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言[中共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丹東市市長]](/img/6/ede/nBnauM3X4gzNzMzN2ADO1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wgzL0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李言[中共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丹東市市長]")
人物生平
李言1926年至1930年，在浙江省湘湖鄉村師範學校讀書。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2年8月至 1937年2月，先後在浙江省衡縣、廣東省惠陽、廣州市、杭州市、浙江紹興任教。
1937年10月，到延安陝北公辦學校學習。
1938年3月至1941年3月，先後任延安抗日大學宣傳部長、延安馬列學院保衛委員、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黨校秘書長、中共支部書記等職。
1945年12月，在中共中央東北局社會部任秘書。
1946年7月，在黑龍江省拜泉縣任縣公安局局長。
1947年7月，任東北鐵路局局長。
1952年5月，在東北公安部任主任、處長等職。
1954年9月，任熱河省公安廳副廳長。
1956年3月，任遼寧省檢察院檢察長。
1959年，在中共遼寧省委紀律監察委員會任常委。
1964年8月，任中共安東市委書記處書記、安東市市長。
1972年10月，任中共丹東市委副書記、丹東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8年12月，任遼寧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黨組書記。
1974年4月，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黨委書記。為第三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個人其它信息
● 李言有三子一女，長子李文俊，為總參某部幹部；次子，李文杰，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著名考古學家；三子李延燕，生於延安，後在大連市人民檢察院任職。一女為李文放，在浙江老家。 有孫兩人，長孫李長虹，為長子李文俊之子，西安交大生物工程碩士，後流學美國，現定居於美國底特律。次孫李倫，字少白，為三子李延燕之子，生於大連，定居於北京，著名書畫家。孫女四人：李兵、李長纓、李朝暉、李萍；李兵，長子李文俊之女；李長纓，畢業於北京旅遊學院，次子李文杰之長女；李朝暉，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次子李文杰之次女；李萍，中學教師，三子李延燕之女。
作品
● 李言是傑出的老一輩革命家之一，他畢生堅定不移的追求真理，一心為人民做好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 在延安時期，他追隨在毛主席身邊，是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推進者和執行者之一。關於延安時期的諸多思考寫了多篇文章加以回顧。詳見：李言 《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見《延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第184頁。） 《李言在中央研究院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6月11日)
