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朱驥
性別：男
民族：漢
籍貫：廣東省曲江縣
簡介：在馮徑下突圍中壯烈犧牲
抗日戰爭時期，朱驥曾任汕頭市國民黨警察局督察，國民黨中山縣守備總隊部任參謀兼第一大隊長，因訓練士兵制度採用較新的辦法，被國民黨指責為赤化教育，撤職繳械，並被特務暗中監視。朱驥後來逃離韶關，到了禺北、花縣、三水一帶，投靠其老師伍觀淇（伍觀淇，著名的抗日將領，時任七戰區四挺進縱隊司令）。伍是國民黨第七戰區挺進縱隊司令。朱驥在“四挺”初任上尉參謀，後任直屬第一大隊副大隊長、大隊長朱驥在敵後抗日游擊戰爭中作戰勇敢，堅定沉著。1945年8月侵華日軍投降，“四挺”於同年11月解散。朱驥轉到番禺縣國民黨警察第一大隊任大隊長，國民黨番禺縣長陳汝超以朱驥並非自己心腹，便採用明升暗降的辦法，調升為警察局督察，削去其兵權。朱驥對國民黨營壘的用人唯親、勾心鬥角腐敗現象甚為不滿，因此便開始萌發投向人民的念頭。剛好這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與禺北人楊遂良（楊遂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專門策反舊軍警的“地下人員”）醞釀在軍警中搞策反。楊遂良找到地方武裝養成所的同學抗日戰爭時的戰友朱驥、吳滔等，鼓動他們起義，脫離國民黨隊伍。1947年8月中一天凌晨，朱驥率領番禺縣國民黨警察大隊第一中隊七八十人攜帶機槍兩挺、步槍六七十支，以“奉命執行巢匪任務”為藉口，從禺東帶隊開拔到禺北鳳凰鄉揷向增城縣靈山洞。朱驥命令全體人員摘掉國民黨的帽徽，扔掉胸章番號等，宣布起義。吳滔組織當地車洞的武裝農民接應，楊遂良帶領禺北蚌湖鄉黃榜嶺村武裝家民六人前往會合。番號改為“華南縱隊自衛軍”。楊遂良為司令，朱驥為參謀長。先後襲擊了禺北九佛、北興、花縣芙蓉嶂、赤泥、白泥等地的糧倉和國民黨區鄉公所。在北興將食倉三萬斤糧食分給農民。總隊轉戰禺北、增城、花縣、三水、四會、廣寧、清遠等地。國民黨當局動員花縣、增城、三水、四會、清遠的地方武裝一千多人，沿途追趕截擊，並懸賞五千元緝捕朱驥。由於得到各地政府的支持，部隊甩掉國民黨軍的追擊。為了使部隊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地方活動，1948年1月，朱驥通過吳滔認識了陳冠中，要求會見廣東人民解放軍江北支隊的負責人。陳冠中將此轉告了中共江北地委常委陳李中。與此同時，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通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介紹楊遂良在香港會見中共江北地委書記黃莊平。陳李中在增城縣派潭地派家中兩次會見朱驥和在起義部隊中的地下黨員中宋奮揚。支持他們作為友軍在游擊區外圍活動，聯合反蔣。
1948年春節後，國民黨廣東省主席宋子文向游擊區推行“分區掃蕩，重點攻擊”計畫。為了粉碎敵人的計畫，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號召領導民眾停租忘廢債、分浮財、分田，普遍發展地方武裝。當時地方反動團隊聯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清剿”，鬥爭日益激烈和殘酷，戰鬥頻繁。朱驥起義部隊在游擊區外圍很難活動。正在這時，黃莊平在香港根據香港分局指示，決定將朱驥部隊編入我部隊。