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李舵，1958年畢業於北京第101中學高中。歷任北京重型機械廠工人，北京作家協會專業作家，《北京文學》副主編。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個人作品
文學作品
著有短篇小說《重擔》、《光明在前》、《帶五線譜的花環》、《香水月季》、《不眠的春夜》、《雪花靜靜地飄》評劇劇本《紅鳳》等。
文章
《李舵：批評是批評出來的》
11月26日夜，李舵現身廣州，面對本報幾位同仁再次強調：“現在國內的文學批評有點潰不成軍。”
1978年，39歲的“產業工人”李舵正在貴陽修改關於李四光的劇本，電話傳來，他的短篇小說《願你聽到這支歌》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之後，李舵從北京石景山的一家重型機械廠調到中國作家協會北京分會，成了一名“駐會作家”。
“駐會作家”李舵看了很多外國作品後，開始覺得自己這么寫作不行，1982年他決定暫時放下小說，先做積累，結果“小說就一直放下，最後就變成搞文學批評的了”。
1986年，“文學批評家”李舵又調到《北京文學》當副主編，跟主編林斤瀾搭檔，推出了很多先鋒小說，比如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
1989年6月2日，應芝加哥大學之邀，訪問學者李舵前往美國。一訪就是5年，1994年李舵才第一次回國，此後他又陸續在伯克利大學、杜克大學、北卡羅來納、密西根等大學當訪問學者，教中國現當代文學，直到現在。
1980年代，至少都認真，能爭吵
1980年代，各個編輯部還都把“為他人做嫁衣裳”當作編輯的天職。當時文學的繁榮局面，得益於思想啟蒙、思想解放運動，而且編輯大都是有文學理想的人，那種文學理想，跟“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期刊史有著密切的關聯。
當時編輯一旦發現好作品，就會把作者請來，住下改稿，成熟了就發表。發表後還會請作者來開會。其他刊物的編輯看到新作者的出現，也都會馬上約稿。
編輯部內部氣氛也很活躍。一篇文章來了，年老的說不能發，年輕的說一定得發。類似衝突是各個編輯部的常態。
1980年代的批評也是有權威性的。即使是在官方政策制約下的批評家(以下簡稱為“官方批評家”)，也是有權威性的。“傷痕文學”，就是在官方批評家的提倡、鼓勵、刺激下發展起來的。
不少官方批評家在1949年之前，就已經是批評家了。不像現在，很多官員都不懂行。再者，相當一部分官方批評家人品很好。比如夏衍就具有某種人格魅力，對他的權威，作家有所反抗，但也樂於服從。第三，他們的權威建立在一個共識之上：“文革”後應該有個新局面。在打破文化專制主義這點上，官方批評家、非官方批評家、作家又是一致的。
最典型的是馮牧，很多作家一直都非常尊重他。他既是全國作協的領導，又是有見地的文學批評家。有時他要拿出官員身份，進行政策實施；而作為批評家，他又要維護好的作品，鼓勵文學思潮。這兩個身份的內在衝突，讓他左右為難。
1985年以後形成的新批評家群體，他們的權威性來自文學發展的創新訴求。
在打破文化專制主義的問題上，官方批評家總是顧慮重重。而新批評家想的就是文學本身。可以說，“純文學”潮流並不是作家創造的，而是新批評家創造的，至少是批評家和作家共同創造的。
當時的情況，首先是作家走在前面，而批評家則把大旗樹起來。