● 在丹東市達十年的市長任職期間，前後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但他保持了自已的高風亮節，文革前建立了丹東市各行業的基礎，開展邊境外交工作，文革後積極開展恢復工作，使丹東市這一中國最大的邊境城市得到了穩定和發展。
●李言平易近人，謙和誠樸，一心為民。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在民眾心裡有較好的口碑。在他的在北京協和醫院的彌留之際，對其長子李文俊說：“記住，要永遠為人民做好事，不但你們要這樣做，還要教育你們的子女也這樣做！”
●宋克難、李言都是好乾部。我不是說，文革時我就這樣認為。1968年3月2日至5月19日，我作為軍代表在北京測繪學院中央文革辦的學習班同他們吃住、學習在一起兩個半月，我住在李言上鋪。有一次中央文革小組派人找他，證實林豆豆是不是林彪的孩子，李言想了許久只說一句：“林豆豆是林彪和葉群結婚以後生的”，再問多一個字都沒講。他臨終前念念不忘丹東，不忘丹東人民，決定骨灰撒在了丹東鴨綠江。
李言秩事
深山雛鷹：李言早年的一些事跡
李言1911年出生於浙江省縉雲縣稠門村，縉雲縣地處浙西南的貧困地區，那是一個非常閉塞山區，海拔一千多米，離縣城六十多華里，加之縉雲的土話是浙江話中最難懂的，所以解放前村裡的好多人都從來沒去過一次縣城。
李言早年喪父，留下兄弟三人，李言最幼，雖然家境貧寒，但他的兩位兄長深感不識字的苦處，於是將李言送到村里唯一的一所私塾去讀書，因為李言自幼聰明好學，深得先生讚賞，於是他的哥哥認為造就有望，就繼續送李言到外村去讀高小，高小讀完後，家中已無力再供他讀書，但是他還是靠借錢考入麗水初級師範，以後轉入金華高中師範科，那時李言對一切都感到新鮮，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書籍，吸收知識的語露和陽光，他深深感到教育太重要了，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國。
李言聽說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創辦了一所新型的湘湖師範學校，十分興奮的嚮往，於是毅然前往，雖然無錢交學費，但卻獲準可以半工半讀入校學習，課餘時間幫助圖書館工作。
湘湖師範坐落於錢塘江畔，陶行知先生提出“教、學、行合一” 形成了生活與教育相結合，科學與民主並重的獨特風格。
李言來到了湘師，就像進入新的天地，除了完成規定的學業外，每天協助程長源（著名的圖書學專家）管理圖書，程長源看他勤奮負責，以後將圖書館的工作全部交給了他。在圖書館中爺爺讀了大量的書籍，成了湘師最早的2個黨員，那時李言剛剛21歲。
李言在隨後的日子裡，以教學為掩護，到過杭州鬧市區撒過傳單等活動，先後在雅庭國小，衢縣鄉村師範任教，後來又到了惠陽象山師範校長，一面教學，一面生長，並且暗中營救被捕同學。在暑期講習班舉辦的一次座談會上，他站起來慷慨激昂地做了“團結抗日，反對投降”的演講，全場熱烈鼓掌。
36年夏，他在杭州向別人借了一本名為《列寧主義問題》的書，書未看完又要動身去上海，於是將書寄給已回縉雲老家的愛人褚怡，準備日後再看。不想書信被扣，被警察以共產嫌疑的名義抓走了，經歷了半年之久的牢獄之災。幸而在多方營救下終於出獄。
抗日時期，李言到了延安，先到了陝北公學，隨後擔任了一系列的領導工作。那時他的愛人褚怡正在金華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搶救戰地流浪難童，她將大兒子李文俊送到了保育院，二兒子李文杰和女兒李文放留在老家，衝過了封鎖線也到了延安，於是在延安生下了三子李延燕。
在延安，李言作過延安馬列學院保衛委員、延安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中央黨校秘書長。由於戰爭年代顛沛流離，三子李延燕被寄送在當地的農戶家裡。
解放戰爭時，李言轉戰東北各地.
解放後他但任過東北鐵路局局長，遼寧省檢察院檢察長，遼寧省公安廳廳長，丹東市市長兼市委書記。十年浩劫的時候，他也受到了無情的迫害，並且在一次批鬥中被打斷了兩根肋骨，幾乎有生命危險，好在駐丹東的部隊保護了他。平反後他繼續主持丹東市的領導工作，晚年的李言又回到了北京。
