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履歷
中國文字研究與套用中心辦公室留影李玲璞教授自幼生活在膠東解放區，自1944年國小四年級至1946年國小六年級被遴選為“小先生”，課餘時間負責教婦女掃盲識字班，並承擔虎山區區委上呈下達檔案報告的繕寫工作、虎山區區報的繕寫出版工作和宣傳標語的書寫工作等。國小畢業後，於1947年初擔任澤頭集國小代課教師，同年5月，黨組織調他赴米山（當時崑嵛縣人民政府所在地）縣人民武裝部負責機關報《戰報》的編輯、刻寫和印刷工作。同年10月，由於戰爭形勢的需要，部隊穿插西行，黨組織考慮到他年齡較小，隨軍行動不便，指示他轉移到虎山區繼續從事宣傳工作，如書寫華東野戰軍司令員陳毅和副司令員粟裕的《告蔣軍官兵書》，慰問北撤的新四軍傷病員，參加土改複查運動等，同年12月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全國解放後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底，整個膠東解放區教育停辦，幹部和教師全部務農，生產自救。翌年秋末，黨組織推薦他進東海區舉辦的第一所中學師範部二級深造。1950年參加東海區結束土改工作隊。1951年至1956年，先後任崑嵛縣劉家上口初小校長，縣點校汪疃完全國小教師，文登專區第六速成師範語文教師，文登專署幹部文化學校及其分校語法修辭課教師，從此走上了中國語言文字學的教學和研究道路。1956年秋考入華東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1958年起，作為大學高年級優秀生提前登上大學講台為低年級大學生授課，並在體育方面獲國家一級運動員稱號。與此同時，他從事《中學語文教師手冊》的編寫工作，為語言學、漢語文字學學科召集人。1960年大學畢業留校任教，1981年始先後晉升副教授、教授，並先後擔任中國古代史專業和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生導師。1982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李玲璞教授的從教經歷極為特殊，從“小先生”到國小代課教師，從初級國小教師到高級國小教師，從中等學校教師到職工大學教師，從全日制大學本專科教師到夜大學、函授大學、自學考試本專科教師，從碩士研究生導師到博士研究生導師，幾乎遍及各種層次規格的教學工作，這在我國教育界是十分罕見的。
2012年11月17日22時39分，李玲璞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逝世，享年78歲。
主要成就
教學工作
《古文字詁林》編纂期間，玲璞在查閱資料半個世紀以來，李玲璞教授始終堅持把教書育人放在首位，突出理論思辨和思路方法的教學，以身作則，倡導求實創新，受到歷屆學生的高度評價。他招收並培養了碩士生、博士生和國內訪問學者30餘人，其中已有七人成為博士生導師，一位博士生的學位論文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除北京大學以外，這在全國各高等學校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點中尚屬首例。
李玲璞教授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就獻身教育戰線，還在就讀國小四年級的10歲起，李先生就因成績優異被家鄉（膠東老解放區）的教育主管部門遴選為“小先生”，課餘時間任教於婦女掃盲識字班。在1956年考入華東師大前，在家鄉歷任國小代課教師（13歲），初級國小校長，縣完全國小教師，專區師範學校語文教師，專署幹部文化學校語法修辭課教師。1960年留校任華東師大中文系教職後直至生命終點，沒有一天離開過教書育人的第一線，積累起來，已是整整68載。他對黨的教育事業無比忠誠，數十年如一日，以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和非凡的愛心，兢兢業業，精益求精。在教書育人方面做出了傑出的成績。
李玲璞教授自六十年代起就開始承擔函授面授、夜大學教學管理和授課等工作。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十年間，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成人教育工作。當時正是教育事業百廢待興，社會人才大量匱乏之際，為了幫助已被耽誤十年青春的廣大中國小教師儘快充實知識，提升能力，李玲璞教授隻身承擔了上海市內十個區二十個函授點和郊縣十個函授點的古代漢語課程的函授任務，從此不管嚴寒酷暑，還是下雨下雪，李玲璞教授都充滿激情，在三十個函授點之間來回奔波，每到一處就從早到晚忙個不停，白天是一整天的面授講課，夜晚則是輔導答疑。期末臨考前，他還每天下到一個函授點，為學生當面輔導迎考。1982年夏，李玲璞教授在接連完成上海郊區七個縣的複習迎考指導後，因勞累過度、導致支氣管破裂而大量吐血。但他躺在病榻上，還念念不忘崇明地區的考生正在等待他當面去輔導之事。當時，經他親自面授的學生人數達五千餘名。他也因忘我的工作態度和傑出的教學成果在廣大學員中享有盛名。在為三千名首屆函授生舉行的畢業典禮大會上，李玲璞教授作為教師代表上台發言，短短的僅四百字的發言，竟被學員的掌聲打斷了八次。
李玲璞教授還經常到華東師大在外省市的函授點面授講課，並曾親自率領研究生在畢業先後到滁州、青州、煙臺等地函授點進行教學實習指導。他所教授的學生遍布十幾個省市，可謂“桃李滿天下”。為配合社會助學需要，李玲璞教授撰寫了《文言文閱讀初階》，主編了《古代漢語精解》等著作，這些著作，對社會助學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
八十年代初，自學考試作為一種新型的教育考試制度誕生以後，李玲璞教授又為自學考試工作做出了大量貢獻。他參與制定的《中文專業自學考試計畫》，是全國首創的第一份自學考試計畫。為其他各專業提供了專業考試計畫的模式。他還主持制定了《中文專業自學考試大綱》以及《古代漢語課程自學考試大綱》等自學考試的綱領性檔案，主持和參與了古代漢語課程全國統考題庫的制定工作，主編了古代漢語全國統考使用的統編教材<<古代漢語》。全國自學考試中文專業委員會成立後，李玲璞教授任委員和首屆秘書長，在中文專業各課程考試大綱的制定，教材的編纂和命題工作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表現了非凡的組織才能和奉獻精神。
鑒於李玲璞教授在成人教育工作方面的突出成績，1986年他被授予“全國職工教育先進教師”稱號，1996年，又被評為“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工作先進工作者”。
