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作者
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1913-1991，舊譯愛德華·謝弗），“以往四十年美國中古中國研究的同義詞”，二十世紀下半葉美國唐代研究乃至整個西方唐代研究的領軍人物。曾出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並長期主編《美國東方學會會刊》（JAOS）。
薛愛華深受傳統歐洲漢學影響，重視歷史語言文獻的研究（精通十幾種古今語言）。他的主要研究領域在中外史學界均享有盛譽，如：唐代的社會文化史，尤其是物質文化（名物）研究、唐代的外來文明、中原漢文化與周邊民族文化的融合、道教與文學的關係，尤其是唐詩與道教在唐代文化中的作用等等。
緒論
我們欽佩瑪雅人、爪哇人、高棉人、僧伽羅人以及其他許多民族；他們在歐洲文藝復興之前好幾個世紀，雖然身處潮濕的森林，卻早已繁榮昌盛。當然，那些居住在多雨城市中的深色人種，並不是中世紀精神與物質能量的唯一重大源泉，撇開歐洲不談，伊斯蘭文明的發源地就以乾旱地帶為主，包括波斯、阿拉伯、敘利亞、非洲以及西班牙等地。最後，還有中國，其地理環境屬於混合型，從長滿山毛櫸和雲杉的森林，到風沙漫天的沙漠和遍地青草的草原，從溫帶和亞熱帶的湖泊區域，再遠到鬆散羈縻的邊疆墾殖地，那裡正是熱帶區域的起點。最後這片區域正是本書的主題，我尤其要考察其對於中古中國人的知識構成有何貢獻，同時考察其對於中國人的感覺、情感以及想像力的影響——或者反過來說，考察中國精神這個大熔爐如何改變了這一片土地。
在《撒馬爾罕的金桃》一書中，我經常提到，唐帝國最南端區域的物產，無論是有機物，還是結晶體，在中國人眼中都帶有“半異域色彩”。也就是說，這些物產並不像日本、爪哇以及酒矩咤國（梵文對音，意為鬱金香）的動植物那樣奇異可怕。現在我打算密切關注這一看似矛盾的區域，中國人很久以前就聲稱這片土地屬於他們，但在唐代這個地方對中國人來說還是陌生的、奇異的。因此，本書是關於中古中國的熱帶地區，它以朱雀為其象徵，至於朱雀是什麼最終也還是個謎，這個區域同樣可以用那個迷人的“越女”形象來作代表，這點會漸漸地顯得越發清晰。
無可否認的是，在某種意義上，這項研究呈現的是我自己心目中的過去，也就是說，這個過去之特殊化與具體化，在某種程度上，是我個人所特有的。或許所有對過去的再創造都是這種類型的，而我要說的是，在本書中我的目的不是讓過去“概念化”（用近來很受追捧的這個抽象詞語），而是以一種生動活潑而且感性的方式去了解過去，而且不必犧牲其精確性。這意味著要嘗試將唐代人的中世紀世界，既看作是一個實有的境界，又看作是一種想像的詮釋。什麼是“真實的”歷史，也許言人人殊，我希望我講述的史事，是諸種可能真實的歷史中的一種，我的目的主要在於“實在的”歷史。（真實的[true]，指與事實相符，與假對應；實在的[real]，指客觀存在的，與無相對應。）簡言之，如果這隻“朱雀”最終並非博物館抽屜里一隻剝製好的標本，而是一次可信的復活，儘管它已距今一千年，卻還帶有某種勃勃生氣，那么，我會真誠地欣幸不已。