在李言病重期間，中央領導及社科院的院長多次親自問候和探望，著名外科專家吳蔚然教授為他連續作了9個小時的手術，在醫院的精心護理下，李言的病情一天好轉了，他說，“我相信會康復，明年到中央黨校學習”但是兩年後，家人接到電報，告知李言病危，於是家人火速抵京，對李言做最後告別。
李言還是離開了，他生前遺言，要將他的骨灰一半撒在湘湖師範附近的錢塘江，一半撒在流過丹東市的鴨綠江，前者是他生命的起點，後者是他工作最久的地方。
憶李言市長和我們在一起的日子
一九六九年夏，陰雨綿綿，這樣的天氣對我們知青來說是最為高興的日子了，因為終可以扔下地里的活——散玩兒啦。
中午飯搞點兒啥“嚼沽”改改饞？又是挨過來的一天，一十二個十六七的小青年七八湊地湊了五塊三毛錢，從貧下中農那搞來了雞鴨蛋，厚著臉皮再要點兒“嗎兒五”的，也算上是弄得夠塞足牙縫的一桌“大餐”了。
女青年王枝杏正熬著一鍋“二糊塗頭”餷子粥，男青年幾個忙裡忙外地有幫她燒火的，洗菜的，沒事做了的就嗆舌頭：“飯快點兒好，趕著炒下酒菜喱！”
離供銷社二十多里路，打酒是不可能了，是誰查落了能從哪個農民家借來了一瓶酒。
萬事俱備，只問時間嘍。
這時由開著的門走進一位年有半百，身材不高、顯很壯實的長者。他一身藏蘭“更生布”（粗布）衣褲，高高挽起了褲腿，腳蹬一雙解放鞋，臉膛黝黑，臉盤略圓，摘下印有“五七幹校”醒目紅字的草帽，現出一臉吟吟燦爛的笑。
“你是李言巿長！”
我們有的人還真沒有見過李言市長，先有人楞征，但一眼就被王枝杏給認出了。隨著一聲喊叫，青年點一下子歡呼雀躍起來。
“李言市長，沒吃飯吧？正好我們改善。哎，誰再去社員家搞點兒菜來？”
李言市長問過我們好，然後斌斌有禮，用草帽向後一指：“這么多人，管得起嗎？”
大家不約而同地目光看去，人零散地一個個往屋裡走進。
一、二、三、四……一共數過了加上李言市長，共是二十人，都進來把我們青年點三間房的炕上地下裝得滿滿的。
他們一行是從“草河五七幹校”來我們大隊搞調研的，由我們隊是把頭的，又聽說是青年點，就首而先入了。
這么多人，雖是應了李市長的話 ，我們確實是管不起好飯好菜，但像這飯鍋里的“二糊塗粥 ”，還是能管得起的，頂多再做一鍋不是的。於是大家還是苦苦相留，都是家鄉人嘛。要不就把李市長單獨留下。
“留我？你們想讓我脫離民眾？”
李市長別是一番風趣的話，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再看李市長：笑得自然、灑脫，那份慈祥鋪滿他那黑紅而風光的臉膛。
第一印象的李言市長，竟是這樣一個淳樸、健康、慈祥加微笑的老者。
臨走時，我們一個個爭先搶握李市長的手，多多的話就是讓他再來，什麼時候來。李市長說一定來，但得先去大隊報個到。這時他見鍋里炒出了菜，說：“這回我真的要做一件脫離民眾的事嘍，嘗一口。就一口啊。”他接過筷子，夾過一口土豆片炒臻蘑送進嘴裡然後，直夸好吃。“李市長，還有炒雞蛋和鹹鴨蛋。”“不行，不行，說的就是一口，再說了，我們是有原則的——‘五不吃’。”大致上的“五不吃”是：雞、鴨、魚、肉、蛋，無非也都是些不允許在老百姓家吃好的罷了。
“李市長，‘五不吃’有了新的規定。”
李市長有感愕然，當聽完小青年說完後，開心地笑戳著那小青年：“你呀，小鬼滑頭。”
“五不吃”的新規定：蒼蠅不吃，臭蟲不吃，跳蚤不吃，虱子不吃，蚊子不吃。
李言市長第二次來我們點是在第三天的下午，外面的雨下得不大不小，整整與我們交流座談到掌燈。我們既開心，而又耍了不少的噱頭。
“李市長，我們是‘八三一’的。”
“我們是大聯合。”
“我們要打倒李言!”
“堅決支持李言站起來鬧革命！”
李言也是被鬧得苦笑不得，他只顧抽他的菸袋，菸絲縷縷悠悠的向空氣中施放，讓大家聞到好香的香氣啊！看上去李市長仍是那么執著地笑容滿面。
男知青們雖沒一年的下鄉史，但幾乎都出息成了體統的菸鬼。
“李言同志，抽的煙咋這好這香呢？來一袋唄。”
李市長款款相讓。一個上來還算守了規矩，二個上來就沒了正性，三四個一輪，轉眼間就把一口袋煙分了個精光。還算也大方，給李市長的煙包嗆了鼓鼓一包老旱。李市長說他可吸不了這老旱，小青年又給他換上洋菸葉，一直是在李市長同我們相處近有半月光景，他都是以此煙度日的。
