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朱鈴朱鈴，1929年9月出生於江蘇南通，曾祖父是醫生，祖父是一個讀書人，到祖父這一輩時家庭經濟情況不太好。父親朱伯暉十三、四歲時外出當學徒，由於勤奮後來當了總管，家裡逐漸富裕起來。抗戰爆發後，南通的一些地主官僚蠢蠢欲動，組織維持會，他父親沒有參加而是回到家鄉。日寇侵占南通後，他父親仍不肯出面為日本人做事。1938年，全家遷往上海，自營糧店，1948年家裡經濟境況達到鼎盛，單獨或與他人合作開有商號、棧房、油坊與麵粉廠，解放後公私合營直至被國家贖買。
朱鈴家共有兄弟姐妹7人，是個大家庭。他在南通上到國小二年級，隨全家遷到上海，1938年起在上海彼得國小、古柏國小、正光中學、育群中學、江蘇省立上海中學上學，1948年在教會辦的東吳大學語文繫念一年級，第二年轉入燕京大學語文繫念二年級，1950年轉新聞繫念三、四年級，1952年9月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到當時的唐山鐵道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任助教。
燕京大學是1916年美國教會在中國開辦的一所著名的教會大學， 該校的新聞系是全校著名的系科之一，司徒雷登曾不無自豪地稱讚：“有一段時間，中國新聞機構派往世界各大國首都的代表幾乎全是我系的學生，他們在中國的報紙編輯人員中也同樣是引人注目的。”燕京大學在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文科部分併入北京大學。朱鈴在這裡受到了良好的專業知識的教育。
朱鈴上中學和大學時期是中國時局急劇動盪的時期，他的世界觀在這一時期逐步形成。
他從小愛好文藝，閱讀了大量文學作品，準備學文學。由於長久處於敵人的壓迫之下，在國中時他就產生了愛國思想，但這時他對政治是看不清楚的，也曾很崇拜蔣介石。到了高中，他參加了學校的社會活動，任學藝幹事，後任組長。抗戰勝利後，由於國民黨的腐敗，朱鈴對它由尊敬而變成憎恨。這段時間，他看了“延安歸來”，“吳滿有”，《觀察》等文章，對共產黨漸漸產生了好感。他的大姐夫和一個堂哥早年參加了革命，在新四軍里工作，從他們身上，他知道共產黨員能吃苦。
上大學後，社會活動更多了。他思想活躍，富於激情，曾任出版股股長，蘇州學聯學習幹事，系通訊員，系政治課互助小組長，燕大學生會執委。北京解放後，他作為學生積極分子參加了人民解放軍公安第一師業餘學校文化教員工作，因聯繫民眾較好，工作負責任，部隊負責同志建議燕大團總支予以表揚。由於看了很多進步書籍，又通過接近解放軍，加之革命形勢的發展，國民黨醜態畢露，他在思想上有了更大的轉變，1949年11月，他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後改為共青團），任文學院分支副書記。
入團後，在黨團的教育幫助下，他學習了政治書籍《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簡史》、《政治經濟學》等，初步認識了社會發展的規律，知道帝國主義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道理。了解了自從“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由黨領導的，他過去只以為解放戰爭是黨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她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真理引導中國人民從一個黑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走到一個光明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她將引導我們繼續走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解放三年來的事實教育了他，抗美援朝的勝利，前蘇聯及我國建設的成就，使他看到祖國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對黨更加熱愛，堅定了他共產主義必然到來的信心，也認識了只有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畢業前夕，他參加了江西省東鄉縣土改工作。通過參加土改，參加實際鬥爭，看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激烈和尖銳，他希望從一個後備軍變為先鋒隊，在黨組織的領導下，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貢獻自己的一切力量。他不但在思想認識上得到提高，還具體表現在行動上。在參加土改中，在丈田時，他第一個帶頭赤腳下到田裡丈量。村裡的水壩倒了，他和村民一起，立即進行搶修。