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歷史
公元1331年噶瑪·讓穹多吉應召到北京為元寧宗帝後傳時輪大灌頂，1334年經五台山返藏途經康區時在此地開闢噶瑪噶舉道場，講經說法，並在扎壩卡瓦拉絨神山上修建了知托寺，後經第六世噶瑪巴·通瓦敦丹和貢夏·仁比益西、曲米·降央扎巴等高僧的主持，不斷改進和完善後，逐步形成了在全藏區享有盛名的噶舉派寺廟。
格魯派在康區逐漸崛起，1654年（清順治十一年），羅桑降措之弟子曲吉·昂旺彭措到康區建寺傳法，據記載，曲吉·昂旺彭措在康區傳播格魯派教義期間，得於各個土司的大力支持，在康區有“創建霍爾十三大寺”的功勞，另居住在青海的蒙古族和碩特部首領固始汗征服康區，將康區內許多教派的寺廟改教為格魯派（黃教），使格魯教法在康區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據《格魯派教法史——黃鑒》記載：知托寺也就在這段時期改教為格魯派，在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各土司的支持及富豪的巨額布額下，一直得到了穩步的進展，極盛時期僧眾達800餘人，當時被收錄於布達拉宮的壁畫之中，至今尚有保存。
公元1728年左右，經寺廟的最高管理機構商討，鑒於本寺處在卡瓦拉絨神山大峰峽谷之頂，地勢險惡，交通不便，加之僧人中年邁逾古稀者眾多，存在著很多的隱患，故需選擇較為一個平坦的地方再新修建一座寺廟，經過商討最終決定由喇嘛阿德·羅絨和僧人巴呷·多吉全權主持修建寺廟的一切事務。
關於“杜噶寺”名字的由來有這樣一個傳說：“杜噶”在藏語中就是“白傘”，當修建寺廟的重任落在了巴呷·多吉和阿德·羅絨肩上後，他倆更是誦經祈禱，供佛拜神。有一晚阿德·羅絨在夢中見到一把白傘從空中緩緩飄落在了現今“杜噶寺”所處的位置。阿德·羅絨感到這是一個很好的徵兆，第二天就和眾多高僧一道來此地看個究竟，結果發現了一顆傘形的白石頭，阿德·羅絨提議由這傘形的白石頭作為寺基中心在此地修建寺廟，他的想法得到了大家的認同，決定在此修建寺廟，並取名為“杜噶寺”。後由清朝順治皇帝御賜，用漢、藏、蒙三種文字書寫成“杜噶寺”寺名的橫匾。但在“文革”時期被毀。
修建杜噶寺歷經兩個春秋之久，由上下扎壩的眾多名匠共同修建，其各種材料及勞力由其下屬的民眾及僧人所提供，寺廟的建築方案和風格一切由巴呷多吉和阿德·羅絨一手策劃和設計。寺廟占地100餘畝，設有殿堂4座，及誦經大殿、供品殿、金宮殿，還有淨廚室及僧房幾百間，其建築方式和風格當時在康區處於獨樹一幟。在兩個多世紀的歲月長河中，杜噶寺一直得到了穩步的發展。但在五十年代末期的“四反”運動中，寺廟未能得到保護，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為了末法時期的有情眾生早日脫離輪迴苦海，杜噶寺全體僧眾發願修繕和新建佛學院為一切眾生營造積功聚德的福田，點燃驅暗明慧的智慧明燈，弘揚破迷除痴的佛法精髓，廣結善緣，普利有情。杜呷寺傳承佛陀的意願，續佛慧命，歷經蹉跎，無懼艱難，願佛光遍照宇宙山河大地，慈悲溫暖天下無盡眾生！
佛像法器
據記載杜噶寺有眾多具有收藏價值的金銅佛像和唐卡、經典等頂級之寶，其中東印銅像有14尊，分別為釋迦牟尼、文殊、無量光、白傘蓋、度母、守護神7尊、宗喀巴和米拉日巴。
藏書中大部分以宗教內容為主，其中用金銀粉手寫的《甘珠爾》和《丹珠爾》共五部。另噶瑪讓穹多吉的著作《顯密論述》及《歷算集論》，也是研究佛教、天文、地理文化的重要資料。
在唐卡中頗具代表性和影響力的有各種佛、菩薩、守護神像共38幅，另由吉比·畫師所繪的《釋迦牟尼三十四本生傳》（有34幅唐卡），在康區乃至全藏區有較大的影響。
據說有一尊由噶瑪·讓穹多吉所賜的金銅像。如果在本地將要發生什麼不吉利的事，金銅像就會自然脫落帽子，經脫落帽子的方向來斷定事發地點，就可以祈求供佛，防備災難發生。
此外，還有一幅觀音唐卡和一個海螺（屬伏藏），據說也很靈。如果發生乾旱，就到寺廟附近的一個叫“色夏”的小湖邊，把觀音唐卡掛在竹筏上，吹上小白螺，順“色夏”小湖週遊幾圈，就能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但在文革中遺失。
佛事活動
杜呷寺的主要佛事活動有：（藏曆）
1月7日－16日，誦經，舉行祈願大法會。
1月16日－30日，念普明宏光佛經和藥師佛經。
3月份：對佛像、靈塔、經典灌頂進行開光、燒施。
4月份：為佛主釋迦牟尼紀念期，守飢行16天。（啞語）
6月1日－4日，祭神、誦經轉山。
7月－8月，夏令安居。
9月份：念護法神施食經。
10月22日－25日，燃燈節（圓根節）宗喀巴大師祭日。
僧眾平時誦經不斷，為眾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