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春光在家鄉組織起了抗日隊伍,取名叫“抗日義勇軍”。編為三個團,一個營;由敖錫山、曲子賢、馬永范分別任團長,赫貴修為警衛營營長,很快隊伍擴大到200多人。他帶領隊伍開往紅旗、藍旗、沙里寨等地,以便靠近東北抗日自衛軍鄧鐵梅的隊伍,並互相聯繫與支援。
1932年2月,李春光率領全軍與友軍鄧鐵梅部共同攻下偽軍在莊河的駐地,返回安東時,在大孤山又和日偽軍打了一仗,將敵人打跑了。
2月7日,日本守備隊和偽軍組織了600多人乘汽車對李部進行圍攻,由於敵人對地形不熟,被李指揮的隊伍打了個落花流水,紛紛潰逃,李春光部隊繳獲了一些武器彈藥和其他軍需物資。
3月,北平東北抗日救國會授予李春光的隊伍為“遼寧民眾抗日自衛軍第35路軍”建制,李春光為司令(“二司令”綽號由此而來)。
4月,李春光率領隊伍與其兄李春潤的隊伍配合,攻打大漢奸於芷山,自衛軍收復了新賓縣城。其兄李春潤指揮得力,北平東北抗日救國會授予李春潤為自衛軍第一方面軍司令、兼任遼東民眾抗日總指揮。李氏兄弟在新賓、清原、撫順與日偽軍展開了游擊戰,炸橋樑顛覆火車、擊斃敵人數百。大漢奸於芷山與日軍高波部隊聯合向李氏兄弟發起進攻。
10月9日開始,經過3晝夜的戰鬥,二李彈盡糧絕,僅剩300人左右衝出重圍,經本溪、寬甸轉戰到鳳城。
1932年冬,李春潤將抗日隊伍交給李春光率領,留在安東、鳳城兩地山區繼續與日偽軍作戰,他攜帶家眷由安東北井子乘坐帆船到達山東,由山東再去天津塘沽港,歷盡千辛萬苦才到達北平,找到北平東北抗日救國會,拜見了張學良、何寶航、車向忱等人,得到了他們的同情和支持,在救國會的幫助下,經過數月的籌集,得到迫擊炮4門、重機槍3挺、手提式機槍8挺、短槍300餘支,步槍2000餘支、子彈5萬餘發,另有其他軍用物資多件。
1933年3月,國民政府宣布張學良下野,同年5月,國民政府與日寇簽署了《塘沽協定》,並強令解散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取締民眾抗日活動。李春潤對國民政府的賣國行徑極為憤慨,他毅然決定將上述已湊齊的武器,暗中裝車運往山東威海,在威海又雇了5條帆船,經黃海海域,運到安東縣窟窿山靠岸,由李春光率領抗日隊伍接應卸下,當裝上馬車返回駐地途中,在山村路上被偽軍發現,企圖堵截,李氏兄弟帶領隊伍反擊,偽軍逃跑後即向日寇守備隊報告了此事。李氏兄弟的抗日隊伍押運著武器,由安東縣直奔鳳城南部山區及岫巖交界處住下。7月29日,日寇調動安奉沿線各個守備隊3000多人,對李氏兄弟的抗日隊伍進行圍攻,連續作戰20多次,日偽軍死傷500多人。8月17日,日偽軍將抗日隊伍包圍在鳳、岫兩縣交界處地塔溝山上,戰鬥十分激烈,李春潤親眼看到部下營長鄭安均、兩名副官及警衛員數十人都犧牲在自己身邊,這時他奮不顧身,躍身站起,手提機槍向撲來的敵人掃射。天空中3架敵機輪番向抗日隊伍投彈掃射,李春潤腿負重傷,在眾抗日戰士的掩護下,由警衛營長赫貴修背下山衝出重圍。李春光連夜護送其兄轉移到安全地帶隱蔽,抗日隊伍以各團為單位在山區與敵人周旋作戰。冒著敵人到處搜捕的危險,李春光帶人於9月5日夜間護送其兄到海邊,雇一帆船從海上直奔山東煙臺,因船在海上遇大風漂流了8晝夜,9月12日到煙臺後,去了一所美國人開的醫院,李春潤由於傷勢嚴重,並耽誤了醫治時間,傷口嚴重感染,截肢後病情繼續惡化,李春潤臨終前對身邊人說:“我倘有不測,諸位應精誠團結,繼續奮鬥,將日寇趕出東北去,我為民族解放而犧牲,死而無憾。”並囑其弟李春光說:“我死後將我安葬在芝罘山麓高處,能隔海望著你們英勇殺敵,收復遼東。” 9月14日中午11時,李春潤溘然長逝,享年33歲。
