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村葉挺囚室舊址
葉挺在李村囚禁了半年多的時間，長官部對他用盡了心機，不但沒有軟化葉挺，倒使他從顧祝同及其幕僚的各式各樣的表演中更加看清楚了國民黨虛偽腐敗的本質。兩相對比，也更加深了他對共產黨的認識。
顧祝同無計可施，重慶國民黨當局決定將葉挺轉囚他處。8月初的一天，一名軍官帶著一個斑全副武裝的衛兵擁進李村囚室，對葉挺說：“蔣委員長請軍長到重慶去。”葉挺一看架勢，還以為對他要下毒手秘密處決了，作好了從容就義的準備：“你們不要玩什麼花招，要殺就在這裡殺好了，不用轉到什麼偏僻地方去！”
帶隊的軍官連忙解釋說：“軍長誤會了，我們是奉顧長官的命令來請軍長去重慶的，別無他意。”
葉挺走出李村囚室，被請進門口停著的一輛小汽車。小車發動離去，揚起一路灰塵，臨時送到了三戰區軍法執行監部盤石渡看守所。這是一次李村被囚新四軍高級幹部的大變動。葉挺押走不久，新四軍敵工部長林植夫也隨後被押送到了盤石渡監獄。新四軍組織部長李子芳和政治部秘書長黃誠被送到了石底監獄。
同囚在盤石渡監獄的除林植夫外，還有新四軍教導總隊副總隊長兼教育長馮達飛（事變前夕任第二縱隊副司令員）和軍部秘書吳正邦等人。葉挺對他們說：“顧祝同說是蔣委員長請我去重慶，我估計此行兇多吉少，也許到不了重慶，我半路上就會遭到暗殺。我個人生死早已無所謂了，只是妻子兒女不得我的音訊，一定焦急得很，我得想辦法有所交待。”說罷將一張白紙裁成三張大拇指寬、兩寸來長的紙條，提筆在紙條上寫著：“此去生死未卜，如有萬一，妻子兒女希望朋友們照拂。葉挺 ”。三張紙條都寫著同樣的內容。
寫畢，葉挺將三張紙條分送給林植夫、馮達飛、吳正邦三人，鄭重地說道：“這是我的‘遺囑’。你們三個人之中，我看至少有一個可能活著出去。不論是誰，都請替我保存這份‘遺囑’，將來有機會送出去。好嗎？”
三人從軍長手中鄭重地接過字條，點了點頭。後來，馮達飛在獄中被殺害，那張字條隨之消失；吳正邦變節自首，銷毀了軍長的字條；林植夫將字條縫在棉衣裡面，集中營遷移到閩北建陽徐市鎮後託交給因醫術高明而倖免遇難的王聿先保存。後因戰亂，王聿先幾經轉折，未能將此‘遺囑’留存下來。
這事鮮有人知，筆者在林植夫自述材料中發現此事後首先通過《江西日報》披露了出去。有人見到《羊城晚報》轉載的此稿，說當時軍長革命意志非常堅定，早已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是不可能寫出這種兒女情長的“遺囑”的。但筆者認為革命者也是有感情的人，個人生死置之度外並不等於對妻子兒女置之不理，不聞不問。葉挺清楚蔣介石心狠手辣，自己沒有按照他的旨意去做，隨時都有被秘密處決的可能。葉挺夫妻感情篤深，深愛兒女，身陷囹圄也自然會牽掛著妻子兒女，所以在自己可能遭遇不測之前請朋友們照拂自己的妻子兒女實屬人之常情，無可非議。因此這份“遺囑”並沒有給葉挺抹黑，也根本不影響葉挺的高大形象，倒使人看到葉挺也是個有血有肉有感情的革命者。筆者亦曾向王聿先證實過此事。
葉挺在盤石渡監獄沒關幾天，便被轉送到桂林，再到重慶。在距上饒獄中寫作《囚語》1年零10個月之後，1942年11月21日他在重慶獄中寫下了著名的《囚歌》：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啊，/給你自由！/我渴望著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我只能期待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經過多方營救，共產黨並提出將邯鄲戰役俘獲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馬法五作為交換條件，蔣介石才答應釋放葉挺。1946年3月4日，囚禁了五年之久的葉挺終於獲得了自由。出獄第二天他就致電中共中央請求加入共產黨，表示要在黨中央領導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兩天后(3月7日)，毛澤東親自修改致葉挺的復電，高度讚揚他“為中華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二十餘年的奮鬥，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決定接受葉挺加入中國共產黨。
4月8日，葉挺和夫人李秀文、女兒揚眉、兒子阿九一起，與王若飛、秦邦憲、鄧發、黃齊生等人同乘一架運輸機離開重慶前往延安。飛機不幸墜毀在山西省興縣東南八十里地的黑茶山上，機上人員全部殉難，被稱為“四八”烈士。
葉挺雖早已悲壯地離去了，但他作為一個傑出的無產階級軍事家載入了人民共和國的光輝史冊，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