李玲璞教授先後為本科學生開設“語言學概論”、“古代漢語”等基礎課和“甲骨文選讀”等選修課，為研究生開設了“甲骨文文字學”、“漢字發生學”等專業課。為了上好這些艱深的語言課程，他十分注重教學法的鑽研，使自己講授的課程既有學術深度，又能深入淺出，受到學生的一致歡迎。《甲骨文選讀》常常成為選讀人數最多的課程之一。
李玲璞教授在培養研究生工作上也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對所帶的研究生從思想品格的成長，到業務水平的提高，乃至對學生的身體健康、生活困難諸方面都倍加關心。每年中秋，他都請家在外地的研究生到自己家中吃月餅，話團圓，同時又在師生團聚之融和氣氛中，對學生悉心指導。在李玲璞教授言傳身教辛勤培養下，所帶研究生政治思想，人品學風、業務能力等方面都迅速成長起來。這些研究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後，都承繼了兢兢業業、勤奮努力的作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已成為所在單位的業務骨幹，遍布海內外數十家高校和研究單位，其中不乏學科帶頭人和院系領導。在學術研究上也取得突出成就，出版的專著，發表的論文，可以百、千計數，在科研評獎中也屢獲殊榮，還有不少人先後獲得省部級優秀教學類獎項。其中博士研究生華學誠的學位論文被評為2003年度全國優秀博士論文，除北京大學之外，這在全國各高等學校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點中尚屬首例。
李玲璞教授對於漢語言文字學學科發展建設富有遠大的學術目光和獨見卓識，並深深意識至自己作為學科帶頭人所肩負的培養造就學術梯隊的光榮使命。他注重通過經常性的傳、幫、帶，尤其是以科研項目的進行，來帶動和促進人才的成長。他主持進行的大型科研項目《古文字詁林》其編纂成員就匯集了二十餘名學有專長的中青年學者，除了中文系古漢語教研室的主體外，還吸收了華東師大對外漢語系、古籍研究所、史學研究所和圖書館古籍部以及四川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師範大學、漢語大詞典出版社等學校和研究、出版單位的近十名中青年學者參加。編纂工作形成一支學術力量雄厚而又充滿朝氣之隊伍。這些中青年學者在幾年的鍛鍊磨難中，在學術追求和業務水平方面都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並在學術界產生一定影響。為華東師範大漢語言文字學科學術梯隊的形成及學科跨上新台階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社會工作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李玲璞教授四度參加國家教育委員會專家調查組工作，並執筆為國家起草了四個全國性管理條例。第一個條例是《普通高等學校夜大學管理條例》，由國家教育委員會頒布；第二個條例是《普通高等學校函授大學暫行條例》，由國家教育委員會頒布；第三個條例是《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工作暫行條例》（二人合作執筆），由國務院頒布；第四個條例是《社會力量辦學暫行條例》，由國務院頒布。
學科建設
李玲璞教授始終堅持高等學校科研教學兩個中心的指導思想，積極回響國家教育部和上海市委市府領導關於“握緊一個拳頭，完成一個項目，培養一支隊伍”的號召，自1991年起，主持大型古文字科研工具書《古文字詁林》編纂工作，遴選了近二十名高等學校科研骨幹，經過十餘年的艱苦工作，完成了多卷本一千多萬字的《古文字詁林》編纂任務，培養了一支令人矚目的學術研究梯隊，並於世紀之交獲準建立國家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文字研究與套用中心”，還帶動了博士點漢語言文字學學科的建設，被認定為上海市重點學科。在華東師範大學50周年校慶之際，李玲璞教授以“為我校學科建設和發展作出重大貢獻”而受到了表彰。李玲璞教授主編的《古文字詁林》（十二冊）先後獲上海和全國共四個大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上海市新聞出版特等獎、首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第一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發現發明與創造
中國文字本體理論方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李玲璞教授創立了一整套中國文字學三維系統理論，即取象發生系統、本體結構系統和心理認知系統，創立了一整套字素分析法，即靜態的字素本體系統和動態的字素功能系統；給中國文字以科學的定位，總結出中國文字的八種造字法。以上創新理論和方法已成功地運用於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戰國秦文字和秦漢篆書等各類出土古文字的分析以及魏晉以後的楷書分析。
中國文字發展理論方面：本世紀初在漢字學三維系統理論和字素分析方法的指導下，李玲璞教授提出了中國文字發展的三條線索，即中國正統文字發展史、中國方域文字發展史和中國書體演變史。這一科學的論斷，改變了長期以來誤把中國文字的書體演變史當成中國文字發展史的錯誤認識。
出土古文字現代信息發展技術處理和字樣學創新方面：以李玲璞教授為第一發明人的《古文字字形庫與電腦排版系統》已成功地運用於大型科研工具書《古文字詁林》的排版印刷，在中國印刷史上首次突破了甲骨文、金文、陶文、貨幣文、璽印文、簡牘文、帛書和石刻文八大類出土古文字的排版印刷問題。與此同時，李玲璞教授又根據秦漢篆書厘定了一萬多個篆書古楷定字，在隸書至後世通用楷書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填補了中國正統文字發展史上的一段空白。
主要學術著作
專著