1980年代初，官方批評家，如馮牧、雷達都是傷痕文學的支持者、宣傳者，可我們都很懷疑，覺得傷痕文學不是我們期待的文學。
然而我們的期待也很模糊。汪曾祺的《受戒》之後，何立偉、阿城陸續出了一些探索性的作品，但他們沒有構成潮流。從今天的角度，可以把他們看成“尋根文學”的先頭部隊。
等到王安憶的《小鮑莊》、韓少功的《爸爸爸》、莫言的《紅高粱》面世，所有的文學批評家都面臨著一個巨大挑戰。也正是這些作品，造成了當時批評界最嚴重的分化。
如何看待虛構的歷史？如何看待跟社會主義革命無關的小說？官方批評家有點亂了，不少人甚至一下子就喪失了批評能力。
這時候，年輕一代批評家站出來了。比如季紅真，對阿城作品的詮釋是“文明與愚昧的衝突”。今天看來，那種詮釋很成問題，但當時震動很大，因為她根本不提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大家都覺得非常新鮮。
年輕批評家，像吳亮、蔡翔、程德培，黃子平等人，立刻得到了廣泛認同，堪稱一夜成名。
1987年，余華、蘇童、北村、格非、孫甘露、殘雪這批作家出來了。但包括新潮批評家在內，大家都沒注意。批評界還有人說1987年前後沒有好作品，“文學陷入了低谷”。
我就在《文藝報》上寫了篇小文章，叫《昔日頑童今何在》。我說你們那些造反精神、頑童精神跑哪兒去了？我認為真正的文學革命發生在1987年，這些作家出現以後，而你們這些批評家居然說是“文學低谷”。
那篇小文章影響挺大，第二天季紅真就給我來信，問我那些作家是誰，上哪兒看他們的東西。於是新潮批評家們又開始關注實驗小說這個新潮流。
在此之前，對尋根文學的詮釋當中，官方批評家還有點猶豫。實驗小說出來以後，他們就立場鮮明，完全反對。而對實驗小說的肯定，再次確立了新潮批評家的權威性。
新潮批評群體的成員，一般來說，跟作協、文聯繫統的關係都很疏遠。最典型的是蔡翔，他原來是工人，寫了很好的批評文章之後，被調到《上海文學》編輯部。在編《上海文學》理論版時，他仍然堅持撰寫獨立的批評文章。
當然，新潮批評群體中的很多人都成了作協會員，但一開始都不是。
當時發表批評文章的文學刊物很多，最多的是《上海文學》、《文學評論》、《文藝報》、《鐘山》、《花城》、《中國作家》等刊物。
這些刊物，兩邊的批評家都可以發文章，沒有哪個刊物專門發新潮批評的。但是說實話，我當了《北京文學》副主編之後，某種批評家要發東西就很困難了，除非有上級命令。《上海文學》也是這樣，不會主動發某種批評家的文章。
1980年代，由於精神生活長期匱乏，所以全民都熱愛文學。因此，即使是很小的刊物，只要是關於文學批評的，也會很快就被注意。比如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崛起》，發在一個“很偏遠”的雜誌上，但當時很轟動，官方批評家都圍剿他。
全世界都一樣，作家一般都假裝不在乎批評。1980年代，有作家甚至說，文學批評只不過是長在文學這棵樹上的蘑菇。但作家都偷偷看批評；不但看，批評還能對他們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比如尋根文學，作家寫出作品之後，批評家將其描述成一種文學思潮。這時，尋根文學作家就比較自覺了，他知道自己是文化尋根；而後來的作家就思考，自己要不要參與文化尋根。當時，還有作家提出意識流寫作，批評家就說是“向內轉”，結果批評家的說法蔓延開來，“內心敘事”成為統治近20年的文學手段。
