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港秘密大營救
從香港淪陷區搶救文化人，是中國共產黨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東湖旅店作為接待護送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愛國人士基地，歷時半年之久。
事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侵占香港、九龍。黨中央及周恩來同志曾指示廣東黨組織一定要千方百計把滯留香港的幾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廣東抗日游擊隊等立即投入秘密大營救中。當時困難很大，惠州、淡水都被日軍占領。為了安全護送這批文化人士脫險，要做很多準備工作，籌建一個接待護送交通站，並解決好吃、住、行等比較棘手的問題。縣委專門開會研究，決定讓共惠陽縣委指派組織部長盧偉如扮成“香港業昌公司”經理，由香港來惠州做買賣。並且以香港商人身份包下惠州東湖旅店2樓，作為秘密交通站。3樓住著國民黨駐軍187師師長張光瓊。數百名知名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通過惠州中轉，安全轉移到內地。其中茅盾、廖沫沙、胡繩、胡風、鄒韜奮等都曾入住東湖旅店。
具體操作
盧偉如與妻子葉錦珠、交通員劉茂仔等3人，帶著貨物到了惠州，把貨囤積在東和行。東和行是個商號，由農工民主黨開設，我們利用它做買賣，來掩護革命工作。
盧偉如以“香港業昌公司”經理的身份與各方人士周旋。由於盧偉如的派頭大，貨多，每天都有人來東和行、東湖旅店找他，問他的貨賣不賣。這些人有商人，有國民黨要人，他們整天纏著他，請他吃飯、談生意，盧偉如一面應付他們，一面觀察惠州的政治局勢。
與此同時，香港亞洲公司經理廖安祥按照廖承志的部署，亦到惠州水東街開辦“白皮紅心”的“源吉行”，以梅州老鄉和談生意為由請張光瓊等人吃飯，送東西拉關係，很快成為“老朋友”。在香港時，廖安祥就經常為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做事。“源吉行”這張“白皮”，對掩護我們行動非常有利。我兼做“源吉行”老闆，也與張光瓊疏通了關係。
在香港黨組織及進入港九地區的游擊隊員捨生忘死的掩護下，600多名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從九龍先後到達抗日游擊隊控制的寶安縣白石龍，然後再分批轉移。1942年春節前一天，從香港撤出來的第一批文化人，在惠州區委書記藍造等護送下，從惠陽沙坑經永湖、三棟到達惠州。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副主任連貫也隨同過來領導轉移文化人工作。我們同時要負責他們的安全。
文化人名單
第一批文化人
第一批文化人有茅盾夫婦、廖沫沙、韓幽桐等，他們都打扮成從香港逃難來的有錢人，被秘密安排住在東湖旅店和東和行里。由於三樓住著張光瓊，連貫要求大家說話、行動都要小心，不要引起他人的懷疑。這些文化人士都是比較知名的，特別是茅盾，許多人認識他。為了安全起見，廖承志訂了兩條紀律：一、不許上街；二、把筆記本收起來統一保管。本來上級規定，文化人每到一地，應儘快設法送走，可是這些人到達惠州的當天是大年三十，接連幾天都沒有車船開出，只好等到春節後再走。
把文化人從惠州送往“後東”，主要是走水路。有時買船票搭客走，有時通過打入國民黨惠陽縣稅局的一位同事的關係，乘國民黨官員的走私船走。茅盾等這批人人數多，專門包了一條船。這條船從船長到水手全是自己人或進步民眾。上船的碼頭在中山公園望江亭後面。當時，有一段小插曲：上船前茅盾看到中山公園裡矗立著廖仲愷先生和黃埔軍校東征陣亡將士的紀念碑時，詩興大發，拿出筆記本就作起詩來。盧偉如等人怕民眾圍觀而暴露其身份，曾進行勸阻。他發起脾氣來，說不上這條船了。後來經過廖承志、連貫的勸說，茅盾最後還是上了船。
第二批文化人
此後，胡繩、胡風、宋之的等一批批文化人士、愛國民主人士共100多人，都在東湖旅店秘密接待護送下離開惠州，到達下一站龍川老隆。鄒韜奮是最後一批。當鄒韜奮到達東江游擊區後，中共中央南方局來電：國民黨已秘密下令通緝鄒韜奮，並命令特務機關嚴密監視其行蹤，一經發現，就地懲辦。南方局指示各地務必保證鄒韜奮的安全。因此，鄒韜奮延至5月才從游擊區到惠州。為了保證鄒韜奮的安全，我們除了讓他住東湖旅店，還安排他到交通站副站長陳永家裡住。當時，日軍的飛機經常來轟炸惠州，城裡的國民黨特務也經常突擊搜查。為防不測，盧偉如安排愛人葉錦珠和另一地下黨員塗夫，每天一大早就領著鄒韜奮到野外隱蔽。塗夫的公開身份是國民黨187師政工隊副隊長，盧偉如愛人身份是“香港闊太太”，與化名為香港商人“李尚清”的鄒韜奮同行，即使碰到國民黨特務，也不易引起懷疑。鄒韜奮在惠州停留了10天，盧偉如派人將他護送到龍川，經老隆轉赴梅州。
從香港撤來惠州的人員有好多批，除文化人士外，還有黨的幹部和國民党進步人士，如陳策（國民黨駐香港代表）與夫人、鄒魯夫人等。
中共惠陽縣委、惠州區委接待護送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前後歷時半年之久，我們勝利完成了這一特殊任務。1942年5月，粵北省委受破壞，組織上通知盧偉如趕快撤離惠州。於是，盧偉如在這年8月離開了惠州。
旅店主人
東湖旅店的主人名為翟雨亭，原籍惠州，畢業於廣東高等師範學堂，後受同學之邀赴福建工作，後興辦建築公司。1935年，翟雨亭全家遷回惠州，受友人之約成立得生行車公司，參與惠樟公路修建，事業蒸蒸日上。翟雨亭後與友人共同出資合辦農場，準備建一些經典建築，作為西湖的配套景點，後因日軍侵占惠州，計畫泡湯。
抗戰期間，翟雨亭受各行業公推當選商會理事長。1938年10月，惠州淪陷。其間，橋西和橋東的旅店幾乎被燒光，原有的酒店和旅店無法復業。於是，部分有錢人家將倖免的房屋改為旅店，翟雨亭也把自己的洋樓改成了東湖旅店。
1941年香港淪陷後，很多難民逃回內地，而惠州成為一個重要中轉站，惠州旅店業一時興旺。因地理位置好，整體布局高雅搶眼，具有歐式風格的東湖旅店全店20多間住房常常客滿。
1941年，香港淪陷。日軍占領香港後即封鎖交通，大肆搜捕抗日分子、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愛國人士。時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親自過問，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中共香港市委等部門負責人分頭組織港九地區及交通線上各級黨組織和東江抗日游擊隊，全力投入秘密大營救。
在整個營救路線中，惠州交通站地位重要。時任中共惠陽縣委組織部長盧偉如受命到惠州建立接待護送交通站，並以香港某公司經理的身份包下了東湖旅店二樓整層作為秘密交通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