《甲骨文選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1982年台灣大通書局翻印）、《甲骨文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甲骨文文字學》（學林出版社，1995）、《文言文閱讀初階》（上下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主編有：大學文科自學叢書《古代漢語精解》（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統編教材《古代漢語》（上下冊，語文出版社，1992）、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統編輔導書《古代漢語自學輔導》（遼寧大學出版社，2003）、工具書《異體字字典》（學林出版社，1997）、《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大型古文字科研工具書《古文字詁林》（1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古文字釋要》（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合著有：《古漢字與中國文化源》（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古文字字形庫及電腦排版系統》（合作開發，第一發明人，已通過上海市科委鑑定，1999）；論文有：《造字法與表詞法》（1988）、《漢字的發生與漢字的文化蘊含》（1990）、《說字素》（1993）、《語素物化與漢字分析問題》（1998）、《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套用》（2000）、《正本清源說異體》（2003）、《漢字學元點理論及其相關問題——兼談漢字認知的若干誤區》（2004）等。
論文
《漢字美學散論》（上海，1978）、《略論同形字》（上海，1978）、《甲骨文造字八法論》（安陽，1989）、《關於漢字巨觀系統的思考》（上海，1993）、《漢字文化學闡釋論略》（北京，1999）、《漢字分析的理論與方法》（香港，1999）、《漢字學三維系統與漢字文化學》（天津，2001）、《加強漢字學理論建設，迎接本世紀漢字信息處理的突破性變革》（上海，2001）、《正統文字與方域文字及相關問題》（上海，2002）、《中國正統文字的發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地位》（巴黎，2003）、《漢字學元點理論及相關問題——兼談漢字認知的若干誤區》（巴黎，2004）、《從漢字的正俗消長看漢字的本體功能》（北京，2007）、《漢字教學三題》（上海，2007）、《節律性、自足性與相似性——兼談漢語的特點和漢字的特點》（上海，2008）等。
此外，為一些專著所撰寫的序言以及在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數十篇。
學術兼職
南開大學中國文字學研究中心學術顧問；
美國密西根大學甲骨文教材編寫顧問；
上海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和福建師範大學等校兼職教授；
上海市第一屆學位評定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上海市高等學校職務評審委員會學科組成員；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評審委員會學科組成員；
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評定委員會學科組成員；
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中文專業委員會第一任秘書長；
國家一級學會中國文字學會發起人之一併先後任學會常務理事、學術委員會委員等。
個人榮譽
1986年獲全國總工會與全國職工教育委員會聯合頒發的“全國職工教育先進教師”獎章和榮譽證書；
1996年獲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指導委員會頒發的“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先進工作者”榮譽證書；
1998年獲寶鋼教育發展委員會頒發的“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師”獎章和榮譽證書；
2003年獲教育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聯合頒發的“2003年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稱號與獎盃。
李玲璞教授的個人傳記已收入《世界名人錄》《英國劍橋名人錄》美國《who’s who（1994）》，並受聘為英國劍橋名人傳記協會顧問委員。
學術成果綜述
在長達六十餘年的漢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生涯中，李玲璞教授始終保持著不滿足於現狀，不輕信成說的科學精神，擔當起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的學者天職，在漢語言文字教學、漢語史、古文字研究、文字學理論研究等諸多領域裡奉獻了豐碩研究成果，創立了獨樹一幟的品牌，在海內外產生巨大影響，給學界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學術遺產。
對於李玲璞教授豐碩的學術研究貢獻來說，任何歸納分類，要想做到全面完整反映，都會有些力不從心。這裡謹在前文《哀悼篇》“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李玲璞教授簡介”的基礎上，再作簡要綜類。需要說明的是，李玲璞教授在六、七十年代，根據學校的工作安排，曾經從事過“文學評論”等方面的研究，同樣取得過令人矚目的成績，這方面的成果，因為不屬於“語言文字研究”範疇，就不包含在以下的歸納分類中了。大體來說，李玲璞教授漢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的著述可析為如下幾個大的方面：
（一）漢語文字教學研究方面：半個世紀以來，李玲璞教授始終堅持把教書育人放在首位，突出理論思辨和思路方法的教學，倡導求實創新，注重科學研究和教學實踐的有機結合，從而創編了不少在社會上具有持久影響力的權威教材教輔，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大學文科自學叢書《古代漢語精解》（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統編教材《古代漢語》（上下冊，語文出版社，1992）。特別是後者，不但自創編至今依然是全國自考指定教材，而且被很多高校採用為全日制本科的“古代漢語”基礎課教材。
（二）古文字釋讀和考釋研究集成方面：李玲璞教授的古文字研究，以服務社會、面向現實、貫通古今為特色。他的《甲骨文選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1982年台灣大通書局翻印）、《甲骨文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都成為研習甲骨文的學者案頭常備書；他所主編的大型古文字考釋工具書《古文字詁林》（12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年）更堪稱一部劃時代的集大成之作。
