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於陽（1784－1826），字占亭，號即園。其祖為大和縣望族，即園二歲時，隨父遷居昆明。他善於詩，亦能詞，詩名滿昆華、蒼洱之間，與昆明藏綱孫、額淳、強磺、楚雄池春生並稱為“昆華五子”。其著作有《蒼華詩文策》、《外集》、《詩話》、《詩餘》、《偶編》等，今傳《即園詩鈔》十四卷。李於陽的詩，題材非常廣泛。劉大紳《〈即園詩鈔〉序》中說：“其於骨肉友朋、天下國家、人品風化、山川草木、死生離合、治忽安危、貞奸賢侯、良秸靈贖，一系之於詩。”
“在文學方面，元朝末年大理總管段功為梁王效力而被殺害，在地方史記載“孔雀膽”的故事中涉及的有關歷史人物，曾留下一些哀婉動人的詩篇。明清時期，漢文化在白族知識分子中得到更加廣泛的傳播，詩人詞客輩出，其作品大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和遊山玩水之作，但也有一些具有現實傾向和人民性的作品。明代大理下陽溪人楊黼，是著名詩人、經學家和書畫家，他寫的《詞記山花·詠蒼洱境》（因刻於碑，後人稱《山花碑》)，用漢字記白語，以20首詩聯為一篇，四句一首，共80句，仿白族調“七七七五”格式寫成，在白族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研究白族語言的重要文獻。明代高桂枝，清代李憚、曹奚琇、李於陽等人的古風詩，都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其他如杜唐《趙席謠》，李於陽《即園詩抄》中的《賣兒嘆》、《米貴行》、《苦飢行》等詩，在文學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遠在南詔國之前，白族的文學就很值得重視。當時，白族與漢族已有來往，漢文化對白族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南詔國以後，白族以漢族文字為通行文字，不斷派人到中原學習漢文化，漢族的一些文人學士也到南詔任職，教授漢文學，因此，歷史上出現了用漢文寫作的白族作家，詩人，南詔正是唐詩的黃金時代，所以南詔文人中也以詩人為多，如弁牟尋，尋閣勸，趙叔達，楊奇鯤，楊布燮，殷宗義，鄭昭淳等，都是當時善於寫詩的。南詔宰相楊奇鯤，漢文學修養很深，是南詔有名的詩人。他的《途中詩》、《岩嵌綠玉詩》都載入《唐詩》中。南詔國門口立的《南詔德化碑》不僅是研究雲南歷史，特別是研究南詔史的極其寶貴的歷史文獻，而且也是非常優秀的散文。明代嘉靖年間白族著名經學家、畫家和詩人楊哺所作的民歌體的長詩《山花碑》，以滿腔的熱情歌頌了蒼山洱海的山川文物和白族的社會風尚，語言流暢生動，從頭至尾一氣呵成，有著濃厚的民族風格。明代正德年間詩人楊士雲，為人剛直，不畏權貴，他棄官回家後寫的詩反映了他樂於清貧的思想，也表達了對人民疾苦的同情。清代有李元陽、師範、王嵩、師道南、李於陽、趙藩、趙式銘等，都是有名的詩人。至於近當代，則有馬曜、楊明、楊蘇、曉雪(楊文翰)、張長等作家、詩人為世人所知，有的甚至有全國性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