當然，批評對文學的影響並不是單向引導，而是非常複雜的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相互刺激的過程。比如先鋒小說，它就要不斷溢出批評的水杯之外，永遠給批評家出難題，要跟批評家競賽。王安憶就是很好的例子。她的《小鮑莊》、“三戀”、《叔叔的故事》，從虛構到寫實，簡直是在跟批評家們捉迷藏。
我覺得批評對創作的影響是構成一個生態，使得各種文學理念、文學見解、文學方法像交響樂一樣合鳴，使得文學不斷往前走。但我們從來沒出現過像別林斯基那樣，能對作家產生致命影響的批評家；也沒有產生美國藝術史上的格林伯格那樣，能夠創造一個時代的人。
那個文學和文學批評繁榮的時代，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恐怕不會再有了。
1990年代，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銷
1990年代，新潮批評家群體很快就消失了。年輕的職業批評家，要么到學院去了，要么改行做別的。
進入大學的那部分批評家，成了學術機制里的一部分。文學批評應該面對普通讀者，學術研究應該面向學術界，完全是兩回事。
張頤武等學者，習慣於把學術名詞搬到報紙上，搞得誰也看不懂，而一些人卻覺得很深奧。1990年代初，此風盛極一時。
原本不錯的批評家跟風而上，也開始生搬硬套一些學術理論，其結果是，批評失去了風格，變得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看批評的人也越來越少。
藝術市場化，起源於美術界。1990年代初，畫家開始賺錢了，個別批評家就開始寫有償評論。此風漸漸成了美術界批評的潛規則。當文學批評家忙於參加發布會，拿200元錢車馬費時，美術界寫篇評論已經可以拿幾千甚至上萬元錢了。於是，這個潛規則又很快蔓延到了文學批評領域。
有趣的是，文學批評領域率先實現“市場化”的群體，是1980年代的一些官方批評家。他們的批評與出版、銷售合成一體，很快就被“收編”進了商家宣傳這個炒作體制當中。
商業大潮中，期刊也沒法不“濕鞋”。我想，大概只有《讀書》至今還沒有拿錢買版面的事情。我不知道我這么說，有沒有“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嫌疑。《讀書》就那么幾個編輯，也比較賺錢。如果有一天他們也入不敷出，我不知道《讀書》能否堅持下去。
1990年代，記者、編輯中誕生了一個很大的批評群體，這個群體也很快就與商業機制融為一體了。那種批評無所謂方法，沒任何節制，毫無標準地吹捧作品。
這樣一來，像以前那樣對文學創作起著關注、監督、反省作用的批評家隊伍就不復存在了。
當然，1990年代以後，什麼“70後”、“80後”、“個人寫作”，看似火爆。不過在我看來，那不過是一些批評家濫用命名權而已。濫用命名權，也是1990年代以後批評家權威性喪失的一個註解。
所以，在1990年代，文學批評沒什麼作用，惟一的作用就是促銷。
當然，少數有文學理想的人還在堅持，但人數太少，不能構成生態，所謂———大勢去矣。
未來的文學，可能的批評
但是，我不會認為文學真的死了。
從巨觀的歷史來看，文學從來沒死過。壓迫越深，文學的反抗能量就可能越集中。
現在是文學大眾化的時代，文學被商業化。商業化對文學的壓制，與專制主義對文學的壓制不同。但如果把問題抽象一下，就會發現，文學的發展不是被這種機制壓迫，就是被那種機制壓迫。
所以我覺得，現在文學及文學批評面臨的問題，無非是在一個新的壓迫機制里，尋求新的生存能力和新的可能性。
未來的新的文學機制將是什麼樣的？
我想，這個機制很可能是對大眾化的一個反動——少數人為少數人寫作。