（三）中國文字本體理論方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李玲璞教授創立了一整套中國文字學三維系統理論，即取象發生系統、本體結構系統和心理認知系統，創立了一整套字素分析法，即靜態的字素本體系統和動態的字素功能系統；給中國文字以科學的定位，總結出中國文字的八種造字法。這些創新理論和方法已成功地運用於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戰國秦文字和秦漢篆書等各類出土古文字的分析以及魏晉以後的楷書分析。這方面的代表作有專著《甲骨文文字學》（學林出版社，1995），論文則有《說字素》（1993）、《語素物化與漢字分析問題》（1998）、《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套用》（2000）等。
（四）中國文字發展理論方面：本世紀初在漢字學三維系統理論和字素分析方法的指導下，李玲璞教授提出了中國文字發展的三條線索，即中國正統文字發展史、中國方域文字發展史和中國書體演變史。這一科學的論斷，改變了長期以來誤把中國文字的書體演變史當成中國文字發展史的錯誤認識。這方面的代表作有論文：《漢字學三維系統與漢字文化學》（天津，2001）、《正統文字與方域文字及相關問題》（上海，2002）、《中國正統文字的發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地位》（巴黎，2003）等。
（五）出土古文字現代信息發展技術處理和字樣學創新方面：以李玲璞教授為第一發明人的《古文字字形庫與電腦排版系統》已成功地運用於大型科研工具書《古文字詁林》的排版印刷，在中國印刷史上首次突破了甲骨文、金文、陶文、貨幣文、璽印文、簡牘文、帛書和石刻文八大類出土古文字的排版印刷問題。與此同時，李玲璞教授又根據秦漢篆書厘定了一萬多個篆書古楷定字，在隸書至後世通用楷書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填補了中國正統文字發展史上的一段空白。
附：李玲璞教授論著目錄
一、著作：
1、《甲骨文選讀》，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1982年台灣大通書局翻印）
2、《文言文閱讀初階》（上下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1991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再版）。
3、《甲骨文選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甲骨文文字學》，學林出版社，1995（2002年學林出版社再版）。
5、大學文科自學叢書《古代漢語精解》（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
6、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統編教材《古代漢語》（上下冊），郭錫良、李玲璞主編，語文出版社，1992（2000年語文出版社再版）。
7、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統編輔導書《古代漢語自學輔導》（主編），遼寧大學出版社，2003。
8、《異體字字典》（主編），學林出版社，1997。
9、《中國文字研究（第一輯）》（主編），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
10、《古文字詁林（12卷）》（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2004。
11、《古文字釋要》（主編），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12、《古漢字與中國文化源》，李玲璞、臧克和、劉志基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
13、《古文字字形庫及電腦排版系統》，李玲璞、沈康年、鄭明合作開發，李玲璞為第一發明人，已通過上海市科委鑑定，1999。
二、論文：
14、《漢字美學散論》（上海，1978）。
15、《略論同形字》（上海，1978）。
16、《說“也”》，《電大語文》，1983年第11期。
17、《加強師資培訓 提高教學質量》，《上海教育（工農教育版）》，1986年第3期。
18、《甲骨文造字八法論》（安陽，1989）。
19、《殷墟卜辭與史前民族文化心態》，李玲璞、臧克和、劉志基，《中國文化源》（陳秋祥等主編），1991。
20、《說字素》，《語文研究》，1993年第1期。
21、《造字法與表詞法——兼談安子介先生的<解開漢字之謎>》，《安子介語文學術思想研討會文集》，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
22、《關於漢字巨觀系統的思考》（上海，1993）
23、《漢字的發生與漢字的蘊含》，《語文學習》，1994年第4期。
24、《咬住語素細細嚼》，《咬文嚼字》，1995年第9期。
25、《學術書摘·甲骨文字字素》，《中文自學指導》，1997年第5期。
26、《語素物化與漢字分析問題》，《語言文字學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
27、《漢字文化學闡釋論略》（北京，1999）。
28、《漢字分析的理論與方法》（香港，1999）。
29、《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套用》，《學術研究》，2000年第4期。
30、《字素理論與漢字分析問題》，《中國文字研究（第二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31、《漢字學三維系統與漢字文化學》，中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天津，2001。
32、《加強漢字學理論建設，迎接本紀漢字信息處理的突破性變革》（上海，2001）。
33、《正統文字與方域文字及相關問題》，中國文字研究與套用中心年會報告，上海，2002。
34、《正本清源說異體》，《語言研究》，2003年第1期。
35、《中國正統文字的發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地位》，《中國文字研究（第四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
36、《漢字學元點理論及其相關問題——兼談漢字認知的若干誤區》，《中國文字研究（第五輯）》，廣西教育出版社，2004。