他和村民一起熬夜工作，極力在思想感情上和勞動人民打成一片，融為一體。他喜歡他們身上的真誠、坦白，跟他們一起感到很愉快。因此，在畢業分配工作時，他不願意留在大學教書，想回到工農兵中去。土改回校後不久，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他對剝削階級家庭的深刻認識，從思想上劃清了界限，對共產主義懷有執著的信念，在大學畢業前夕，他被吸收為中共候補黨員，一年後轉為正式黨員。從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中國共產黨先鋒隊戰士，朱鈴完成了他的世界觀的質的飛躍。應該說，是那個時代，是火熱的革命鬥爭，幫助推動這位熱血青年完成了這種轉變。
朱鈴在入黨志願書里寫道：“我們是背負著一個改造社會的使命，共產黨員應該到最需要你的地方去”。大學畢業時，系裡對他的工作考慮是：中文根底甚好，宜從事新聞工作及文藝工作，本系擬留其在系內擔任助教工作。學校的畢業生分配工作委員會也同意系的意見。而他本人的工作志願是：中學國文教員，工農速成中學，工廠、農村、部隊文藝工作。工作地區是陝北、東北或邊疆。最後，他服從分配，來到唐山鐵道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任助教。
朱鈴從事的工作並非所學之長，他所學和熱愛的文學、新聞一樣也沒有用上，但這並沒有妨礙他成為一名優秀的馬列主義教師和學生輔導員。他懷著火一樣的熱情，努力鑽研馬列主義理論，視力不好，他不顧，非常勤奮，付出比常人多幾倍的努力，他進步很快。他把一講課的內容寫下來，背下來，原原本本講出來，他的課受到學生的歡迎。作為輔導員，他和學生搞“三同”，當時全校都是這樣，同吃同住同上課，同上一部分課，他成為學生的良師益友。他還負責教研室秘書工作，系的宣傳工作，搞得有聲有色。辦校報，寫文章，他仿佛有使不完的勁。組織分配給他的工作，他從不推託，從不講價錢，總是千方百計想辦法完成好，而且一貫如此。
1954年，學校推薦他到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深造兩年。在這裡，他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他後來終身從事這項工作打下了雄厚的基礎。回校後，他繼續從事教學工作。後來，由於運動比較多，而馬列主義教師需要理論聯繫實際，所以，他一面講學，一面深入工廠農村實際，從事調查研究和思想改造工作。1960年，他下放到唐山韓城公社勞動鍛鍊，1965年他又參加四川峨眉農村“社教”。這些深入實際的經歷，豐富了他的講課內容，受到學生的極大歡迎。
在“文革”中，由於我黨在思想路線上的錯誤，政治理論上出現了“左”的傾向，作為政治理論課教師的朱鈴也講過一些錯話。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走上了正確發展的道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上通過撥亂反正，知識分子放下包袱，以煥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投身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
這時已年過半百的朱鈴，來不及沉迷於過去的得失，也沒有消極地去總結過去的教訓，而是欣然地站在三尺講台上，繼續從事他的馬列主義理論課教學。他的身影還出現在農村、工廠、礦山、勞教場所，把愛國主義的種子撒播到無數人的心靈。他重新煥發了青春。
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已不比二三十年前，朱鈴遇到了很多新問題。但是，他開動腦筋，發揚我黨從事思想工作的好傳統，根據新時期大學生的特點，把兩者結合起來，他的講課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他的事業也達到了輝煌。
用理論聯繫實際贏得青年學生的心
八十年代，社會上自由化思潮盛行，許多學生對馬列主義理論課不感興趣，一些教師認為政治理論課難講，有些人想轉行，馬列主義理論課面臨嚴峻挑戰，朱鈴深感憂慮。他在想，在解放前的白色恐怖下，許多共產黨員都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引導一批又一批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而在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已經幾十年後的今天，為什麼我們倒不能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贏得青年的心？他向黨組織表示決心：一定要在有生之年，把中國革命史課講好，講得學生喜歡聽，這件事做不好，死不瞑目！