我力圖一概使用唐代人的史料，以避免因時代倒錯而造成對某一特定時期的特徵概括顯得可笑，只有在注釋與闡釋時有所例外。由於某一習俗或傳說在宋代已存在，進而推測其在唐代即已存在，這樣做太過簡單。比如，由於馬援在十一世紀已成為南方伏波之神，就進而推斷他在八世紀即已如此。由於民間傳說中有如是之證據，就推測後來對其他信仰、習俗以及制度的記述亦同樣如此。我儘可能避免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引入某些態度、傾向及選擇，它們對宋代人來說很是順理成章，但對於唐人而言卻格格不入，這樣的做法十分危險。然而，我偶爾也會參考宋代（甚至元代）的史料，尤其是當它們能夠清楚地表明某些先前的習俗或文獻當時依然存在的時候。我希望，我這么做的時候已經足夠小心謹慎。
書摘：朱雀
中古時期以朱雀為象徵的國土的歷史，已如上述，作為一種動物，也作為一種象徵，朱雀本身同樣值得評說。
朱雀是來自遠古的意象，唐朝人用它命名神聖的長安城門。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而言，它的出現都是一種上天賜福的吉兆。在中國歷代正史中，隨處可見有關朱雀、赤燕、赤烏等神鳥的嚴肅記載。通常，這些徵兆的出現，都伴隨著官方對其祥瑞的解釋。無論以何種外形出現，朱雀都是上天的信使，將朱墨書寫的信息傳遞給人類的精英，即有著非凡功業與力量的聖人和統治者。它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信息的傳達方式。它是真正的火鳥，體內蘊藏著太陽神聖的能量。有一部古代道教經典寫道：“朱雀火之化”，並認為它是太陽鳥，通常化身為“赤烏”：
赫赫赤烏，
惟日之精；
朱羽丹質，
希代而生。
公元776年，一隻這樣的神鳥曾降臨人間，印證了唐代宗的英明統治。
正如劉禹錫所說，這種天使般的紅色動物也是熱帶火熱之地的精靈。仰望著赤帝居住的衡山，詩人想像此山“上拂朱鳥翮”。在代表五個方位的鳥類中，朱雀最為不凡。北方的玄鳥，西方的白鷺，東方的蒼鷹，以及中間的黃鳥都是後來人為添加的，不具備這種南方神鳥的鮮明個性。
在唐代，紅色的熱帶鳥類被視作真正的神物，南方的首領與王公貴族會將它們進獻給宮廷。有時，紅色的飛禽也會出人意料地出現在京都的城門上，在人們眼中，它們便是上天派來的使者。我們可能會問，什麼樣的鳥兒被賦予如此神聖的意義？它來自南方還是北方？這些棲息在長安宮殿梁木上的紅色鳥兒很可能是北方鳥類，也許就是一隻來自內蒙古森林的紅麻料或交喙鳥。這些北方鳥類體型全都不大，也不夠顯眼，但當時的傳說也並未在這些方面有什麼要求。在南方當地所見或進獻到北方宮廷的鳥類中，熱帶森林的野生鳥類、孔雀、甚至石雞，通常都被或多或少地視作神鳥；火背鷳可能也在其中。然而，這些大型的野生飛禽都與朱雀的顏色不相吻合，倒是某些南越的小型鳥類與朱雀一樣，有著美麗的深紅色羽毛，比如叉尾太陽鳥、紅胸啄花鳥、赤紅山椒鳥，這些迷人的覓食者都生活在熱帶林間或園林的開花植物與灌木叢之中。
然而，儘管中古時期有不少南越鳥類受人關注，但卻沒有哪一種曾得到過漢人神聖的封號。咬鵑和小太陽鳥都默默無聞；鸚鵡僅僅是一種珍奇之鳥；雉雞及其同類，只是為宮廷製造盔甲與羽飾提供了實用的羽毛。偶爾有些鳥兒扮演了神聖的角色，但都為時不久。象徵祥瑞的古典的朱雀成了一種純粹而神秘的符號，不會固定地屬於任何一種在五嶺與南海之間翱翔的鳥類。