37、《從漢字的正俗消長看漢字的本體功能》，《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四輯）》，北京師範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編，商務印書館，2007。
38、《漢字教學三題 》，《中國文字研究（第八輯）》，大象出版社，2007。
39、《節律性、自足性與相似性——兼談漢語的特點和漢字的特點》，《中國文字研究（第十輯）》，大象出版社，2008。
40、《漫談自修》，《人民教育》1977年03期。
三、序（部分）：
41、王元鹿《漢古文字與納西東巴文字比較研究》李玲璞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
42、臧克和《漢語文字與審美心理》李圃序，學林出版社，1990年。
43、李萬春《漢字與民俗》李圃序，雲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44、王群主編《常用字引申義辭典》李玲璞序，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
45、臧克和《漢字取象論》李圃序，聖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
46、闞景忠《漢文文言教學藝術論》李圃序，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
47、郝茂《秦簡文字系統之研究》李圃序，新疆大學出版社，2001年。
48、華學誠《漢語方言學史研究》李圃序，藝文印書館，2001年。
49、黃建榮《楚辭古代注釋論綱》李圃序，中國文聯出版社，2003年。
50、華學誠《周秦漢晉方言研究史》李圃序，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
51、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李圃序，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52、程邦雄《文字訓詁論集》李圃序，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9年。
53、何崝《中國文字起源研究》李圃序，巴蜀書社，2011年。
《古文字詁林》與《古文字釋要》介紹
李玲璞教授主持編纂的《古文字詁林》（12冊），是我國迄今為止規模最為宏大的古文字彙釋類專業工具書。它“集萬卷於一冊，匯眾說於一編”，薈萃迄今為止古文字形體與研究考釋成果的大型工具書，所收考釋資料涵蓋出土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貨幣文、簡牘文、帛書、璽印文和石刻文等八種文字）和傳世古文字（包括《說文》篆文、或體、古文、籀文、奇字、《三體石經》古文，《汗簡》和《古文四聲韻》古文等），幾乎囊括了古文字的所有門類。約一萬多個字頭，考釋資料總量約一千萬字，是一百年來的古文字考釋研究成果的集大成。它的面世，為漢語文字研究、大型辭書編纂、古代典籍整理及相關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一部材料翔實的工具書。
《古文字詁林》出版後，獲得很好的社會評價，被上海市領導譽為“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設標誌性工程”，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上海市新聞出版特等獎、首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獎、第一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圖書獎。
《古文字釋要》是在《古文字詁林》基礎上精選考釋要點編纂而成的古文字類工具書。由於《古文字詁林》篇幅巨大，對於非專業一般讀者來說購買、使用都有所不便。為進一步做好學術普及推廣工作，在原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王元化先生建議下，李玲璞教授又領銜主編了《古文字釋要》。《釋要》在《詁林》的基礎上力求精要、易懂，既保留原書精華，又在編纂體例、材料取捨、檢索方式等方面推陳出新，做到篇幅小而信息量大，以利於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普及和傳播。
附：《古文字詁林》相關新聞報導：
上海市第六屆鄧小平理論研究和宣傳優秀成果、第八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
出處：《解放日報》2006年12月17日第06版
《古文字詁林》作者華東師範大學 李圃等
【頒獎詞】將千百年來歷代學者的古文字研究成果薈萃一起，這在中國學術史上是第一次；將甲骨文、金文等8大類15種古文字收於一冊，這在中國出版史上是第一次。百餘名專家，歷時14年，構起了一座中國語言文字學長城。
【獲獎感言】（由李圃代表）一個大型的文化建設工程，需要有一位高瞻遠矚的領軍人物；要承擔一個大型的文化建設工程，需要有一支團結奮進的團隊，並匯集全國同行專家的智慧；而要完成一個大型的文化建設工程，更需要各級領導與全社會相關方面的合力支持。藉此機會，我謹代表《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向一切關心支持《古文字詁林》編纂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
附文一 :
《古文字詁林》內容簡介紹
《古文字詁林》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點規劃中的重點項目，是一套古文字類大型科研工具書，共有12卷，被譽為“上海文化軟體設施建設的標誌性工程”。該套書的出版，標誌著上下三千年歷史中各類古文字形體的集大成，也標誌著千百年來歷代學者關於古文字研究成果的集大成。
同其他古文字著作相比，《古文字詁林》在編纂出版中的創新與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此書是我國迄今為止規模最為宏大、搜羅最為齊備的古文字彙釋類工具書。該書將甲骨文、金文、古陶文、貨幣文、簡牘文、帛書、璽印文和石刻文等八大類古文字字形和考釋資料匯為一編，進行綜合整理。它的字形著錄堪稱詳備，考釋資料可謂宏富。既有取自文字學專著的，又有採取論文集及報紙、雜誌上的單篇論文的；從時間跨度上來說，既有近兩千年前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南宋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又有清代、民國直到今天學者的著述。凡有真知灼見、能自成一家之言者悉載靡遣。