他經過思考分析後認為，不是青年不需要馬列，關鍵在於我們怎樣用馬列去解決他們的問題。他們沒有埋怨學生，也沒有用點名、排位置、突然性測驗的方法，而是先從自身做起，他率先對課程進行改革。首先是理論聯繫實際，不講空洞理論。他利用各種形式，了解學生的思想脈搏，每學期開始他都要讓學生提問題，從課程內容到時事政治、學習、生活等等，他從中選擇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在課堂教學中結合講解，收到良好效果。學生說：“我們在想什麼，朱老師就講什麼。”他們願意聽，也聽得進去。有的女學生胳膊里夾著小說進課堂，朱老師開講以後，她們的小說慢慢看不下去了，思路跟著老師的講述轉動，一節課後，他們覺得朱老師講的中國革命史課，比看小說更有意思。他還組織學生到峨眉山市的農村作調查，讓他們從看得見、摸得著的事實中，感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發生的深刻變化，接受生動具體的政治思想教育。
朱鈴一貫重視理論聯繫實際，不是一般地講一講，而是講求真正從聯繫實際中解決問題，提高講課質量。在做教研室副主任時，他總是要求教師下到基層去，了解、懂得勞動人民的感情，不要光坐在教研室啃馬列書本。把這作為教研室的重要工作。他說，如果理論脫離實際，就失去了在高校開設政治理論課的意義，思想政治工作肯定是蒼白無力的。他們到革命聖地、革命博物館參觀、學習，到延安、韶山、上海黨的一大舊址、井岡山等革命先輩創業地去實地體驗。
像對待藝術品一樣精心組織教學
馬列主義理論課有特殊的難度。按照中國革命史教學大綱的要求，該課要使學生了解，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是怎樣根據歷史的必然走上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力量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而講好該課的標準，按照朱鈴的說法，就是他在人民大學的老師何為乾提出的，要使學生聽了課後，從內心喊出“中國共產黨萬歲”。這是一個非常高的標準。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指引中國革命一步步走向勝利，我們黨的威望因而空前的高，廣大民眾心悅誠服，要講好這一段是比較容易的。但是新中國建立後，我們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過程中，走了許多彎路，出現了一些大的失誤，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確立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國的建設才走上了正軌。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黨的政策也經常有調整，有不完善的地方，又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關係，學生一時不能理解。政治理論課要解決實際問題，就不能迴避現實。因此，要講好這門課，必須要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還要深刻理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時還要了解學生的思想實際，而大學生已經有了辨別是非的能力，他們對事物有自己的思想和態度，不輕易接受說教。具備了這些，能夠形成一個好的講稿。但是，光有一個好的講稿還不夠，還需要有高超的講課藝術把它傳授給學生，使學生願意聽、喜歡聽。
朱鈴在鑽研講課藝術、提高教學質量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認為，教師應該象藝術家對待藝術品一樣地精心組織教學，精雕細刻、精益求精，使人聽課後不僅能提高思想，豐富知識，又能獲得藝術享受。他利用自己良好的文學修養和淵博知識，使自己的講課語言簡練、生動、準確，旁徵博引，知識容量大。朱鈴只有兩個愛好，一是看書，二是唱京戲。看書，他的涉獵極為廣泛；唱京戲使他的嗓音非常洪亮，這兩項愛好，對他講好課起了極大的支撐作用。可以說，他的全部生活內容都在為他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做鋪墊。而共產黨員教師強烈的政治責任感、使命感，促成了他成為一位傑出的政治理論課教師。他說，政治理論課教師不僅是一種職業，而要把他當成一種事業。職業，只是養家餬口的工具；事業，則可以為它付出一切，把它作為終身的追求。為了這項他心儀的事業，朱鈴付出了他生活的全部。反映在他的講課中，他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以自己的真情來打動學生，把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的信息準確無誤地傳達給學生。他說，我從來不講我不相信的東西。學生反映他講的可信。