同年3月，由中共江北地委副書記陳李中代表江北支隊主持改編。部隊在大嶺腳進行整編學習。朱驥、孔德楠和起義隊伍中絕大部分人都很堅定，要求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到底。少數過不慣游擊隊艱苦生活包括最初商議起義的幾個人，要求退出。結果，七八十人的隊伍整編時留下五六十人，再加上在當地的補充人員，成立二團獨立大隊，朱驥任大隊長。由於這個大隊對地方情況不大熟悉開赴龍門增城交界的雁洋坡，同支隊的軍政訓練班一齊活動，聯合作戰，進行反掃蕩反圍剿反清鄉鬥爭，共同擊退國民黨聯合“進剿”雁洋坡，企圖消滅我江北部隊指揮機構的陰謀。獨立大隊從增城龍門邊沿地區活動到龍博邊沿地區。同年4月，由江北支隊司令員黃柏帶領朱驥大隊到老區何家田關屋學校整訓。整訓後，由一團領導和指揮，在博羅縣的平安、紅頭嶺、析塘、響水一帶活動。朱驥大隊在此對掩護主力部隊，牽制敵人，屏障老區起了很大的作用。後來副大隊長共產黨員王鏡到朱驥在大隊，共同領導這一支隊。朱驥任軍事特派員，在起義部隊的黨員宋奮揚任政治特派員、孔德楠任副大隊長。
同年8月，大隊長王鏡和朱驥帶領自衛隊在李華仔手槍隊的配合下包圍了路溪鄉政府，殲滅國民黨自衛隊三十來人，激獲步槍三十來支。同月，朱驥會同朱湘祺夜襲龍華殲滅六十多個國民黨自衛隊員，繳獲長短槍六十五支，拔除了反動據點。同年9月6日，在一團政治處主任謝光的領導下，採納朱驥的智取計畫，朱驥、王鏡大隊的人員化裝成農民商人，奇襲了進犯游擊區的重要據點平安圩，殲滅反動的自衛中隊。俘敵十六人，繳槍十七支，子彈一千多發。戰後還破了當地的糧倉，將五百擔稻穀分給白水寨的游擊區民眾。這一仗影響很大，附近反動武裝聞風動搖瓦解，地方頭目有的逃到博羅縣城，有的去了香港，有的派人同游擊隊聯繫談判。全平安鄉共收繳長槍一百四十八支、子彈兩萬多發。不久建立起稅站，成立農會，組織起常備武裝，發展了游擊區。同年秋冬之間，一團政治處主任謝光帶領朱驥大隊在響水附近伏擊國民黨地方團隊，朱驥同謝光在山崗上指揮戰鬥，朱驥被敵人的機槍擊中左臂，血水淋漓。謝光要朱驥退下去包紮。但朱驥堅持不下火線，直至打垮敵人。1948年冬，國民黨博羅縣長吳舜農率領縣警察大隊進犯游擊區顯村、麻坡、石壩等地，謝光率領王鏡、朱驥大隊乘夜冒雨直插博羅城，搗其老巢，放火焚燒國民黨縣黨部，迫使國民黨縣長率隊倉皇回救。
朱驥部隊進入博落東一團地區以後，一團政委黃乾和組織股長練英經常到部隊做政治思想工作。他們觀察到朱驥艱苦樸素，平易近人，待人誠懇虛心是個正直的有愛國心的職業軍人，沒有國民黨軍官的舊習氣，閒時還自己親自打草鞋，抽自捲菸，部隊的官兵關係比較好。編入我江北部隊後，朱驥的思想和政治覺悟迅速提高，迫切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朱驥鬥爭堅定，對黨忠誠，立有戰功，1948年10月經上級批准，朱驥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後，朱驥更加努力工作同年10月1日，被任命為廣東人民解放軍江北支隊第五團副團長。
1949年春，朱驥原來領導的部隊併入劉彪大隊，集結在何家田黃竹坳整訓學習。同年2月25日，江北支隊編入中國人民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東江第三支隊，朱驥調任第二團副團長。