其次，在圖書出版方面，該書首次將現代信息技術同古老的傳統文化進行了完美的結合，開世界上使用電腦技術排印古文字書籍之先河。此前，由於排版印刷條件的限制，古文字類圖書的出版大多採用手寫影印的方式，因各人書寫習慣的差異，楷、行、隸、草諸體均可見到。這種做法既費時費力，又不便閱讀，再加上原始資料來源各異，版本情況極為複雜，有石印本、鉛印本、蠟刻本甚至手寫稿本等，如果採用二十世紀初丁福保編《說文解字詁林》時“剪刀加漿糊”的剪貼做法，既無可能，又不利於編輯加工，出版效果還不好。因此，在出版方面，通過技術攻關，研製了“古文字字形庫及電腦排版系統”，利用該系統進行排版，使得《古文字詁林》在古文字的保真度、清晰度以及整體排版印刷效果上都遠遠勝過其原始資料，讓這套書帶上了鮮明的時代色彩。
再次，該書首次採用了一整套篆書古隸定字作為字頭，將出土古文字、篆書到古隸定字、後代楷書的發展脈絡清晰地勾勒了出來，使得讀者能夠更加清楚地了解漢字發展的歷史面貌。這一成果解決了古文字形體是如何過渡到今天的文字形體的問題，填補了中國文字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的空白。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稱這部書為“集萬卷於一冊，匯眾說於一編”。
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認為；“這個工程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傳統國學沒有這種工程打基礎，等於是空中樓閣。”
獲獎：1.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頒發“第一屆中國出版政府圖書獎”2.獲中國出版工作協會頒發“首屆中華優秀出版物 （圖書）獎”。3.獲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頒發“2003～2005上海圖書獎特等獎”。
附文二：
迎難而上 求實創新———《古文字詁林》編纂小記
李圃
在接受《古文字詁林》編纂工作之初，我作為主編人，足足用了三個月時間思考著下面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這個項目的容量。出土古文字研究成果自漢代以迄現代，上下兩千年，如此漫長歷史跨度的民族文化要收錄到一部書中，容量之大，困難之多是可想而知的。這是第一個難題。第二個問題是這個項目的自身系統。要把如此眾多的研究成果匯於一編，必須要有自身的切實可行的系統，而同一個古文字形體，歷代研究者的楷書厘定樣式卻又是多種多樣的，如果這部書稿的自身系統得不到妥善的解決，書稿就無從編起。這也是一個難題。第三個問題是書稿編成之後如何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排版。20世紀90年代初期，國內外出土古文字的電腦排印技術還處於空白狀態。如何與時俱進，體現資訊時代的新風貌，這又成了一個難題。第四個問題是編纂隊伍的聚合與建設。編纂任務下達之初，市領導就提出了“完成一個項目，培養一支隊伍，既出成果，又出人才”的指示，我們深知，能否帶出一支隊伍，將直接關係到能否優質高效地完成這個重大項目的成敗。這還是一個難題。
根據上述實際情況，我們便把這四個方面的難題作為整個編纂工作的四個具體的攻關目標。
我們首先抓了編纂隊伍的組建工作。在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組長、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的具體指導下，在華東師大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們以華東師大為主體，特邀中國社科院、上海圖書館、復旦大學、吉林大學、四川大學和上海師大等單位的青年學者組成了由20位不脫產人員構成的《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並於華東師大設立了《古文字詁林》編纂室。編委會以小平同志關於高等學校應成為科研與教學兩個中心的思想為指導，抓住機遇，進行了大膽實踐，為了加強學術交流，促進學術隊伍的發展，在元化先生的倡導下，組建了上海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文字學研究中心”，元化先生親筆為這箇中心題寫了標牌。這支編纂隊伍敬業刻苦，團結奮進，在近十年的磨鍊中，得到了迅速發展，並引起學術界的矚目。在1999年該中心舉辦的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南方和北方的同行專家異口同聲地稱讚這支崛起的學術隊伍，並稱譽上海已成為文字學學術研究重鎮。新千年伊始，這支編纂隊伍中半數以上的成員已成為博士生導師，並指導各自的博士生、碩士生和國內訪問學者近70人參加了《古文字詁林》的編纂工作。在此基礎上，經過專家組的評估，國家教育部決定於華東師大設立國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文字研究與套用中心”，並帶動原有的漢語語言文字學博士授權點成為上海市重點學科。十幾年後的今天，原來三十來歲的編委已近五十，原來四十來歲的編委已近六十。《古文字詁林》全書殺青之時，有些編委深情地道出了他們的心語：“我們已經把人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獻給了《古文字詁林》！”
為了確保《古文字詁林》編纂工作的順利進行，編委會把編纂工作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工作目標包括四個方面：一是漢代以來古文字考釋資料的蒐集；二是篆書古楷定字的厘定；三是電腦排版技術的調研；四是編纂體例的論證。