我們同李市長提及生活苦，李市長講起了他十六歲去延安參加革命時，還吃不飽呢。男同學們一碗南瓜湯不夠吃，就也小孩子似地跟女同學要。
臨別時，李市長送予了我們一本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習材料，有人要李市長簽字。李市長寫下：願你們在無產階級繼續革命道路上奮勇前進。
十幾隻手一齊去搶學習材料，瞬間將它奪了個七零八碎，又一次地讓李市長苦笑不得。
李市長在我們青年點吃的最後一頓飯是牛肉餡餃子。隊里有頭一年生的小牛犢從崖上掉了下來，隊長來說要我們弄回來吃。好久沒挨到葷腥了的我們這還不快，抬回由一男生用菜刀足足殺了半個多小時。天一落黑，李市長和我們盤坐在炕上邊吃餃子邊嘮嗑，一直說到了深夜。
文革過後，李市長又回到了原工作崗位，再聽說他去了北京任社科院法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再有的就是我們對他，和他和我們曾經在一起的日子裡。過去了的滄桑鑑證——風城縣石城公社康家一隊。
有時我在想，這也不知道是因了多少年的緣分才讓我們遇到了一位這樣的市長。我們是幸運的。試想，還會有這樣的市長嗎？
其長子李文俊寫的回憶錄
“那是秋天的雨後，我急匆匆地奔向北京協和醫院，踏進一間單人病房，牆上的時鐘指向八點，只有護士在值班，一切靜悄悄，床上躺著一位面色蒼白的老人，床頭病歷卡上寫著：‘李言，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壺腹癌’。這就是我的父親。
我一生中，這是第四次與父親相處較長的時間，怎會想到，這竟是最後一次。過去，我看到他總是朝氣蓬勃，精力充沛地工作，顯得年輕而有活力，他不知疲倦地奮鬥了半個多世紀後，終於躺下了。
每當我來到病床前，他總要用些時間吃力地講述對過去的回顧和體驗，使我有了較系統了解的機會，今晚，他略顯激動地說：‘要記住，永遠堅持為人民做好事，不僅你們要這樣做，更要教育子女也這樣做。’
其孫李少白寫的回憶錄
爺爺在我的印象里永遠都是充滿活力的。 爺爺那時很忙，我與他在一起的時間很短。
爺爺曾送給我兩件禮物，一件是毛筆，另一件是一套少兒版的《三國演義》，他老人家也許不會想到這兩個禮物會演變成以後影響我一生的兩大愛好，一個是書法，一個是讀書，這兩個愛好我都嗜之如命。
爺爺的書法也很漂亮，有些類似於毛澤東的風格，只是在我小時候，以為只有顏、柳那樣規規矩矩的字才是好字，而不懂得欣賞奔放遒勁的氣勢和筆力。
爺爺晚年時曾到大連棒棰島賓館住了兩個月，那時是他原定是上青島的，但他還是上了大連，那是一生中我與爺爺相處最長的一段時間，雖然那時我還沒上國小，很多事都記不清了，但對我的影響卻很大。那次見面使我記住他的和藹可親，使我突然發現平凡與偉大可以如此輕易的共存於同一個人，並隱隱約約的在計畫著如何去走自已的一生。
那時也是一個夏天，他先到我們住的那個大院住了幾天，那時街坊臨居們家家都打掃得乾乾淨淨，象過節一樣，都來歡迎他，爺爺就挨家去拜訪，和他們親切的交談。
一次爺爺問我，長大想乾什麼？我沒有正面回答，而只是對他說“我將來 不想做官，只想做事。”他卻對這個沒有志氣的回答大大的表場了一番，而且還在鄰居中巡迴宣揚，弄得我頭一次感覺到不好意思起來。我當時並不明白這一句無心的話為什麼引起了他如此的重視，並且還要當成一種榮譽到處去宣揚？
爺爺的性格是隨和的，樂觀的，民主的，平易近人的，而且言談舉止有著極強的感召力，爺爺口才極佳，很喜歡和別人聊天，據說他原來的名字叫李蘊章，後來他認識到語言的重要，就改名李言。那時我家在一個中學的大院裡，我隨著爺爺搖著扇子到樹下乘涼，他順便到了幾個教室和學生們聊天，學生們並不認識他，而且教室也不讓外人出入，但只要他一進去，學生們就不知不覺的圍了上來，靜靜的聽他講話，我當時跟在後面，感覺到十分奇怪。
爺爺那時在海里讓我抱著救生圈教我游泳，但我直到現在還沒學會（游不遠，不太會換氣）；記得那時棒棰島的蟬很多，而且很笨，一般只落在梧桐樹很低的地方，我輕易的就捉了好多隻，那種有趣還記得。
其外孫女褚曉白寫的回憶錄
小山村里走出來的功臣
----緬懷我的舅爺—丹東市長李言