為了迎接南下大軍解放廣州做好準備，同時牽制敵人對山區的“清剿”，1948年冬，江北大隊司令部決定成立直屬先遣總隊，1949年4月，東三支隊司令部調朱驥任直屬先遣總隊長。在增西以鎮龍、寧西的油麻山、南香山、黃旗山為基地向永和、仙村新塘等地發展；在禺北以虎窿、高禾場為據點，向鳳凰鄉、龍歸圩、人和、石井等地發展農會，組織民兵。同年5月朱驥到達禺北鳳凰鄉，到後第二天，便親自約見當地人知名人士談話，給禺北頭面人物伍觀淇去信，說明黨的政策。他委託民主人士何靜波去香港動員禺北人士何沛侃及劉佇、吳凡三人於同年5月回來參加革命。朱驥為了工作需要有時還化裝農民進入市區，通過舊關第了解敵情親自做統一戰線工作。朱驥親自到何棠下、鴉湖、南村蚌湖、黃榜嶺、張村、鴉崗等村，把地方武裝四五百人爭取過來。接受共產黨和先遣總隊的領導。經過幾個月工作，先遣總隊組織各地民兵累計三四千人。使增西禺北從南廣大地區連成一片。在人民武裝的打擊下，敵人十分恐慌，為解除心腹大患，敵人千方百計要消滅這股力量，派遣了大批的諜報人員深入農村跟蹤朱驥他們的活動。1949年7月20日，他們的行蹤被敵潛伏在鍾落潭情報組長曾木獲悉，並密報國民黨軍隊154師460團後，用一個營的兵力，包圍了朱驥的駐地，朱驥發現包圍時，為時已晚，為了掩護其他同志突圍，他頑強抵抗，但在敵人猛烈攻擊下，終寡不敵眾，英勇犧牲，時年40歲。
2.錦衣衛都指揮使朱驥
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十四日，明英宗在“土木之變”中被瓦剌軍隊所俘虜，訊息傳到北京，舉朝震驚。堂堂大名皇帝，居然淪落為瓦剌族的俘虜，這恐怕是明朝開國以來最大的恥辱。但當時可沒有人顧得上想這個，因為當時瓦剌軍隊已經逼近北京，朝臣們要考慮的是退兵之策。可是也不能“群龍無首”啊！於是朝臣們就去找皇太后孫氏，孫太后就點名讓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出來任監國。
朱祁鈺擔任監國之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王振的黨羽肅清。當初瓦剌侵擾北邊，就是太監王振忽悠明英宗御駕親征的，結果根本不懂軍事的王振瞎指揮不說，還讓大明皇帝成為了瓦剌的俘虜，朱祁鈺當然要把王振樹立成反面典型，這樣北京的臣民們才能齊心協力，抗擊來敵啊！而當時和王振走得最近的莫過於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我們前面講過，這個馬順甚至管王振叫“爹”，卑屈到了極致。朱祁鈺要肅清王振的黨羽，第一個就把馬順給提了出來，直接把他一頓亂杖打死在了朝堂上。
把錦衣衛指揮使打死了，總得有人去補馬順的缺啊！這個時候讓誰去啊，朝臣們就開始商量，可這畢竟是戰時，沒有那么多時間商量這樣的事情，於是就有人建議讓兵部侍郎于謙的女婿朱驥擔當錦衣衛指揮使。于謙當然不同意，說孩子還小，當不起這樣的大任。別的朝臣就說啦，老於你就別說那么多了，現在是特殊情況，你女婿又年輕精力旺盛，就讓他當吧！這也是大夥的主意啊！于謙最終推託不掉，也就讓朱驥走馬上任了。
其實朱驥的能力，于謙最清楚。于謙寫過一首《石灰吟》，以“要留清白在人間”坦明自己的胸襟和性格，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給自己的女兒選郎君，于謙的審查標準當然也是按照自己的標準來的，朱驥之所以能夠進他的法眼，正是因為朱驥性格純善，辦事公允，剛直果敢。能兼具仁厚和剛直於一身，可以說朱驥天生就是管刑獄的好手。
