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第一大港

東方第一大港

泉州是古代一個重要港口。她興起於唐、盛於宋,宋末元初到達頂峰,是當時公認的“東方第一大港”,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齊名 。 九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考爾大貝,在他的著作中介紹中國的貿易大港,自南而北的排列順序是:一交州,二廣州,三泉州,四揚州。以後又有變更形成了廣州、泉州,明州(寧波)三港競爭的局面。北宋初期,三港以廣州最盛,明州次之,泉州居後。北宋中期,泉州港開始趕上並超過明州,躍居全國第二。南宋初年又逐步趕上廣州並駕齊驅。南宋末年,泉州一舉超過了廣州執全國對外貿易之牛耳,進入極盛時期。直至元代,泉州港還一直領先於國內渚港。

港口介紹

東方第一大港 東方第一大港

我們可以從許多文獻中,看到當時泉州港“舟車輻輳,舳艫相接”的盛況。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1年)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奉忽必烈之命,護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就是從泉州揚帆出海的。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奉其國王之命來華,也是從泉州港登入的。他在遊記中盛讚當時的泉州港,認為是他平生所見的最繁榮的商港,港元內經常有大船百條,小船無數,乃天然之良港!元代的文人是這樣描寫泉州的:“泉,七閩之都會也。番貨運物,弄寶珍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

東方第一大港 東方第一大港

這裡所說的泉州港,包括泉州灣、深滬灣和圍頭灣諸港,而以後渚港為主。後渚港位於泉州灣內,西北距泉州城十公里,地理形勢險要;西北有桃花山支脈作天然屏障,是瞭望與防衛炮台的所在地,東面與惠安的白沙、白崎二海岬隔海相望,向外有晉江石湖與惠安琅山、秀塗成鉗形對峙,東北有洛陽匯出海口處的小洛陽海,西南即晉江的出海口,水陸均可到達晉江、泉州、惠安、南安諸縣市,而且水深港闊,交通便捷,在當時的條件下,成為“梯航萬國”的天然良港和海防要地,絕非偶然。

馬可波羅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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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大利著名旅行家馬可波羅,仕元十七年,經常出使鄰國並巡視全國各地。他於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921年)奉忽必烈之命,護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從泉州的後渚港出海歸國。歸國後,寫了《馬可波羅遊記》,向西方世界介紹東方文化,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這個遊記中,泉州是他介紹的重要城市之一。馬可波羅此行是從行在(杭州)出發,經信州(江西上饒)進入福建,然後從格陵(建寧)、武乾(尤溪)、溫敢(永春)而後到達泉州的。這時,泉州正處在對外通商貿易的全盛時期,外國商人、傳教士、旅行家接踵而至,亞非各國商船也頻繁出入,一片繁榮景象。馬可波羅說,埃及的亞歷山大港運載的胡椒,一般的國家每次只運去一船,而“剌桐港者,則有船舶萬餘”艘,其繁榮興盛可與亞歷山大港媲美!泉州的“剌桐緞”暢銷於南洋、印度和歐洲。迪雲(德化)製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泉州的對外貿易營利很高,政府可得巨額稅收,是元朝國庫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在那時,泉州等地還使用紙幣,是重要的流通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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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波羅還注意到泉州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均甚為流行。在民間所見的大都是“偶像教徒”,這大概是指佛教而言。這與泉州古稱“泉南佛國”可謂不謀而合。

在經過溫敢(永春)、迪雲(德化)時,馬可波羅印象頗深。他說永春“製糖甚多”,除供應本地居民外,還運往漢八里(北京)“以充上供”、可見在那時,永春的製糖業是相當發達的,在德化,馬可波羅注意到那裡流行的方言,只有當地人才能理解,雖然寫成文字就可看懂,但在外人看來則充滿了神秘感。

馬可波羅離開泉州後,一路上歷盡艱辛,輾轉了二年多才到達目的地——波斯,而後又海陸兼程,於元元貞一年(公元1295年)才到達了久別的故鄉義大利的威尼斯。

古港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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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剌桐港在唐代嶄露頭角,已經成為中國四大商港之一;那么,到了宋元,剌桐港的艨艟巨舶則穿越滾滾洪濤,生機勃發地進入一個鼎盛時期。宋人謝履的《泉南歌》:“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描述對外通商貿易的繁榮景象。