李言（1911-1984年），原名蘊章，乳名錦標，1911年辛亥革命時出生於稠門李汝溫家庭，父親英年早逝，兩位兄嫂把他撫養長大，培養念書。他自幼聰明過人，每次考試名列前茅，老師非常喜歡他，時常接濟他的生活。後來他才知道湘湖師範的這位老師，是中共地下黨員，給他講革命道理。在一次黨的活動中不幸被國民黨反動派抓捕入獄。臨刑前還囑咐妻子把李言培養成人。
師母照常接濟他，直到有一天，師母拿出一封信，方知老師已經犧牲了，李言看了信後淚流滿面，泣不成聲，他捧著師母剛剛給的二十元錢發奮自強。他用這僅有的二十元錢熬過了六個月時光，終於畢業了，成為湘湖師範的教師。他教課熱情善誘，並同情貧苦學生求學，資助窮孩子求學經費，同學們都很喜歡這位眉清目秀、談笑風雅的老師。
李言在湘湖師範地下黨的培養下，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積極組織革命活動，熱情傳播馬列思想，是廣東惠陽鄉村師範創始人之一。
1931年，李言唯一的姐姐李仙葩正值豆蔻年華，撇下周歲的兒子撒手人寰。婆家無力撫養，從此，李言及母親承擔起撫養外甥的義務，供念書，引導走上革命道路。後來在浙南抗日游擊隊里當司務長。解放後，又送到瀋陽市公安局工作，成為法務部門的骨幹力量，也就是我的父親蔡兆康。
李言頻繁的革命活動，被國民黨特務嗅覺。1933年暑假，因侄兒李文成湖中溺死，回鄉弔喪，被叛徒告密抓捕入獄。關在杭州陸軍監獄裡，一切親友不得接見。
李言的大舅哥褚雪琴聞知，心急如焚，立刻打點行裝跋山涉水，從越塵趕到杭州，為了營救妹夫東奔西走，絞盡腦汁，用心愛的繪畫作品打通關節。在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壓力下，經中國共產黨杭州市地下黨的多方營救，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齊聲呼籲，終於獲釋。
李言和褚雪琴的妹妹褚怡一同奔赴延安抗日大學。在延安結識了李澄同志（解放後瀋陽市市長）。在那腥風血雨的戰鬥歲月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解放後，李言擔任遼寧省檢察院副檢察長，丹東市第一副書記、市長。1966年秋天，無情的風暴猛烈襲擊這位慈祥的老人，大字報、拳頭、皮鞭雨點似的襲來，造反派把他從二樓扔下來，以至肋骨摔碎三根。在那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歲月里，他堅信黎明的曙光很快就會到來。周恩來總理聞知，立刻派人到丹東，把他秘密護送到北京。風雨過後，他重返丹東，不計較個人恩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丹東市人民提起李言市長，至今唏噓不已。
十年動亂期間，我們家生活非常困難，父親下鄉，母親一個人養活六口人，弟弟妹妹都很小，李言舅爺時常接濟我們，並教導我要堅定信心，發揚吃苦耐勞的精神，在他老人家的鼓勵下，我度過了五年艱苦的知青生活。
1979年元旦，舅爺調回遼寧省檢察院，任副檢察長。我們到檢察院看望他老人家，還是一身布衣，一雙布鞋，風度儒雅。他領我們吃餃子，向工作人員噓寒問暖，服務員端來一碗米湯，他連忙站起來道謝。
同年調往北京，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副書記兼所長。
1983年5月1日，我再到北京看他時，舅爺已患了癌症，剛剛做過手術，仍向我打聽浙江親友的情況。當他聽說家鄉的生活有所好轉時，感到非常欣慰，用微弱的聲音對我說：“頭幾年，他們時常來信求我幫忙，這幾年少多了，想必是生活有了好轉，我還買了一些致富的書籍，過兩天叫文麗（女兒）寄去。”我望著他病魔纏身的弱體，一陣陣辛酸。
舅爺對身邊的同志關懷備至，從丹東隨他赴京的醫務人員，每次來都親切地說：“喝碗粥吧！”那時候北京大米很缺，東北人吃不慣秈米，姑娘們見了大米粥都很喜歡，坐下來，一邊吃，一邊聽他講延安的故事。
舅爺非常關心我的工作、學習及家庭生活。我說家裡住房很困難，老少三輩擠在一個小偏廈里。他用顫微微的手，給瀋陽市李澄市長寫了一封信，請求幫我解決住房困難。
