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難將格雷戈里·貝特森（1904-1980）的智識生涯歸結為人類學家的一生。的確，他拿的是人類學碩士學位；他在太平洋島嶼地區做過時間很長的人類學田野工作；他與當時人類學的英美兩個學術圈的中心人物都有過密切的聯繫（他曾受教於英國結構功能主義人類學的奠基者拉德克利夫-布朗，後者還為他的這本《納文》寫過書評；同時他又是美國歷史學派人類學家博厄斯圈子裡的核心人物之一瑪格麗特·米德的第三任丈夫）。但加在他頭上的頭銜還有控制論專家、生物進化論專家、心理學家和語言學家等，他被認為是“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科學家之一”。在這些完全不同的學術領域，貝特森都貢獻了他獨特的甚至是先驅性的貢獻，但他又從來不是這些領域中的核心人物。如果說他一生的智識活動有何共通點的話，那就是他試圖以某種一般性過程將各不相同的現象連線起來的努力，以及他那“永遠活躍的思想”。在如今知識領域日益被專業化割裂的時代，貝特森這種學科界線無法束縛的思想馳騁和智力探索似乎已離我們日益遙遠，並因此引發我們很多的懷想。
《納文》1930年代首次出版時並沒有在當時的人類學圈子裡得到很肯定的評價，而貝特森也始終沒有進入到當時人類學的主流圈子。《納文》被當時的一位人類學家批評為主觀性太強。1980年代以來，《納文》之重新引起人類學界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正在於這種曾被批評的“主觀性”，因為了它契合了當
今這個時代人類學的反思和實驗精神。
今天，《納文》和它的作者貝特森已成為傳奇。但在這本書首次出版的1930年代，其書其人，都是人類學這個正在聲譽鵲起的領域中的異數。
也很難把《納文》界定為一部標準的民族志。的確，這本書具有標準民族志的一些核心要素：一個遙遠的、有著獵頭傳統的太平洋島嶼族群，一種離奇的儀式，以及關於當地社會結構和文化邏輯的分析。但是，各種田野資料並沒有在這裡由完整且完美的敘事體系編織成一幅精美的織錦（如《努爾人》和《薩摩亞人的成年》等經典民族志那樣），而是被切割組合成相互映射的多晶體。在這本書中，交雜著土著人的文化現象和歐洲文化現象、土著人的觀念邏輯和作者本人的思維過程、充滿人文氣息的細節描述和科學家式的冷峻剖析。這樣一個文本既有著民族志文體細緻、明晰的特點，又充滿著英國隨筆的那種層層思辨和博識的風格。
翻譯《納文》的過程，也就是跟隨其作者貝特森進行一場智力探險的過程。“納文”是生活在紐幾內亞的雅特穆爾人在其青少年成員取得有意義的成就後舉行的一種慶賀儀式。這類成就包括殺死了人、捕殺了某些動物、製作出了一隻獨木舟或一支船槳，等等。這一儀式具有幾個有意思的、頗為奇特的特徵：來慶賀的主要親戚是這位青少年的舅舅；這些舅舅往往要穿著污穢的女裝來表示慶賀；在慶賀儀式中，舅甥之間會表現出某種類似男女性交的舉動，等等。《納文》一書就是圍繞對這些儀式特徵的解釋來分析雅特穆爾社會——儀式體現出了雅特穆爾社會舅舅和母親、丈夫和妻子角色的認同，體現出此社會對姻親關係的整合，體現出男女兩性對立的精神氣質……而這些，又是與更普遍的人類行為和思維的過程聯繫在一起的（貝特森把這類普遍的過程用諸如“分裂演化”、“直線二元論”之類自創的術語來概括——這些術語，常常困擾著我這個譯者）。
貝特森的分析之獨特處在於，他的分析不是在一個完整而自足的單一框架下進行的，而是實驗性地選擇了諸如結構性的、社會學的、精神氣質和認知理式等多種分析路徑。貝特森特別指出，這些研究路徑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而不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以上的種種路徑是研究者的不同思維方式或視角，而不是人們通常所認為的，是研究對象即社會的各個方面。因此，貝特森的民族志報告，目標不是進行具體民族志資料的積累，而是澄清和辨析我們在分析社會時的思維方式。
如作者所言，本書的寫作是關於人類學材料之處理方法的一項實驗。正如科學實驗報告中必須列出實驗過程一樣，貝特森也列出了他處理和呈現材料的思維過程和寫作過程。也就是說，研究者所用的思維方法本身，首次被作為研究對象呈現出來。這種做法的潛在意義在於，它表明，並不存在某種唯一客觀的社會事實，在不同的思維框架或者說研究路徑下，“社會事實”會呈現為不同的面貌。
在當時以現實主義的科學民族志為標準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貝特森的實驗和反思的確早了點。此書首次出版時並沒有在當時的人類學圈子裡得到很肯定的評價，而貝特森也始終沒有進入到當時人類學的主流圈子。《納文》被當時的一位人類學家批評為主觀性太強。幸虧這位人類學家非常明智地又加了句，“現在來談貝特森在人類學潮流中的位置還為時過早”。1980年代以來，《納文》之重新引起人類學界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正在於這種曾被批評的“主觀性”，因為了它契合了當今這個時代人類學的反思和實驗精神。
通過與異文化的比較來反思研究者自身所處的文化，是人類學的傳統旨歸之一。1980年代以來，這柄反思之刃開始指向人類學自身知識生產的各個環節。田野作業過程、收集資料的偏好、組織材料的框架、民族志文本寫作中運用的修辭，每一個環節都受到審視和反思。在這些過程中，民族志作者不再被視為客觀的記錄者和分析者，而是帶有主觀性的參與者。這種對主觀性的認識和對知識客觀性的追求使當今的民族志寫作呈現出某種實驗的特徵。而在這兩方面，《納文》都堪稱先驅。
貝特森說：“正是為了解開斯芬克斯之謎，我將五十年的職業生涯投入到了人類學家這一行當中。”人性是所有偉大的人類學家的最終關懷。貝特森的筆下，不僅有科學家式冷靜的社會試驗剖析，還貫穿著對人性曲微甚至溫情的探究。我腦里時常浮現起那些晨靄中划著獨木舟、唱著哀婉喪歌去取魚筌的雅特穆爾婦女；浮現起那個被鱷魚拖向深水時拋出他的臂環，平靜地向妻兒告別，尊嚴地走向死亡的男子。——吸引人的是智慧，打動人的卻永遠是細節，那是民族志的神韻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