變節
李春光將兄長安葬後,放棄抗日救國,到北平東北大學任職;1939年去南京教育部任職,同年11月加入國民黨,從此到處拉攏流亡學生投靠國民黨軍隊。1940年組織流亡學生進行特工情報訓練,1941年8月,國民黨將他送進駐在四川省萬縣的國民黨東北軍第五軍深造。1942年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在天津赤峰路78號設一交通站,其任務是掩護特工人員活動並提供特工人員經費;蒐集共產黨地下人員的情報,破壞共產黨的工作部署等。1943年1月,李春光接任天津交通站主任職務,其下屬為秘書王維仁、總務部關德裕、事業部李荊山等十餘人,並創辦《新動力》刊物,其主要內容是宣傳反對共產黨。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宣布撤銷天津交通站,抽出人員為與共產黨打內戰搶占地盤作準備。
1946年10月,國民黨軍隊侵入安東,其特務情治單位也相繼而入,10月25日,李春光以原天津交通站主任身份派曹濟民(外號“草上飛”)等人先來安東,曹來安東後很快將日偽軍的殘渣餘孽收攏組成“東北保全十一支隊”,共有1100餘人,活動在安東、鳳城兩縣等地,為國民黨政權服務。
1947年1月,國民黨興建學會主席王維生派李春光帶領原站人員趕來安東,李春光被委任為國民黨安東省黨部執行委員、興建學會安東分會理事長。李來安東後,首先在市內繁華街道選擇辦學會的場所。經過幾天的考察,經與國民黨安東省黨部書記李光忱、省長高惜冰商量,將原四馬路安東海關大樓給了李等人做興建學會的辦公地址,對外大肆宣傳學會的綱領是“研究中國學術、普及中華教育、發展地方經濟、促進復興建設,興建中國大業”,以此籠絡人心,為國民黨鞏固政權效力。辦公場所解決後,李春光又向省黨部書記李光忱、省長高惜冰要求幫助解決數十人的經費問題,遭到了拒絕。但他們對李說:“咱們都初來乍到,政府內的經費都很難解決;安東是你的老家,你們可以在這裡辦經濟實體,開工廠,辦公司,來錢的門路很廣,你就大膽地乾吧!”
李春光得到指示,馬上又要了一處辦公司的場所,即當時的中央區大山食堂(原三馬路體育館舊址),在那裡開辦了“安東市利民農產品公司”。辦學會、辦公司的場所都解決了,為解決資金問題,去安東、鳳城兩縣等地找老同學、老同事、舊關係“招兵買馬”,有人招人,有錢出錢,他的下屬人員每到一處逢人就講:“‘二司令’在安東辦了大公司,是國民政府辦的,政治上有靠山,經濟上能得到實惠,大家可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快入股吧,一般人沒有關係想入還入不上呢!”一些人積極投入其中,這些人一是為了與李藉機套近乎;二是想借李的這棵大樹沾點光;三是生活無出路,想來找點活養家;四是極少數人想求李春光給安排個一官半職。帶頭入股並有據可查的人員主要有:
曲 鵬 入股600萬元(東北九省流通卷)
梁瑞芳入股500萬元(同上)
孫奇峰入股50萬元 (同上)
張桂珩 入股20萬元 (同上)
余者10萬、8萬、5萬、3萬的不等,最少的1萬元為1股,共收錢達千萬元,入股人員均發給了股票,都手拿股票等待分紅賺大錢了。
公司直到1947年6月4日國民黨逃離安東前6天才土崩瓦解,被騙者手中的股票都變成了廢紙。興建學會的綱領都是謊言,利民農產品公司詐欺民眾錢財才是最真實的本意。