1980年代所謂“純文學”的特點是去政治化。我覺得，未來的“純文學”很可能是很政治化的，會對主流意識形態和商業文化提出特彆強烈的批評和反駁。
我覺得韓少功的《山南水北》就是一個徵兆。它是經過改造的散文，有人說是跨文體寫作，但我覺得這個命名不太好。它有點像魯迅的雜文，但比魯迅的文章輕靈好看。那些輕靈的散文結集之後，就構成了很厚重的批評。
而未來我理想中的批評家群體，應源於自由撰稿人、記者、編輯。
必須注意，西方從來都把文學批評和文學研究截然分開，批評家與學者之間也幾乎井水不犯河水。
美國的職業批評家收入很高。比如給《紐約時報書評》寫稿的人，都很有資歷，他們的稿費高到不需要依靠基金會。再比如，《紐約客》派查建英到中國來寫一篇關於中國的文章，就給了她一年的收入。
美國文藝批評家能夠獨立於商業之外，所以拿錢寫評論就必然是醜聞。美國的文壇醜聞，我只聽說過作家抄襲，沒聽說過誰拿錢寫評論。
《美麗的西雙版納》
李舵 “有一個美麗的地方，那裡彩雲在飄蕩。”提起神氣秀麗的西雙版納，誰能不為之心馳神往！到西雙版納去，是我很久以前的一個夢。這次，我終於飛到了西雙版納，在那醉人的暖風中，觀熱帶雨林，涉瀾滄碧水，登傣家竹樓，拍下了一張張珍貴的圖片，留下了一串串彩色的記憶……
高高望天樹
到達西雙版納後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坐車去了“望天樹”景區。這裡有一種樹叫望天樹，在世界上也被列為保護樹種。望天樹直插藍天，高約60多米。
熱帶雨林中，有很多藤狀植物，像蛇一樣纏在大樹上。雨林很是幽深，我想晚上走在這裡一定是嚇人的！小溪很清澈，冰涼。在很多快要腐爛的樹木上長了許多的毒蘑菇，快樂的小鳥在密林深處歌唱。
後來，我到了一個橘園，後面有一條小河。我非常想拍些完整的熱帶雨林照片，河中央是最好的拍攝地點，我就往河裡走。河底有很多的石頭，我走得東搖西晃，歪來歪去的，腳下一滑，儘管沒有摔倒，拖鞋卻從腳上滑落，漂走了。水流很急，我怕滑倒報廢相機，不敢快走。
回去後，還吃了一頓傣家風味的飯菜：芭蕉花、烤肉、炒蕨菜……
竹樓映藍天
傣族人大都生活在我國雲南的西雙版納。他們的村寨大多坐落在平壩、江邊、湖畔，一座座竹樓掩映在翠竹叢林中。這種以竹木為材料建造的房子，分為上下兩層，樓上既隔潮又通風，還可避免毒蛇、蚊蟲的侵襲，適宜人居住；樓下可以用來飼養牲畜，存放常用的農具和雜物。竹樓外形像一隻孔雀，又像一頂巨大的帳篷遮掩於藍天綠地之間。
當我來到傣家做客時，熱情好客的傣族人又是殺雞，又是宰魚，把家麗最好的東西拿出來招待我。女人們忙著做飯，男主人一邊吸菸，一邊陪我聊天。不一會而，一桌香噴噴的傣家飯就擺在竹篾桌上。傣味的品味很多，有用芭蕉葉包裹起來蒸的豬肉，有用竹板夾住或用香茅草包好紮緊放在火上烤的竹鼠，還有烤魚、烤竹筍、剁生菜等等。有些東西我還是第一次見到，讓我這個人久住城市的人不僅大飽口服，還長了見識。主人家裡的老爺爺蹲在竹樓上抽著自製的雪茄菸，一縷陽光正好照在他布滿皺紋的臉上，活像一尊塑像。
悠悠野象谷
西雙版納還有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就是熱帶雨林中的野象谷。熱帶雨林的樹就像熱帶的人一樣瘦瘦的，雨林藤蘿纏繞，著名的植物絞殺，一種無聲無息的殘酷，就出在這樣的地方。野象谷的野象難得一見，谷中有樹上旅館，很傳奇的樣子，有時間的話可以住在樹上等野象，當一回森林泰山。導遊輕描淡寫地告訴我們，遇到野象沒什麼，最多回頭跑上50米，大象就不會在追了。一句淡淡的話讓我們心都提了起來，而野象最終也沒有見到。