時隔一年就傳來了噩耗，我們悲痛欲絕。1984年7月30日11點40分，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副書記李言同志於北京逝世。一顆博動了七十三個春秋的赤誠的心永遠停止了跳動。
湘師同學汪贊源先生在《湘湖草堂隨筆》一書中撰文，沉痛悼念校友李言。
“把我的骨灰分成三分，一份撒在湘師附近的錢塘江，一份撒在丹東的鴨綠江上，一份留在北京。”這是舅爺臨終的最後遺囑，他還說：“給家鄉寄去二百元錢，做為建設家鄉的經費，也略表一片思鄉之情。”
他臨終還念念不忘家鄉的父老鄉親。
1984年深秋，錢塘江畔穆然肅立著浙江省蕭山市湘湖師範全體師生。
鴻雁低飛，江河嗚咽，蕭瑟的秋風捲走了江邊的落葉，也帶走了親人的思念。師生們把一朵朵小白花撒在江中，妻子於雅書、女兒李文麗乘舟駛至江心，含淚捧出骨灰，哀樂聲聲絞人心碎，滔滔的江水載著他對黨和人民的無限熱愛，載著他對母校的深情，載著他對家鄉父老的無盡眷戀.
舅爺走了，他走得那樣匆忙，像江河中的一滴水匯入了
浩瀚的大海；像林海中的一片葉，融進了沃土，他的音容笑貌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
山川滿目淚沾襟，壯士一去再不回；
熱血融進錢塘水，化作彩虹報春暉。
縉雲縣將其載入縣誌。褚氏家族將其載入族譜。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反思
在文藝座談會前後，毛澤東親自邀請了丁玲、蕭軍、艾青等談話，徵求他們對文藝的意見和建議，丁玲等都作為文藝界的代表被邀參加了座談會。作為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特別研究員的王實味則不能獲此殊榮，毛澤東更沒有直接找他談話。只是當時作為毛澤東的秘書的胡喬木在此期間曾找王實味談過兩次話，寫過兩次信。信里有這樣一段話：“《野百合花》的錯誤，首先是批評的立場問題，其次是具體意見，再次才是寫作的技術。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這種錯誤的立場。那篇文章里充滿了對領導者的敵意，並挑起一般同志鳴鼓而攻之的情緒，這無論是政治家、藝術家，只要是黨員，都是絕對不容許的。這樣的批評愈能團結一部分同志，則對黨愈是危險，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
王實味對這種批評當然置之不理。
中央研究院在黨風學習即將結束之際，於1942年5月27日舉辦了“黨的民主與紀律”座談會。會議開始後，先後有十一個人發言，主要提出中央研究院極端民主化傾向，李宇超提出王實味問題，他說，我們有偏向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與王實味根本不同，並認為從王實味的文章，動員大會上的發言以及動員大會後的個人活動來看，他的錯誤是“一貫的，是嚴重的，不是偶然的，”隨即有人提出相反意見，認為這兩者只有量的差別，沒有質
的區別，李宇超的發言“有捕風捉影的說法和主觀主義的殘餘。”
1942年5月28日會上，有人指出王實味組織上是我們的同志，只是思想上已成為我們的敵人。 1942年5月30日，上午艾思奇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結論部分，下午羅邁發言明確支持早在上海時就與同鄉康生有著密切往來的李宇超的意見，認為王實味“不單是思想上的錯誤，還是政治上的錯誤。”1942年5月31日，印發了王實味在壁報上曾經發表過的文章，作為研究王實味思想的參考材料。
對於極端民主化的清算，帶有民眾性自發性偏向基本糾正，解決了一般偏向問題，就為解決王實味問題奠定了思想基礎。 羅邁將王實味問題從思想問題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其實是有背景的。 且不說毛澤東在此前就說過王實味是托派的話，就是凱豐等領導同志也特彆強調王實味與其他人自發性的偏向顯然不是內部思想問題的差別而只能是敵我政治上的區分了。更重要的是，這時，康生已經插手，早在1942年4月底或5月初，康生當時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直屬機關總學委主要負責人，1942年6月1日成立的中央總學委副主任，他的話自然一言九鼎。