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紅紅綠綠的鸚鵡或咬鵑是理想的朱雀化身，因為它們呈現了南方森林的綠色背景，同時也帶來了熱帶花卉的異國情調。人們甚至可能會想像它飛向中國之外，或在中國之外重生，化身為摩鹿加群島櫻桃紅的吸蜜鸚鵡，或是瓜地馬拉迷人的綠咬鵑。紅鴝鶲也許就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典型，它飛翔在加州的科羅拉多沙漠、亞利桑那，以及墨西哥和南美洲乾旱的土地之上：
它像一道火焰，衝進了潮水般的金色陽光里，飛到了離地面一百英尺的地方。隨後，它鮮紅的羽冠舒展著，如輕騎兵向後飄揚的頭巾一般，並撲扇著震顫的翅膀，輕輕地飄落下來。
實際上，我們能在美國藝術家莫里斯·格拉夫斯的一幅畫作中看到朱雀的混合形象，他的繪畫題材多為中國的動植物和手工藝品。《鳥精靈》描繪了一隻藍眼、三足的鳥兒，不辨種類，很像三足的赤烏，籠罩在一片紅色的結晶或靈氣之中。正是這種多樣性的表現，使得朱雀在今天成為一種神奇而廣義的象徵。
我們儘管對朱雀缺乏特定而具體的形象認知，但仍然可以追問一下：這一古老的象徵在唐代扮演的是什麼角色？它代表了一種新的思想，還是舊有的觀念？特別是，它是否體現了人們的一種願望--在南越有可能開始新的體驗，獲得不一樣的生活方式？或者，朱雀只是一種掙脫束縛的意象，它閃光的翅膀象徵著從危險境地逃離的力量？又或是唐代人在它那艷麗的色澤中，看到了比凡人身體更加完美的形象，一種自我和靈魂的象徵，能自由地飛翔於未曾探索過的空中花園？
追問這些問題，不只是追問當唐代人想起朱雀這一形象時，他們的腦中會浮現出什麼東西。唐代人可能很少這么做。這么追問，更是為了把握唐人對南越感受的總體特徵。這也是為了探尋在來自溫帶的漢人的想像和渴望中，中古時期的這個朱雀之國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以及在他們的文學中，朱雀之國究竟占據著怎樣的地位。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這些外來者試圖在其炎熱的庭院中種植家鄉的花草，或者在竹子搭建的書齋中，對著籠中的百靈或白頰鳥微笑。也許他們大部分人都不曾有過這樣溫暖的回憶，而只能在詩中，為遠離了這些遠在故鄉的日常物品而痛心。必然只有一部分人，開始意識到南越鳥類和花卉的獨特價值，而大部分人則更關心他們所失去的，而不是關心有可能發現的事物。
北方的詩歌樸素而粗獷；它顫抖著，伴著刺骨的霜凍，大漠的寒風，朦朧的月色以及草原上的積雪。這個真正屬於漢人的世界，嚴厲、冷靜而又正統。但也存在另一種古老的審美傳統，欣賞溫和、溫暖、五彩繽紛的長江流域，但這隻為漢人了解更南的南方做了部分的鋪墊。對被流放南越的漢人來說，他所面對的幾乎是全然不同的世界。他會睜大眼睛，盯著各種不可思議的事物，譬如在高高的樹冠下飛翔的巨大的黃盔噪犀鳥，或是從船上飛掠而過的飛魚。他已經遠離了他曾經生活的那片天地，遠離了周邊的黃土地和樺樹、住帳篷的牧民和駝隊，遠離了周圍格局對稱的城市和整潔的農田。高山和海洋將他與家人、朋友、平凡的生計阻隔開來，最重要的是，還使他遠離了那些早被可敬的傳統所神化、被無數寶貴的文獻所強化的人物與意象。中古時期南越文獻的常見主題，是恐懼、刺激、財富、腐敗、中毒、神秘、魔力和幻象等主題，並通過瘴氣、蠻人、異域珍寶和鬼怪出沒的森林等刻板形象表現出來。鮮明的印象，艷麗的色彩，已經成為某些遊客行記的標誌，但大部分人在思考這片新土地時，還只能使用陳詞濫調。