面對四個方面的工作，編委會統籌兼顧，最佳化組合，做到分合有序，同步進行。考釋資料的蒐集，包括海內外世界各國的中外文資料，由兩位通曉多國語言的編委負責外文資料，後因跨國資料蒐集受到條件限制，改為凡海內外用中文發表的考釋資料均在搜求之列。為此，編委會除了奔赴全國各大城市的圖書館和高等學校圖書館以外，還同各省市自治區的文博考古單位和專業期刊編輯部保持廣泛的聯繫，以期窮舉搜求。這一工作十分繁複而艱難，前後共用去了四年半時間。編委會於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西安、武漢、南京和杭州等主要城市召開了多次專家論證會，進行了多次專家訪談，僅北京方面就先後舉行了三次論證。參加論證的專家不下百位，如著名學者任繼愈先生、張岱年先生、周一良先生、湯一介先生等專家。學術顧問胡厚宣先生、張政先生、顧廷龍先生等老一輩學者不顧年邁體衰，奔走於京滬之間；朱德熙先生人在海外而心繫《詁林》；戴家祥先生則隨時隨地進行指導；李學勤先生、裘錫圭先生和馬承源先生不僅對編纂工作提出具體的指導意見，還多次以學術講座的形式對編委以及青年教師、研究生們進行面對面的指導，李學勤先生還擠出時間擔任主編人的兩屆博士生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主席。曾任中國訓詁學會會長的許嘉璐先生忍著車禍造成的病痛，脖子上扎著夾板參加論證會，並為編纂工作提出寶貴的指導意見；時任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的劉堅先生，因患腦萎縮無法行走而被攙扶著堅持參加論證會的全過程。他們的學識和品格給了編委們以深刻的教育和極大的鼓舞。幾乎與此同時，我們還責成專人負責對形體規範理據充分的秦漢篆書進行古楷定的厘定工作。從每個字的取象發生到成字造義，參驗眾說，考察字形結構與所表語詞的關係，將篆書形體分筆書寫筆畫化，提前為《古文字詁林》全書的編排系統作好準備。我們深知，編纂工作與書稿的出版問題息息相關。因此，在四年半的時間裡，編委會從未間斷過運用計算機排印古文字的調研工作，北到北京、保定，南到廣州、深圳，以及長三角的上海、常州等地，四處奔波。為確保書稿的排印，我們首先採取了編委運用電腦自行排印的方案，並進行了必要的訓練。就在編委加緊計算機操作培訓的當兒，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聯繫到上海傑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經考察，技術力量已經具備，於是由編委會與電腦排版公司聯合開發了《古文字字形庫及排版系統》，並通過了上海市科委的成果鑑定。第三次赴京進行編纂工作論證時，編委會帶去了電腦排版的樣稿，獲得了與會專家的一致好評。上述工作目標的實現，為編纂體例的最後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元化先生的具體指導下，編委會集中力量對編纂體例進行了反覆研討，曾先後形成了五次修改稿，每一次修改稿均經元化先生字斟句酌，至最後定稿。
編纂體例形成之後，便進入了第二階段的工作，對研究成果原始文獻進行審讀，分字頭剪輯和裝字頭袋。要把二十幾書架的原始文獻資料分條裝入一萬多個相關的字頭袋，困難是可想而知的。幾位資料員在參與編纂工作之初，對這項工作是陌生的，她們年逾花甲卻以忘我的奉獻精神，從頭學起，僅案頭的《說文解字》就翻爛了好幾本。她們不僅熟悉了篆書的形體結構，部首序次，就連部首下所部諸字的序次也瞭然於胸。這給研究資料的分剪、裝袋的準確快捷提供了切實的保證。
完成了前面兩個階段的工作，我們於1997年順利地進入了編纂工作的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工作是編纂的主體工程，要求嚴格按照編纂體例的規定審讀考釋資料，去取考釋資料，進而刪簡考釋資料，並按史的線索依出版時間先後次序編排考釋資料，全體編委必須做到定位準確，去粗取精，脈絡清晰。可以想見，坐不住冷板凳的人是不可能完成這樣繁複的工作的。編纂過程中，項目經費曾出現較大的缺口，在這關鍵時刻，仍然是元化先生親自協調，經王為松同志的聯繫，元化先生委託編委會與上海教育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契約，這不僅及時解決了後續經費的投入，也同時解決了書稿的出版問題，保證了編纂工作的順利進行。排版過程中，在排版人員尚未熟悉古文字檢索的情況下，需要編委事先在審定稿之上標註古文字和不常見的各類異體字的字位編碼。這一工作十分複雜，又必須對號入座，出不得半點差錯。為了保證排版進度的正常進行，便由編委承擔起這一工作，這就給原本工作量很大的編委又增加了許多困難。編碼工作的後期，責任編輯也投入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於1999年《古文字詁林》第一冊的出版向國慶五十周年獻禮，至2004年底，全書十二冊已全部問世。
為了進一步增強《古文字詁林》的社會效益，元化先生提出編寫《古文字詁林簡編》的要求。為此，華東師大中國文字研究與套用中心本年度的年會正準備以研討《古文字詁林》為重點，邀請海內外同行專家，群策群力，務使“簡編”精要、易懂、實用，為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做出我們新的貢獻。
《一項功德無量的大型文化工程——〈古文字詁林〉五人談》，見《解放日報》2005年11月09日、15日。
附文三：
緣於《古文字詁林》的相識相知
李圃
我與王元化先生相識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緣於《古文字詁林》。開始時是從上海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簡報中獲取的信息。簡報指出，經著名學者顧廷龍先生推薦並由王元化先生決定聘請李玲璞教授任《古文字詁林》編委會主編。王元化先生與顧廷龍先生都是當代知名的學界泰斗人物，可是此前我卻與他們從未謀面，對兩位前輩的如此推重甚感意外。而面對這樣一個宏大的文化建設工程，我對它的立項及製作還存在著認識上的較大差距。為此，我在與先生接觸的初期，是循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發展這條主線請教元化先生的。記得多次交談中，元化先生談及博士生的入學考試、高校學生所用工具書的極其貧乏、優秀傳統文化的沙化傾向、雅正文化的衰落與媚俗文化的膨脹現象，尤其是對京劇在文化傳承中的重要功能的評價等等，話題廣泛，談鋒甚健，讓我清晰地感悟到，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對文化方面科學發展觀的構建進而對中華民族文化的偉大復興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元化先生的這些科學求實的論斷，為我統領《古文字詁林》編篆工作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我深深感受到元化先生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表現出的深沉的憂患意識和傳承中華文明的歷史責任感。就在這一次次的交談中，我們已是從相識到相知。先生的使命感也變成了我們編委會的工作動力，我已抱定決心，不論編纂任務有多么艱難，我將帶領編委會全體成員，自始至終堅持迎難而上，求實創新，出色地完成《古文字詁林》這個上海市文化建設新的標誌性工程，向國家向人民獻一份厚禮。