宋代的泉州海外交通,暢達東、西大洋彼岸。宋時泉州與世界上7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貿易,到了元代則發展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可謂“往來互市,各從所欲”。當時從這一海上通商門戶進口的商品主要是珠寶、香料和藥物,出口商品則以泉州名產剌桐綢緞、瓷器、茶葉和銅鐵器為主。剌桐港極盛時期的能商貿易非常活躍,到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市舶稅利高達100萬緡,在國庫財政收入中占有可觀的地位。

是一種什麼樣的神奇魅力,把古泉州人的目光從黃土地引向藍色的海洋,開始到茫茫大海上去尋找新的生存發展道路呢?要解開這個歷史之迷,不能不探究剌桐港鼎盛的成因。

其一是特殊的地理環境提供得天獨厚的優勢。泉州座落於晉江下游北岸,東臨大海,與台灣一水相隔。泉州灣海岸線曲折漫長,水道深邃,擁有“三灣十二港”,足以吐納自如地任由中外商船出入,具備一個天然良港的基礎。

其二是通往內地的水陸交通也較為便利,當地物產資源豐富,擁有享譽遐邇的名牌產品,而長江下游內陸腹地也可源源不斷地供應充足的貨物,這就為中外客商的進出口貿易提供了可觀的市場和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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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社會安定,民風純樸,比起當時中原戰亂迭起、百姓飽受顛沛流離之苦的社會現實,古泉州真可稱為一塊不可多得的黃金寶地。

其四是泉州造船業的發達和航海技術的高超,羅盤廣泛套用於航海,中外商船可以比較安全地進出剌桐港。

其五是朝廷重視對外通商貿易,頒令保護外國商人,並設立市舶司機構,委派得力官員執掌吏治與海關、稅務。

古港勃興的原因可能還有許多,而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則是:濱海而居的泉州先民,顯然揉合了古越人的機智靈活和北方人的剽悍驍勇,因而形成了一種富於開拓精神的襟懷和敢幹闖蕩江海的膽識與氣魄。他們衝破狹隘的本土觀念的樊籬,無所畏懼地跨越驚濤狂瀾跋涉荒島絕域,成為開拓“海上絲綢之路”的先驅者。

蕃漢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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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元時代,因為對外交通貿易的空前繁榮,到泉州來經商、傳教、創業、致仕及至長期定居的外國人,數以萬計,諾大的泉州城,到處可以看到外國人蓋的宅第、開的店鋪、建的教堂、廟宇,就連城外一帶,也隨處可以見到他們的墓葬群,叢集密布,比比皆是。因此,把當時的泉州,看作蕃漢雜處的“國際城市”,是不會過分的。

當時,來泉州的外國人,以阿拉伯人居多,其次是波斯、印度、印尼及東南亞一帶的人。他們多數集中居住在商業繁盛的城南一帶,所以這一帶當時被稱為“番坊”。中國政府對居住這裡的外國人關懷備至,讓他們以民主的方法推舉“番長”,以管理外僑內部事務,協調其利益,還為政府承擔招徠外商,發展貿易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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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居住在泉州的外國人,與泉州人民友好相處,互相扶持,興辦各種事業,對泉州的發展做出貢獻。北宋雍熙年間(公元984——987年)天竺僧羅護那航海到泉州,“竟搞金繒珍寶以施”。僧一不有“買隙地建佛剎於城南”。有些比較富有的外國人,視泉州為第二故鄉,以其雄厚的資財,從事泉州的建設,幫助泉州當局解決困難。南宋淳熙年間(公元1174——1189),泉州奉上之命造船,晉江知縣苦於經費無措,準備辭職。後來,因為得到“諸番寓居者義之,鹹助其役”,結果出現了“艦就而民不知”的奇蹟。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2年)僑商還出資大修城垣,使得泉州的城市建設日新月異,成為那個時代的驕傲。

那些定居下來的外國人,有的與泉州人通婚,生男育女,成了民族融合的先驅。泉州民間素有“半南番”一語,就是專指這些中外混血兒的。外國人還在泉州東門和南門一帶,建立公墓,“以掩胡賈之遺骸”,——並得以長期保存,雖改朝換代,亦不毀棄,成了後代研究泉州歷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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