潰逃
1947年,我人民解放軍展開強大的攻勢,6月10日收復安東。李春光在末日臨頭之際,仍不甘心滅亡,繼續負隅頑抗,與人民為敵。 他逃回老家——鳳城南部山區邊門、大李家堡子、紅旗、藍旗等地組織反動武裝,除了收攏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外,還強制鄉村一些農民百姓,只要身體強壯的都要加入他的隊伍,短時間內就拉起了400多人的隊伍,並將曹濟民(綽號“草上飛”)率領的“保全11支隊”1100餘人收編,打起了“革命自衛軍”的番號,自任為“總司令”。
1947年8月11日,李勾結安東保全四團團長,鳳城專撫專員王壽山,二人串聯國民黨湯溝鄉鄉長楊廣仁、雞冠山鄉鄉長赫震一、四台子鄉保長趙孝言等人組織300多名土匪,搶占雞黑車站,攔截列車,製造了“雞黑慘案”,300多旅客無辜受損,這些罪行都與李有關。
在我軍展開清剿敵偽殘餘時,李所率領的“革命自衛軍”的殘匪,節節敗退。李春光眼看大勢已去,就想辦法脫逃。
1947年8月19日,李在白天時對在大李家堡子地區周圍的各村、屯的溝溝岔岔住的土匪作了部署:“什麼時候走,以點火為令,各村都準備了點火地點,看到點火後統一到紅旗呂家堡子集合。”晚11時,在他住的後山上,土匪搬運了一些柴草首先點燃,然後相繼在伊家堡子後山、大背底後山、紅旗嶺山上等處分別點火為令,各地土匪先後連夜奔赴土門嶺方向紅旗呂家堡子集合,經清點人數僅有200人左右。他們一路掠奪直奔岫巖,到了那裡沒敢休整,奔海城住下。10月3日,海城被我軍解放,這時他和海城的逃兵一起逃往遼陽,到遼陽後被原屬他的部下曹濟民拒之城外(曹濟民從安東跑到遼陽又當上了遼陽城防保全司令),曹濟民對李說:“你來我應好好地接待和安排,但只能你一人。其餘的人一律不能進城,這是上級的規定。”李只好服從,他所帶去的土匪有的參加了曹濟民的城防保全隊,有的晚間藉機逃跑,從此李春光就成了光桿司令。
末路
1948年2月6日,遼陽被解放,李春光混入逃兵隊伍逃往瀋陽,曹濟民被我軍活捉。李春光到瀋陽不久後,乘衛立煌的飛機去了北平,從北平又去了南京。
1949年4月23日,我軍一舉攻下南京,搗毀了蔣家王朝。他又逃往重慶,同年11月重慶被解放,他逃往西昌,到西昌沒有站腳之地,即回到了四川省三台縣城東關街,化名李清源潛伏下來,購買了一輛單馬膠輪平板車,從三台趕赴綿陽市販運食鹽,跑運輸做掩護。
1950年3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鎮壓反革命條例》後,他的兄嫂白亞琴勸他向共產黨投案自首,被他拒絕。他又改名為王兆年,去南京一家私人醫院做了毀容手術,將乾淨的臉整成了傷疤、麻子;毀容後,他在醫院養傷期間還攪盡腦汁,為國民黨撰寫了一份“策反 ”計畫,其中說:“共軍大批南下,東北兵力空虛,遼寧沿海較長,共軍一無海軍,二無艦隊,抓住這個時機反攻東北可不費吹灰之力……”等等。他的痴心妄想沒能得到實現,這時全國的“鎮反”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對他的檢舉信像雪片一樣飛向各級有關部門,政府根據民眾舉報線索,於1950年12月16日將其從醫院抓獲;1951年4月3日,李春光在成都被依法處決。
參考資料:
(1)《遼寧英烈》 第二輯
(2)丹東、鳳城兩地史志人物卷
(3)《丹東史志》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