的"屬性,作出選擇的過程”
恩特曼( Entman , 1993)關於框架分析的評價頗為有名。他指出,無論框架分析的特定用途是什麼,框架這一概念總是無一例外地用來描述傳播文本的權當然,這種看法後來也遭到多方的質疑力。儘管框架在社會科學中的套用無處不在,但是關於框架究竟是如何使得它們自身在文本中變得顯著,或者說框架乃是如何影響觀念至今未能形成共識。他認為提供了案例分析視角的“框架”是一個“零散”的概念,是一種“破碎的範式”而卡貝拉和賈米森也認為,框架這一說法,“經常被通過不同的方式,依據不同的原則來理解不同的事物。”
那么,如何使用“框架”進行傳播分析呢?舍費爾(Scheufele, 1999)在他的!“框架加工模型”中歸納了框架研究的四種類型:一是“框架建構”,即框架是如何被生產出來的,通常涉及組織把關、記者專業主義價值以及關於客群的角色期望如何影響新聞的內容與形式;二是“框架設定”,更多關注框架的媒介效果問題:三是“框架的個人層面影響”,關注影響客群行為、態度、認知的變數;四是“作為客群的記者”,即將新聞記者視為客群進而檢視他們關於框架的認知。
可以說,框架分析一經誕生,便引起傳播學界的極大興趣。潘忠黨與科斯基(Pan & Kosicki, 1993)認為,框架分析實際帶有建構主義之取向,為從句法、腳本、主題、修辭結構等方面檢視新聞話語提供了實證性的、可操作的維度。 “框架”既作為一種理論,亦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在傳播學的質化與量化分析領域都,廣為適用,至今仍在全球傳播學研究中備受重視,經久不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