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由
2012年2月，東莞市政府出台了《關於進一步加強我市醫療機構安全保衛工作的實施意見》，其中規定“醫
醫院設立警務室，可維持正常的醫療秩序，醫生穿上防刺背心，也還屬於“自衛”性質的器具。但醫院配備的短棍、鋼叉和催淚噴霧劑，就不僅是防禦性“武器”，而且具有進攻性了。這就是說，在某種情況下，會把鋼叉刺向患者和家屬，甚至對他們使用催淚彈制服的了。
對此，醫院方面普遍表示歡迎。但如此應對“醫鬧”措施經媒體報導後，在網路上引起了網友熱議，其中以反對聲居多。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讓醫院的保全配備攻擊性裝備，這是要將醫院建成“堡壘”嗎？“這樣做可能會將一些患者正常的訴求也給壓制下去”。
回應
衛生局：裝備是為對付不法分子
面對公眾的反對聲音，市衛生局有關負責人日前明確回應說：“我們對於這個檔案是贊成的。出台這個檔案基於一個背景去年‘8.16’長安醫院事件，一名男子先後將該院兩名醫生砍傷。所以有必要對醫院的正常秩序採取一些措施。這樣一來可以保護其他患者來醫院就診的安全，其次也可以給醫生一個安全工作環境”。對於醫院配備攻擊性的裝備，這名負責人解釋，配備這些裝備是因為醫院本身也是公共場所，所以安保配備與工廠、商場的要求是一樣的。配備這些裝備並不是為了對付患者，而是為了對付不法分子。
來論
政府說了，之所以“武裝”醫院，不是對付患者的，而是對付“醫鬧”的。這裡的問題是，“醫鬧”的發生，固然有趁機搗亂的人挑唆，但也有患者吃了虧卻又維權難的因素。再說，今後會不會把任何提出不同意見的患者都先“命名”為“醫鬧”，然後用武器制服，迫使其就範呢？
地方政府治理“醫鬧”，立場應當不偏不倚，不能把“醫鬧”簡單歸結為患者責任。與其把“武裝醫院”當成治理“醫鬧”的捷徑，不如在第三方調解建設上多下下工夫吧。
為防患者家屬到醫院鬧，醫院可以進行武裝，如果家長認為孩子被體罰，學校為防家長到學校來鬧，學校要不要武裝？如果與民眾可能發生糾紛的單位和部門通通武裝起來，那社會豈不成了充滿火藥味的戰場？如果鋼叉和催淚劑還不夠，是不是得配一挺機關槍和一門大炮，準保那些膽敢來鬧的“不法分子”全趴下？一邊治病救人，一邊打擊不法分子，還是醫院嗎？
東莞的這一規定實在過於荒唐。醫院是奉行人道主義之地，把醫院武裝起來，感到害怕的可能更多是患者及家屬。在這裡看病，有疑問不敢問，有意見不敢提，問了，提了，若被視為“鬧”，豈不遭暴力伺候？以防“醫鬧”為名武裝醫院，是把所有患者及其家屬視為假想敵，在醫患矛盾仍十分突出的當下，無異於火上澆油。沒有醫患關係的和諧，斷無了斷“醫鬧”的可能。贊成和支持“鋼叉+催淚劑”，無疑是變相鼓勵醫院“以暴治暴”。催淚劑等警用裝備的使用，是有法條嚴格規定的，正當防衛也是有嚴格的法律界限的。不可思議的是，在倡導社會管理創新的當下，作為政府管理部門的衛生局，居然公然贊成和支持這種大倒退的管理方式，居然用上了黑惡勢力的暴力手段，法律意識淡薄到了極點。治醫鬧需要制度法律保障，不法分子以及犯罪行為靠公安、司法機關來處理和打擊，怎能“文攻武衛”、打群架、械鬥？如此以暴治暴，是自毀醫者名聲，陷仁慈於不義。
求解
近年來，原本在同一戰壕與疾病鬥爭的醫患雙方有些走向對立，醫療糾紛頻繁發生，“醫鬧”動輒大鬧醫院，成為社會管理一大難題。衛生部部長陳竺不久前提出，要創造條件普遍建立第三方調解、建立醫療責任保險等處理醫患關係的新機制。
“無論是院方過錯還是患者誤解，醫療糾紛一旦發生，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個雙方都認可的機構站出來主持公道”海南省衛生廳政策法規處副處長陳建洪坦承。
傳統衛生部門的行政調解往往被打上“官醫一家”的烙印；醫患雙方缺乏信任，相互協商則更難達成一致；走法律途徑，醫院拖得起，患者拖不起，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第三方”糾紛調解辦法是當務之急。
記者調查了解到，我國各地進行了多種探索，海南、上海兩地先後建立的醫療糾紛“第三方”調解機制贏得了醫患雙方的認可，成為當地醫療糾紛化解的主渠道。
“第三方”調解取得實效，首先歸功於它的“獨立”性。海南省醫調委就是一個由省綜治辦牽頭，聯合衛生、司法、公安、財政等10個廳局創建的機構，獨立運作，不隸屬於任何政府機構。
“專業、科學”的特性，也是新機構贏得醫患雙方認可的重要因素。醫調委網羅“懂法律、懂醫學、懂調解”的複合型人才搭建班子，司法、衛生等部門幫助建立由醫學、法律、保險、心理諮詢等不同領域專家組成的“專家諮詢委員會”，以他們的科學評估為調解提供技術支持。
“專家諮詢委員會的作用很關鍵，因為調解工作的主要難點在於說服醫院，這些專家在相關領域很有權威性，他們給出的處理意見也比較容易讓院方信服”上海市閔行區醫調委專職調解員孫曄說。
“往往我們一出面，有時只說10分鐘，鬧得不可開交的場面就能平靜下來，因為我們站在公正的角度，說到了點子上，說到了醫患雙方的心裡”海南省醫調委副主任、專業調解員張輝廣說。
專家指出，“第三方”調解贏得醫患雙方認可，新機制的關鍵環節是“調賠結合”。
“要做到‘案結事了’，光調解是不夠的，醫療糾紛後期的根本問題，就是賠償問題。”海南省醫調委副主任陳興明說，保險是國際上最通用的風險管理慣例，完善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充分發揮保險的風險分擔作用至關重要。“醫療責任保險屬於一種專家責任保險，由於醫療活動的高風險性，這一保險在英美等國家被廣泛接受，但在我國的發展比較緩慢”上海市律師協會保險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楊飛翔認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