可是朱驥接管過來的錦衣衛，還是馬順留下來的爛攤子：當時錦衣衛收受賄賂之風盛行，紀律鬆散，大多以權謀私。朱驥擔任錦衣衛指揮使之後，首先整頓的就是錦衣衛，“上樑不正下樑歪”，朱驥首先把那些違紀枉法的錦衣衛的小頭頭們懲治了一番，情節嚴重的甚至直接下獄，接著，朱驥就頒發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並且公開獎罰制度，凡是違反規定的錦衣衛都被施以重刑。
這下錦衣衛們終於又回到了機械嚴謹的狀態上了，他們明白，馬順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朱驥的時代了。而朱驥注定與他們所熟知的錦衣衛指揮使不同，他不是歷史上那些掀起風雲的人物，他看起來是那么不起眼，但是他就是從不起眼的事情上做起的，他不準備驚天動地，他從一開始就在歷史舞台里選擇好了自己的姿態。
朱驥掌管錦衣衛初期的主要工作，第一是要肅清與王振有來往的“餘孽”，第二就是要把那些收受過瓦剌賄賂的“間諜”都挖出來，第三就是要把那些散播京城危亡訊息的不安分分子控制起來。與從前的錦衣衛更注重監控外廷不同，由於處於特殊時期，朱驥時期的錦衣衛所負責的工作更類似於現在的國家情治單位。
除此以外，朱驥在錦衣衛的歷史上所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就是他改革了錦衣衛“詔獄”里的刑具。當然，與其他的錦衣衛指揮使發揮想像力將刑具不斷推向殘忍的巔峰不同，朱驥則是去除一些過於殘忍和變態的刑具，這尤其體現在朱驥對“詔獄”里最出名的刑具刑杖的改革上。朱驥之前錦衣衛所使用的刑杖，大多又粗又重，有的刑杖還是金屬製作的，所以很犯人根本受不了幾下就歸西了。朱驥認為刑杖只是“逼供”的手段，而不是用來殺人的，所以他將原來的“巨星”刑杖的規格縮小了，換成了較輕的刑杖，這樣打下去雖然打得多了也會讓犯人皮開肉綻，但是一般都不會傷人性命。當然，作為國家的暴力機構，朱驥要是把刑杖改得連人的皮膚都打不破，那錦衣衛也就不是暴力機構，而變成按摩院了。
正統十四年（1449年）十月，瓦剌兵臨城下，時已任兵部尚書的于謙面對強敵沉著應戰，與敵軍征戰五天五夜，終於打敗了來犯的敵人，迫使瓦剌退回塞外，使明朝轉危為安。
去除掉了瓦剌對於明朝政權的威脅，明朝的統治者終於開始忙活著重新鞏固統治、恢復建設了，這個時候的錦衣衛卻沒有閒著，依然在掃清剩餘的不安因素。同時，伴隨著國家政局的逐漸穩定，戰時好多趁機大發戰爭財的朝臣和商賈們成為了錦衣衛新的偵辦對象，而由於政治爭鬥的持續存在，很多朝臣利用與瓦剌的戰爭排除異己，錦衣衛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但是朱驥絲毫不敢馬虎大意，朱驥斷案以公正嚴明著稱，在錦衣衛有“青天”的美稱，在這段時間裡，錦衣衛的“詔獄”不再成為地獄的代名詞，而意味著法制和真相。朱驥也因此成為錦衣衛歷史上以斷案嚴明而著稱的錦衣衛指揮使。
在嚴格治獄的同時，朱驥也很注意對錦衣衛官員的選拔和任用，凡是選拔進入錦衣衛的，幾乎都是清正廉明的人，朱驥覺得這樣才能達到“上行下效”的效果。所以在朱驥之後，袁彬接任錦衣衛指揮使時，錦衣衛的管理有條不紊，雖然中間有盧忠、逯杲和門達把錦衣衛搞得烏煙瘴氣，但是由於袁彬和牟斌的治獄，使錦衣衛在整個的這一時期里，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殺戮。
從正統十四年（1449年）八月朱驥掌錦衣衛開始，錦衣衛開始了一段與眾不同的歲月，正是這段時期，體現出了錦衣衛另一方面的歷史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