面對南越的洞穴和蠻人，許多北方來的官員都懷有強烈的殖民者心態。他們務實而且現實，甚至在作嚴謹的博物學筆記時，也時時意識到自己的優越感。對少數痴迷於南越如畫山景的官員來說，總有一些事物能引起他們的興趣；對那些冒險的園林家和獵奇者來說，則有另一些事物能吸引他們。
像張九齡那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他們熱愛自己的家鄉，是理所當然的事，不過，他們人數不多，影響力也不大。
可能只有一種人會真正欣賞南越的異域特質，他們有敏感的心靈，渴望一種全然不同的完美，而這是輝煌的唐代典範所沒有給予的，但與此同時，他們也會心懷內疚。在中古時代早期，這樣的人很少，但在我們當代人中，這種人卻有不少，他們品嘗了雨林邊緣怪異的水果之後：
有時停靠在亞洲的某個港口，
象是回到了伊甸園，忘了歸路；
品嘗異域的水果，體驗陌生的感情，
因巨大的蓮花而狂喜。
直到唐代滅亡，南越都不曾出現過盧梭、洛蒂和康拉德這樣的人。那裡的官員、士兵和貶謫的政客更象是特諾奇提特蘭的西班牙人，而不是在東京的法國人。
唐代人自始至終都沒有對南方有過如此的看法——陽光之下的天堂，生活著一群神秘而迷人的仙女，她們的耳畔戴著艷麗的木槿花。那兒和塔希題島或夏威夷一樣，能讓人忘卻平日的煩惱或恐懼。在先唐文學中，詩歌里所寫的古老的南方意象，往往有習見的南越背景，充斥著有毒的植物、蜿蜒的蟲蛇、人形的猿猴與猴精、赤色的天空、黑色的森林，以及巫術、神秘和困惑。到了唐代，詩人們試圖改弦更張，描寫荷塘旁邊、木蘭舟中，慵懶而面色緋紅的越女，以及霧中的神女，只有一部分獲得成功。直到九世紀末、十世紀初，隨著唐帝國的瓦解，一種新的綜合體才成為可能，它介於楚辭所開創的樂觀浪漫主義和柳宗元、張九齡等人的自然主義審美之間。當北方人發現與世隔絕的南越也可能有其優點之處，這種改變就產生了，而事實上，他們的父執輩和同輩早已領略過這些優點。於是突然間，南方不再是煉獄或魔窟，而成了神聖的避難所。這個省份從此有了一種全新的、不同尋常的浪漫氛圍，展現在李珣和歐陽炯那令人久久難忘的詩句之中。舊有的意象直到此時才得以扭轉，並被注入新的生命——朱雀化身為紅袖飛揚的南越女子。
然而，這種本土的異國情調僅僅是過渡性的，它連線的兩端是古老的殖民帝國與最終多姿多彩的文學舞台。全新的地域、居民、語詞所帶來的全新體驗，能夠及時地轉化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全新形象。這片熱帶的伊甸園雖然只是暫時性的、部分地化作現實，但它依然源源不斷地提供著嶄新的比喻和精神畫面，流向北方，豐富了中國人的語言和思想。這些滿身塵土並且保守的陸地居民，但他一直不停地轉變，直到能夠接受任何形式的世界，能夠接受每一種希罕的經驗。
朱雀，作為一種虛構的意象，雖然一直被加於新南方（無論這南方指的是哪裡）身上，但卻從未完整地存在過。這隻東方的火鳥，是柳宗元眼中理想的飛鳥，它靜靜地築巢於張九齡的心中，精確而亮麗地呈現於李珣新浪漫的詞作中，它只能泛泛地、抽象地，存活於唐代以後的語言和文學作品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