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圓橋遺址
2009年7月，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什邡市城南新區“亞洲最大雪茄生產基地”項目工地發現面積達1萬平方米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隨後該工地暫停施工配合考古發掘。經過長達數月的發掘清理和研討，相關專家已經確認該遺址為目前成都平原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比三星堆一期文化更早，且為其源頭，並將其命名為“桂圓橋遺址”。同時還發現了多處不同時期的文化遺址。
發掘歷程2009年4月，四川省什邡市博物館結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對城南開發區川渝中煙工業公司長城雪茄菸廠易地技術改造項目建設用地（455畝，約合30萬平方米）進行了調查和初步勘探，在該地塊的西北部及西南部，發現有漢、宋時期的遺物、墓葬以及更早階段的文化堆積，並在中部地勢較低處發現一古河道。
2009年5～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德陽市考古研究所和什邡市博物館為進一步了解該地塊的古代文化遺存，一面報國家文物局批准，一面進行了進一步勘探和小規模搶救性試掘，初步認定該地塊存在著新石器、西周、漢晉和宋代等幾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分布面積30000平方米，因該地塊小地名為桂圓橋，遂將其命名為桂圓橋遺址。鑒於桂圓橋遺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較為豐富且發現有比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時代更早、文化面貌獨特的文化遺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於7月10日在什邡召開了桂圓橋遺址考古發掘專家討論會，專家們分析了桂圓橋遺址出土的遺物，認為是近年來四川考古的新發現，也是目前發現的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致建議擴大發掘面積。
在各級政府的支持和長城雪茄菸廠的配合下，桂圓橋遺址的發掘經費和工作期限得到了必要的保障，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除調集本院的大量專業人員外，還邀請和組織了包括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德陽市考古研究所、綿陽市博物館、什邡市博物館等單位和大學的專業技術人員、在校學生參加了本次發掘工作。
遺址總發掘面積3000平方米，發現有新石器時代、商、西周、漢、晉和宋六個時期的文化遺存，文化層平均厚度約0.6米，最厚處近1.5米，各時期遺存在遺址內分布不甚連續，主要分布於古河床西岸。
距四川廣漢約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黃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當地農民燕道誠在宅旁挖水溝時，發現了一坑精美的古代玉器，由此拉開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兩個商代大型祭祀坑的發現，上千件稀世之寶赫然顯世，轟動了世界，被譽為世界“第九大奇蹟”。 但是，三星堆的來源一直沒有找到。
桂圓橋遺址被發掘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組織多名專家，前往什邡市城南工業園區桂圓橋一帶的遺址進行實地考察。經過對大型建築基址和出土器皿的鑑定，專家們認為，該遺址最早可追溯到5000年前，早於三星堆一期文化和寶墩文化，是目前成都平原上出土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據雷雨介紹，這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已探明占地規模約1萬平方米，目前只發掘了150平方米。考古人員在遺址中發現了花邊口器、鏤空圈足器、盤口器、翻沿器等上千件陶器殘片和部分石器。
雷雨說，該遺址包括了新石器時代、西周和漢代等3個時期的文化堆積，是近年來四川省新石器考古的重大突破。從時間上看，它處於古蜀文化從川西高原走向成都平原的重要節點，對研究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起源有著重大意義。
四川大學考古系教授林向表示：“雖然目前這個遺址發掘得很少，但其意義極為重大。通過這個遺址，考古人員可以解決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的源頭問題。該遺址中有大型的建築物痕跡，說明這個遺址的規格比較高。但是由於目前發掘面積過小，只占整個遺址面積的1％左右，所以遺址究竟情況如何，還需要擴大發掘面積和多學科介入。”
新石器文化遺址主要分布於遺址南區和西區，以南區分布面積最大，保存最好，文化層平均厚度約0.3米，發現紅燒土遺蹟兩處，柱洞兩個，灶1個，灰溝1條，灰坑27個、墓葬1座以及陶器、石器等大量遺物，初步估計陶片數量在萬片以上，可復原器4件以上。