進入到實際工作階段，從總體規劃到局部實施，要有一個有序的科學安排。這就是，必須在四年半時間內把浩如煙海形態各異的八大類古文字考釋資料作窮盡性的收錄，並運用現代信息化技術解決古文字排版印刷問題，力爭九九年以《古文字詁林》首卷出版為國慶五十周年獻禮。此時的元化先生已重病在身，加之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堅持北上，去北京主持召開了老一代著名學者參加的《古文字詁林》編纂論證會，為即將展開全國性古文字考釋資料的蒐集奠定了基礎。與此同時，《人民日報》海外要聞版以《集萬卷於一書，匯萬卷於一編》為題，首次將上海這一大型文化建設工程的編纂信息推向了國內外。
回顧《古文字詁林》編纂工作的全過程，可以說每一個關鍵階段都少不了元化先生的悉心指導。從全書的“前言”到“凡例”，總是先由編委會反覆討論修改，一般要五稿以上，方才交給元化先生過目，而元化先生又往往要修改三稿以上，方才形成最後的定稿。
資料的蒐集工作極為龐雜繁重，但編委會成員不辭辛勞帶領數十名博士生、碩士生和國內訪問學者就地上海，北上京城，南下廣州，經過四個寒暑的艱苦努力，古文字考釋資料的蒐集工作方初步完成，並進入到資料分析階段，為後期的編纂工作做了充分的準備。然而，編纂工作中所遇到的難題層出不窮。例如，當編纂工作正在沿著有序的部署正常運作的當口，卻意外發現項目的注入資金有一個極大的缺口，如果得不到及時的解決，項目將不得不擱淺。元化先生為此焦慮萬分。我獲知此事後，也是心急如焚，考慮到元化先生的身體狀況，我這個書呆子便自告奮勇，試著去做一些調查工作，以尋求解決這個難題的途徑。經調查發現，凡適合於承擔詁林項目出版的出版社，大都資金匱乏，只能望洋興嘆。幾經山重水複，終於出現了轉機，上海教育出版社聞訊，委託王為松同志與編委會聯繫，表示上教社願意投入五十萬資金作為後續編纂經費，並承擔高投入的出版成本費。元化先生對這一舉措非常重視，表示十分滿意，當即要求《詁林》編委會代表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與上教社簽訂《古文字詁林》的出版契約。這一舉措也大大激發了《詁林》編委會全體成員的工作熱情，在短短的時間內，電腦排印技術也得到了有效的開發。由市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出面聯繫，我校由主編李圃和常務編委鄭明與上海傑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合作開發了《古文字字形庫及排版印刷系統》，並獲得上海市科委的驗證通過。為確保古文字形體印刷的保信度、保真度，編委會特別安排常務編委劉志基承擔書稿中全部古文字形體的審讀和保真度的審查工作。在此基礎上，運用新開發的古文字電腦排版新技術排印了若干條《古文字詁林》樣稿，並立即赴京召開第三次專家論證會，論證會上，電腦排印的樣稿得到與會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認為這一成果，標誌著我國首次運用電腦技術排印八大類古文字已獲成功。
從1991年至新世紀2008年，前後歷時一十八年，我同元化先生緣於《古文字詁林》從相識相知，到亦師亦友，從為人到為學，讓我深切地感受到，先生既是嚴師，又是益友，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思想界文化界學術泰斗。
2008年5月初，我去瑞金醫院看望先生，帶給他一幀自己製作的五環壽字迎奧運的賀卡，祝賀他八十八華誕和《清園全集》出版，他看了以後很是高興，並讓他姐姐替他收藏到常用的抽屜之中。那時他的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了，卻仍然微笑著告訴我，他的病灶已轉移到了肺部。這是他留給我的最後一句話和最後的一個微笑。
（此文見於《清園先生王元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附
著名作家劉堂江寫於1985年的散文名篇《李玲璞老師家那醉人的蟹香》
李玲璞老師家那醉人的蟹香
劉堂江
我愛吃螃蟹，這些年來的確也吃過不少次。廬山腳下品過溪蟹，江浙水鄉嘗過河蟹，北戴河之濱吃過大海蟹。然而，最使我難忘的，卻是李玲璞老師家裡那醉人的蟹香……
一九七○年初冬，我從江西農村隻身來到上海讀大學，“獨在異鄉為異客”，心裡不免有點空落落的。偏偏入學不久我就害了一場病，一個人躺在床上就更思念家鄉的親人，雖然是二十歲的大小伙子了，竟也偷偷地掉了眼淚，一連幾日，茶飯不思。這時，李玲璞老師來了，他坐在我的床前，問過病情之後，就同我拉起了家常，問我家裡有些什麼人，家鄉有些什麼有趣的事。聊著聊著，我們就談到一塊兒去了。我說我的家鄉離廬山不遠，山青水秀，我小時候最喜歡在小溪中捉螃蟹，也很愛吃螃蟹。他說他的老家在山東農村，在河溝里摸蟹也是拿手好戲。於是我們一起講了許多捉蟹的故事和捕蟹的門道。談得高興了，我頓覺病情也減輕了幾分。第二天中午，李老師又來了，說是請我到他家裡有點事，我跟他去了。進門剛坐定，我就聞到一股誘人的蟹香味從廚房裡飄來，跟我家鄉的螃蟹一樣香。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鼻子。一會兒，師母果然端上來一碗紅紅的螃蟹，說：“小劉，快趁熱吃吧！你老師今天早晨四點鐘就到小菜場去排隊，這是特意為你買的。你都吃了，他才高興呢！”我嘗了一個，鮮美極了。這是我離開家鄉後第一次吃到螃蟹，聞見這蟹香，我就好像回到了家，回到了親人身邊，我只覺得心裡暖烘烘的。
幾年之後，我畢業留在華東師大中文系工作，這本是一件好事情，可是不久厄運降臨了。在南方的“張鐵生”事件中，我們四個留校的同學被打成了“智育第一”的黑標本，並戴上了“業務拔尖”、“順從老師”、“不貼大字報”三頂帽子。這裡強令我們參加批判會，那裡“邀請”我們“現身說法”。我們走在校園裡，也有人指著脊梁骨嘀嘀咕咕。我們的教學和寫作任務也被取消了，最後，我們到了奉賢鹽灘上的五·七幹校。我真苦悶極了。有一次幹校休假，我剛一回到學校，李老師就把我接到了他的家中。他已燒好了幾樣菜為我這個“敗兵”接風洗塵，其中就有一碗紅燦燦的螃蟹，顯然這又是李老師特意為我準備的。蟹雖然很香，但我情緒不好，吃不下去。李老師心情也很沉重，自己的學生是“智育第一”的黑標本，還會有老師的好？但他卻顯得很輕鬆的樣子，夾起一隻螃蟹大嚼起來，邊嚼邊笑著說：“來，吃！別看這傢伙在河溝里時張牙舞爪的，可一落鍋就成了咱們的美味佳肴了。事物就是這樣子的，會變，要‘風物長宜放眼量’啊！”在他的感染下，我也夾起一隻螃蟹嚼起來，邊嚼邊琢磨李老師的話，不知怎的我越嚼越覺得有滋味兒……
自從我調到北京工作後，便有好幾年沒吃到李老師家裡的螃蟹了。一九七八年夏，我出差到上海，特意去看望李老師。李老師自然是要招待我吃螃蟹的，這次不是用碗，而是用一個大茶盤裝了滿滿一盤。李老師高興地說，要讓我吃個夠。我知道，李老師有兩部著作即將出版，我也發表了一點東西，我們師生二人真可謂春風得意。我從李老師的眼光里，看到了他對美好未來的憧憬，看到了他對我殷切的期待。這時，李老師從盤裡揀出一隻大螃蟹，剝開來，開懷笑道：“瞧，這蟹黃多嫩！”
我聞著那濃郁的蟹香，心都醉了……
（原載1985年5月13日《光明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