他花費大量的時間來準備一講課，為了準備一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課，他聽了整整21盤錄音磁帶，查閱的資料堆了一屋。他的雙眼患有先天性的弱視症，到後來，他的雙眼都只有0.1的視力，閱讀書報時，需要把他們拿到距眼睛只有10厘米的地方，醫生屢屢叮囑他不要經常看書寫字了，但他仍然離不開書本。他的視力使他無法在課堂上翻看講稿，他就把講稿全部熟練地默記下來，上課時只需要幾張寫有提綱的卡片，但是他說：“講課要不看講稿，心中就必須有講稿。”面對精心準備的講課，學生們說，“不聽甚至有一種負罪感”。有一個晚上，他為學生作報告時正好遇上停電，同學們點燃蠟燭，要求他繼續講下去。只能容納200人的階梯教室里擠了400多人，有好多學生在過道上站著聽完了兩個小時的報告。
通過長期的探索、總結，他找到了受學生歡迎的五個特點：一簡，簡明扼要，重點突出。對學生已經知道的，不是重點的問題就略講，騰出更多的時間講重點、難點和學生關心而與課程又能聯繫的問題；二實，實事求是，論從史出；三新，聯繫實際，溫故知新，讓學生從歷史中得到啟迪，讓歷史告訴未來，使中國革命史教學體現時代感；四理，史論結合，以理服人，體現中國革命史課的性質與特點。他認為，分析是中國革命史課的靈魂，史料是分析的依據，經驗與教訓是分析的結果，也是教學的目的。史料是課程的血肉，馬列主義論斷應成為課程的脊樑。中國革命史課要以科學理論武裝學生；五情，真情實感，以情動人。要找準學生動情的穴位，把愛國主義作為對學生進行教育的起點。1989年四川省教委組織的鑑定委員會認為，這套教學法，“符合高等教育和思想理論教育的規律，是在新形勢下，對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傳統經驗的繼承、創新和發展”。1989年，《光明日報》報導稱讚他“把中國革命史講活了”，他獲得1989年度國家教委頒發的我國首次教學優秀成果獎特等獎，成為唯一一位獲此殊榮的政治理論課教師。
由於朱鈴在中國革命史教學中孜孜不倦的探索，他贏得了同行的敬佩。他們願意同他交流教學、科研方面的心得體會，不管年齡大的還是年輕的。他被譽為全國本專業有影響的南北“二朱”之一，其中一位“北朱”為清華大學朱育和。
1991年10月，《中國教育報》在頭版頭條以“為傳播馬列主義真理奮鬥”為題，報導了他悉心中國革命史教學的事跡，作者以充滿激情的語言讚頌他：
“朱鈴教授已是年屆六旬的老者，卻用昂揚的激情打動了那么多年輕人的心；
他只有極微弱的視力，卻用洪亮的聲音撥散了同學們思想中的迷霧；
變幻莫測的時代風雲中，周而復始的嚴冬酷暑里，朱鈴，始終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春風春雨，澆灌滋潤著一株株心靈的禾苗……”
青年學生的良師益友
朱鈴治學嚴謹，嚴格要求學生，對學生的缺點批評嚴厲，直截了當，從不轉彎抹角。他看學生的作業，逐字逐句仔細推敲，決不馬虎過關。對學生的畢業論文，大到結構，小到標點符號，一個錯都不放過。對問題窮追不捨，逼學生下苦功，大家對他充滿敬畏。有人慕名想報考他的研究生，一打聽，說太嚴格了，不好過，遂打消了念頭。還有的學生上課怕朱老師點到回答問題過不了關，往教室後面坐，同樣逃不過朱老師的眼光。更有很多學生，在朱老師的嚴格要求下，逐步養成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在回答問題和做作業時，反覆思考斟酌，儘量把問題想清楚弄明白，免得自己難堪。
雖然朱鈴在學業上嚴格要求學生，但課後與學生交流思想時又充滿溫情。同時，由於朱鈴在課堂教學中，緊密聯繫學生思想實際，為學生解除思想困惑，深得學生信賴，他們把朱老師當作朋友，願意給他交心，從他那裡尋求幫助。朱鈴對學生的求助從不推諉，敷衍，而是非常熱心、耐心，不惜花費大量時間與學生交流，或是給學生寫信，或是到學生那兒，或是邀請學生到他家，總是儘量滿足學生的願望。當他了解到學生有實際困難影響學習時，朱老師也毫不猶豫地幫助他們。
1988年，西南交通大學計算機與通信工程系工民建專業的新生張廣平給他寫信，表示有許多想法想給他說，但不知道在哪裡能找到他，又怕耽誤朱老師的時間。朱老師收到信後，馬上給他回信，告知門牌號碼，熱情歡迎他以任何方式與他交流，並就他信中的思想談了自己的看法。朱老師還多次找他談心，從思想、學習、生活各方面給他幫助，後來張廣平進步很快，他們也成了忘年交的朋友。
有一位家庭非常不幸的學生，朱老師得知情況後，不顧年邁，多方奔走，儘自己所能，從多方面幫助他走出人生的困境。該學生表示將來要好好感謝他。他說，用不著你感謝我，我一個老頭活不了幾年，你將來渡過這段困難後，要去幫助比你更困難的人。
朱鈴不僅幫助本校學生，對於向他求助的社會青年，他也同樣傾注自己的一片愛心。有一位高考落榜的忠縣青年給朱老師寫信，傾述他的苦悶。朱老師給他以循循善誘，幫助他擺脫失意的陰影，這位青年重新振作起來，發憤努力，第二年考上了大學，現在已畢業參加工作。他的親友們聽說了這件事以後，都說他遇到了“貴人”。
這類事還有很多，朱老師不說，別人也不知道。而他自己卻一直簡樸生活，不喜奢侈華麗。