根據地層疊壓關係和文化面貌，桂圓橋遺址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可明顯分為兩組：
第一組：均發現於南區，包括第⑥層以及⑥層上下的遺蹟（紅燒土遺蹟兩處；柱洞2個；灰坑8個）。
兩處紅燒土遺蹟的平面均略呈長方形，最大的一處面積近40平方米，部分紅燒土面系利用長方形的燒土塊鋪成，紅燒土面上下均未發現成排柱洞和基槽，屬房屋的可能性不大。兩處紅燒土遺蹟上均發現完整或較完整的陶器，最大的一處紅燒土遺蹟旁還發現一開口層位相同，直徑超過4米的圓形大坑，內含大量紅燒土顆粒、碳屑、灰燼和分層擺放的大塊陶片，許多陶器可大致復原，推測紅燒土遺蹟的性質應與祭祀活動有關。
陶器以夾粗砂、夾石英厚胎紅陶、紅褐陶、褐陶和黃陶為主，火候較低，手制特徵明顯，另有部分泥質紅陶和灰陶，紋飾陶比例極大但紋飾種類較少，以粗繩紋、附加泥條箍帶紋為主，另有少量細繩紋和刷劃紋，器物口、底流行施繩紋的作風，器類有大口深腹缸（罐）、斂口平底缽、高領壺、帶�器、矮圈足器、紡輪等，深腹缸（罐）口部形式多樣，計有直口、敞口、卷沿和折沿等幾類，其中H64出土1件高約45厘米的侈口深腹缸，可基本復原；石器多為細石器和打制石器，磨製石器很少，細石器種類有石葉和石核，多為燧石。總體文化面貌與疊壓於其上的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相差較大，絕對年代估計在距今5000年左右。
第二組：遺存單位包括西區第⑤層、南區第⑤層以及⑤層上下的遺蹟（灶1個；灰溝1條；灰坑19個）。
灰坑以不規則形、圓形或近圓形為主，部分灰坑用火痕跡較明顯，坑內石器、石料、卵石及陶器（片）較多。僅見的1座墓葬為小型長方形土坑豎穴墓，無隨葬品，單人葬，仰身直肢，頭向東北。
陶器數量較多，以夾砂黑褐陶、褐陶、紅褐陶和泥質灰陶、磨光黑皮陶、紅褐陶為主，紋飾陶比例很大，種類豐富，以繩紋為主，常見帶狀壓印紋、附加堆紋、鏤孔、戳印紋等，器類以波浪狀花邊口沿器、繩切花邊口沿器、寬沿器、翻領器、鏤孔圈足器、假圈足平底器為主，盤口器數量較少；石器數量不多，種類有少量磨製小型石錛、石斧、礪石及部分打制石器。總體文化面貌與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中段極為相似，是成都平原典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絕對年代距今約4600年左右。
商時期文化遺存
零星分布於遺址南區，發現窯址1座，灰坑2座。
窯址平面呈圓角長條形，長2.7米，火膛、煙道及工作面保存較好。
兩座灰坑均為直徑1米以下的圓形積石坑，其中1座用火痕跡明顯，出高柄豆、小平底罐、器蓋殘片若干。
西周時期文化遺存
主要分布於南區，有墓葬1座，灰坑20個。墓葬為小型長方形土坑豎穴墓，東北――西南走向，人骨已朽，隨葬品有陶斂口瓮、缸、玉料等。
灰坑形狀有圓形、不規則形、長方形幾種，其中12個為直徑0.7~1 .5米的圓形積石灰坑，這批灰坑坑壁加工規整，用火痕跡明顯，多有灰燼，不少坑壁已形成燒結面；石料、卵石堆間大多擺放一組陶器，器類計有尖底罐（杯）、尖底盞、圈足罐、矮領罐、器蓋、器座、紡輪等，且不少為可復原器。坑內器物群和石料、卵石堆均系有意擺放，似帶有祭祀坑性質。
漢代文化遺存
幾乎遍布於整個遺址區，遺蹟十分豐富，有房址、柱洞、灰坑、窯、灰溝、水溝、井等近百個各類遺蹟，遺物主要有大量的板瓦、筒瓦片、瓦當、磚塊、罐、缽、盆、甑等。
晉代文化遺存
主要分布於北區，發現半地穴式窯兩座，殘損品堆積坑、活動面若干，以北區Y1保存較好，平面呈馬蹄形，殘長3.75米，饅頭狀窯頂大部塌陷，工作坑、窯門、火膛、窯床、煙道保存較好，火膛內出土一塊模印“元康二年□月造作”銘文楔形磚，系四川地區首次發現，估計窯的時代應相去不遠。
宋代文化遺存――遺蹟和墓葬
遺蹟主要分布於北區，有大量房址、柱洞、灰坑、灰溝等各類遺蹟，部分柱洞直徑超過60厘米，推測當時曾存在大型建築。已清理的兩座墓葬位於西區，均為長2~3米的小型南宋磚室墓，隨葬品計有釉陶四系盤口壺、雙系壺、雙系罐、陶雙耳杯、雙系罐等。
2009年8月30日，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報以及四川大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博物院的專家、學者齊聚什邡，對桂圓橋遺址進行了專題論證。
專家們一致認為桂圓橋遺址工地執行了最新田野考古規程，利用全站儀、浮選等考古方法，地層清晰，遺蹟處理得當。桂圓橋遺址文化遺存分為新石器時代晚期、商、西周、漢、晉和宋代六個階段，每個時期都有重要遺蹟和文物發現，擴展了對同時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認識，尤其是其中早於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的遺存，是目前成都平原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為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源頭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是四川近年來的重大考古發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