沒看到野象，不妨看一場免費的大象表演，那真的是很有趣的場面。大概是因為手中那塊甜如蜜汁的熱帶鳳梨的吸引，表演一結束，一頭大象直接沖我就過來了。狼狽撤退之際，將手中的鳳梨做了賄賂。眼看那大傢伙得意洋洋地將鳳梨捲入口中還不忘用鼻子將竹籤拔出來仍掉，真叫人有點苦笑不得。我順手給它一塊錢，它點頭一叫表示感謝，然後踱到水果攤前去買香蕉。
最喜歡看大象們排成一行走，後面一個用鼻子牽著前面一個的尾巴。那么大的動物做出那么乖的動作，實在讓人無法不笑。
嫵媚傣寨水
五月份，正是收穫穀子的季節。傣寨里的人家不管誰家有事，親戚朋友都要來幫忙。勐臘鄉曼那村的愛拉，平日在電站當工人。這天上午村裡的幾個朋友幫著他把穀子收回來了，中午由他請客，買來菸酒和肉，從自己家的地里摘來新鮮的蔬菜，魚也是從自家魚塘里打的，所以，這么豐盛的一頓飯也沒花多少錢。下午，他們再一起去幫助他們的朋友波溫歲打穀子。將竹蓆鋪在割完的地里，田地就成了打穀場。男人先用自製的農具把割下來的穀子粗粗打一遍，身著色彩鮮艷的筒裙的女人們，手中揮舞著木棰再細細地打穀子。青山綠水映襯下，那就是一幅精心創作的風情畫。
傣族人對水天生就有一種崇敬感，村寨一般都建在水邊，傣族人最隆重的節日是潑水節，他們在村裡的飲水井上修建起一座神塔，在裝飾得五顏六色的塔身上，鑲嵌著許多小鏡子，以求得到神靈的保護。塔身將水井蓋住，避免灰塵、雜物落入井裡。傣家人就連小孩子們都自幼受到大人的影響，從不到井邊玩耍，傣家人對關係他們生存的水的愛護可見一斑。
村邊的小河邊成了傣家人的樂園，孩子們整日了泡在河裡玩耍，連村中寺廟裡的小和尚也不例外。人們在河邊涮洗著衣服和新摘下來的青菜；每當傍晚時分，酷愛清潔的女人們就會來到河裡洗澡，平日了穿的五顏六色的筒裙，這時變成了一個個色彩斑斕的“浴罩”浮在水面上，她們有時還在水中嬉戲，在夕陽的映襯下，更顯出幾分嫵媚。
笑對生與死
坐上竹排在小河上漂流，看著河邊一簇簇翠竹、綠樹和眼前的這一切，就仿佛漫遊在一幅民族風情的畫卷里。
在西雙版納的傣族村寨了都會有座或大或小的寺廟，他們崇尚的小乘佛教由緬甸傳入已有1000多年的歷史了。他們認為：“人若生前不積善修行，死後就要在地獄裡受盡苦難。”所以深受這種思想影響的傣族人，對人十分友善。西雙版納傣族的男子都要在少年時當一次和尚。寨子裡的男孩子到了七八歲時就要進寺廟學習傣文、教規、誦經，經過幾年的修行，他們就成為除苦積善、受過教化的人了。成年後，他們可以還俗成家，有的則繼續留在廟裡深造。寨子了的每家輪流為和尚們送飯，遇到寺廟了舉行活動時，每家都要來幫忙，其費用也由各家來分擔。
傣族人最隆重的佛教節日是“關門節”和“開門節”，這時人們每隔7天就要祭佛一次，寨子裡的人們先將寺廟修整一番。祭佛當天，天剛剛亮人們就趕到廟裡，男女老少點燭焚香，拜佛誦經，祈求佛祖保佑。誦經的大和尚把象徵吉祥的水撒在善男信女的身上，使每個人從心底感到極大的滿足。
晚上，能歌善舞的傣家少女，就聚集在寨子裡的公用竹樓上盡情地歡舞。透過傣家少女優美的舞姿，借著晃動的燈光，我看見在竹樓的一角擺放著幾個新做的棺材，這些是寨子裡的人為防不測而準備的。眼前跳動的身影，煥發出生的力量和活力，人民盡情地享受著生之快樂，全然忘卻了死亡的陰影——或許，生死只在一念之間，正是因為有死的恐懼，生的歡樂才如此真實，生的片段才如此燦爛！
成就榮譽
短篇小說《願你聽到這支歌》獲全國首屆優秀短篇小說獎，電影文學劇本《李四光》、《沙鷗》（合作，已拍攝發行）分別獲1979年、1981年文化部優秀電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