朱鈴還到農村、工廠、機關、部隊去講課，都受到歡迎和好評。他到勞教場所去給犯人講授愛國主義，用一腔熱情挽救那些曾經墮落的靈魂。作完報告，他還與犯人交談，教育他們要棄舊圖新。許多犯人聽得痛哭流涕，從心靈深處懺悔自己的罪行。他們感到朱老師帶給他們激勵、溫暖、希望和方向。犯人親屬得知朱老師的報告在自己親人心裡的影響後，十分欣慰。勞教機關發簡報，認為大學教師對勞教人員進行教育是一種好形式。
甘為人梯，要使中國革命史教師後繼有人
1980年，馬列教研室為了培養政治理論課教師後備力量，專門開設師資班，教師力量不足，每個任課教師的負擔都很重，在那幾年裡，由於超負荷工作，朱鈴的頭髮都變花白了。他和其他教師一起，經過幾年的辛苦努力，培養了一批馬列課的接班人，他們今天都成了人文學院的骨幹教師。
1982年，他主動從教研室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下來，推薦中青年教師擔綱。但他仍然關心教研室工作，為他們出主意，想辦法，把握大的思路，該學科是四川省第一個通過“兩課”評估的學科，至今分數都是最高的。他成為學科的帶頭人和“有凝聚力的核心人物”。他重視首先在思想上幫助中青年教師，使他懂得教馬列的人，首先應該自己學馬列、信馬列，傳道要信道；在學業上，他對青年教師從嚴、從高要求，這對他們有終身的意義。每次青年教師第一次上講台前，他都親自審閱修改其講稿，嚴格把關，試講後，又與青年教師一起進行分析，肯定成績，指出不足，提出改進意見，傳授教學經驗，幫助他們儘快成長。
他不僅幫助本校青年教師，對外校求助者也從不拒絕。重慶一所高校的中青年教師編了一本書，請他審讀。他不畏三伏酷暑，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閱讀多遍，詳細提出意見，用小字寫了好幾頁紙，使他們深受感動。他們說，這些意見，不僅幫助他們提高了書稿的水平，而且成為他們對青年教師進行敬業精神教育的材料。
為了提高馬列學科的地位，利於馬列的研究和師資的培養，社科系決定申報碩士點，已經從領導崗位退下來的朱鈴，積極參與這項工作，幫助他們出主意、想辦法，準備材料，該系碩士點成為鐵路系統第一個政治理論專業碩士點。他還為教研室建設貢獻力量，提出許多建議，如開展教學改革，開設新專業、新課程等。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至九十年代，朱鈴獲得了很多榮譽。許多國家和地方媒體競相報導他的事跡，他成為家喻戶曉的新聞人物，這可能是學新聞的他所沒有想到的。在1989年獲得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特等獎後，1991年，他獲得中央宣傳部、組織部、國家教委、團中央等5個單位授予的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稱號；1992年榮獲《半月談》雜誌頒發的《半月談》思想政治工作創新獎；1997年獲得國家教委社科司等單位授予的首屆普通高校百名“兩課”優秀教師稱號。還有鐵道部、四川省、樂山市、成都市、學校的多種榮譽。《光明日報》在一年內兩次報導他的事跡，這在新聞報導中是極少的。第二次報導時，為了慎重，該報記者親自到國家教委查看了他的材料，覺得事跡非常突出，深為感動，破例在該報的重要位置刊出。這一切榮譽不是偶然的，是對他在高校馬列主義理論教育戰線數十年始終如一無私奉獻的褒獎。他是受之無愧的。
對於自己的獲獎，朱鈴是這樣看待的:他在給記者的一封信中說：“冷靜地想一想，我的課得獎也是一種機遇。我只是做了許多同志都做了的事，不過我被發現了。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默默無聞的工作，倒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如有可能，請為我們成千上萬的思想理論戰線上的同志說幾句話。”“我的得獎是與四中全會以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大氣候分不開的。這表明了黨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決心，也使我們幹這行工作的同志增強了信心。”
退休以後，朱鈴退而不休。他還擔任著教育部“兩課”指導委員會委員，四川省“兩課”巡視員，他經常要到全國、省內各地檢查教育部的碩士點和“兩課”教學情況。各地請他做報告，他從不拒絕，每次都是精心準備，滿懷激情，做到了生命不息，傳授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止，永葆一個共產黨人的青春和活力。
個人簡歷
1929年9月，出生於江蘇南通
1935年9月—1937年9月，在江蘇南通縣余西國小上學
1938年9月—1942年9月，先後在上海彼得國小、古柏國小上學
1942年9月—1948年9月，先後在上海正光中學、育群中學、省立上海中學上學
1948年9月—1949年9月，在蘇州東吳大學國文繫上學
1949年9月—1950年7月，在燕京大學文學系二年級上學（其中，1949年11月加入新民主主義青年團）