康生將這些話告訴過李言，還派人到中央研究院，讓李言寫一份包括王實味言論和平日表現的村料。再接著，李言接到通知，到中央組織部看王實味檔案。原來，1940年，王實味曾向中央組織部報告過他在上海時與托派成員王凡西等來往關係的情況。看來，所有關於王實味“托派”問題都只能是就此而來的了。 作為負責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羅邁對這些自然是清楚的。1942年6月1日，座談會已轉向對王實味的批判。
李言在發言中報告了黨委與王實味六次談話的經過，說明王實味至今沒有承認過錯誤。最後說：為了“治病救人”，要揭發王實味的錯誤，與他進行嚴正的思想鬥爭。 之後，李又常、潘芳、雪葦諸人發言，將大會推向高潮。
——李言《對中央研究院整風運動的幾點體會》（載《中央研究院回憶錄》）
李維漢、李言與“王實味冤案”的平反
王實味冤案發生於1942年的延安中央研究院. 李維漢、李言當時是該院的實際負責人,領導了該院整風運動主要階段的工作.1942年9月當李維漢離開中央研究院之後,由於康生插手,1942年底下令將王實味逮捕,1946年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並於1947年3月在晉綏區被秘密處決.受到王實味的牽連,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陳傳綱)和王里(王汝琪)夫婦、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和宗錚夫婦,也同王實味一起被定為“反黨五人集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李維漢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積極向有關部門反映這一歷史沉案的真實情況,為王實味冤案的徹底平反盡到了最大的努力.
——《黨史縱橫》1998年10期
挖走林彪的秘書季中權
在延安時季中權就和葉群在一起，都是中央研究院黨委會幹事，還是葉群的黨 小組長。都是學生出身，挺談得來。有人追葉群，葉群不乾，還請他出面幫忙。葉群"提升"為林彪夫人後，氣魄就不一樣了。在東北，除工作外，林彪從未讓季中權乾別的什麼，葉群則抓住影就"季秘書"，"季秘書"，什麼都支使。工作苦呀累呀，他都不在乎，最忍受不了的就是葉群那個樣子："林總"都不這樣，你算老幾？"到延安去的青年學生，一是追求國格，不當亡國奴，二是追求人格要自由，平等。倘若換個人，他也能忍著。可你葉群也是一樣的學生，怎么當上"太太"就變了嘴臉？他早就想走人了。現在違犯了"278團"規定，無形中不知會給林彪帶來什 么影響，他覺得對不起林彪，走了也許能好點，反過來再想想，又有點捨不得，再一想葉群，還是走人。
是哈爾濱鐵路局公安處長李言（去世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黨委書記 ）把他弄走的。在延安時，李言是中央研究院黨委書記，季中權的老首長。把他弄到公安處當了個科長。（季中權說：到公安處吃得可好了。 在哪兒也比在林彪那兒吃得好。）一個鐵路局公安處長，敢把"東北王"的秘書撬走。這在今天看來，也真夠"膽肥"的了。在一起生活兩年左右，不能說沒一點感情。更重要的，大概還在於季中權出色的工作。季中權走後，秘書增加到兩個，後來又增加到三個。季中權一個人，又是最艱難時期，一切都處理得妥妥貼貼。
林彪和季中權談話，做思想工作希望他留下。講什麼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講秘書工作的重要意義。講也不會總讓你當秘書。又講毛主席有個秘書，一乾就是10多年，等等。季中權心裡說：你扯到哪裡去啦！ 但是後來季中權還是到了李言那邊工作了。
——季中權《林彪鮮為人知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