1950年1—2月，在北京參加團乾訓練班
1950年5—10月，在公安第一師業餘學校當文化教員
1950年9月--1952年7月，在燕京大學新聞繫上學（其中，1951年7—9月，在北京電影製片廠實習）
1951年10月—1952年5月，參加江西東御縣土改，任副組長
1952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2年9月—1954年9月，在唐山鐵道學院馬列主義教研組任助教
1954年9月—1956年9月，在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研究班中國革命史專業學習
1956年9月—1999年10月，在唐山鐵道學院、西南交通大學任教（其中，1956—1957年，兼任校黨委宣傳部副部長）
1958年7月--任院刊主任（總編）
1960年始—1982年期間陸陸續續任馬列主義教研室（今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主任
1960年2月—1960年11月，下放唐山韓城公社勞動鍛鍊，任黨委副書記，市工作對副隊長
1965年1月—1965年6月，在四川峨眉參加農村社教
1985年起兼任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教研室主任
1956年7月被聘為講師
1979年7月升為副教授
1987年9月升為教授
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1999年11月退休，被返聘
論著
1、 朱鈴.馬克思與近代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求是月刊.1983年第二期
2、 朱鈴、張先智？對“六大”的再認識.黨史通訊1986年增刊
3、 朱鈴主編.中國革命簡史.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
4、 朱鈴.立足改革努力創新--《中國革命簡史》編寫的指導思想.高等工程教育 1988年第一期
5、 朱鈴、張先智主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略.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6、 朱鈴、張先智.歷史豐碑的啟迪.成都黨史通訊1989年第二期
7、 朱鈴、張先智.學習歷史、了解國情、認識規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客觀規律.鐵路高等教育1989年第二期
8、 朱鈴.社會主義—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出版社1990年
9、 朱鈴、張先智.教書育人，提高中國革命史教學質量.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0年第二期
10、朱鈴.加強中國革命史教學的理論性.高校理論參考1991年第三期
11、朱鈴.教書育人，情滿講壇.求是1991年第17期
12、國家教委社科司組編（朱鈴為編寫組成員排序第二）.中國革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該書榮獲國家教委第三屆優秀教材一等獎
13、國家教委社科司組編（朱鈴為編寫組成員）.中國革命史教學大綱.高等教育出版社
14、朱鈴副主編.中國革命史輔導.高等教育出版社
15、朱鈴、何雲庵、田雪梅.論民營工業內遷對堅持長期抗戰的重要作用.中國重慶抗戰陪都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6、朱鈴任編委.中國革命和建設史辭典（重要報刊文獻部分）.重慶出版社
17、試論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命運.學習鄧小平理論論文集.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5年
18、 朱鈴.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早期流傳、改組派.大百科全書科學社會主義條目
19、 朱鈴.國民黨在大陸和台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 朱鈴.走中國人自己的路 1993年
21、 朱鈴.深化“兩課”改革的幾點思考.高等工程教育1994年第三期
22、 朱鈴.抗日戰爭與中國共產黨.西南（唐山）交通大學百年校慶論文集—社會科學及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分冊1996年版
23、 四川省教育廳主編（朱鈴參與編寫）.毛澤東思想概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