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岱林（公元477年——公元531年），字君山，樂陵濕沃（今壽光市境內）人，因仕於北魏，故謂曰北魏高士，曾任彭城王主薄。
據於1985年收藏於壽光市博物館的《記朱公墓誌石始末》碑載：“墓誌石由田柳莊西坡移置村內神祠，自前明季葉始先顯世。”“雍正間孝廉王謂此字上宗晉梁，下啟唐宋。”“丁亥春（乾隆1776年）濰陽人將石竊。”“里人具呈批准領石置原處”，碑文與縣誌相符。
墓誌的首句對墓誌主人的介紹是：“君諱岱林，字君山，樂陵濕沃人。”對於朱君山是否壽光人，孫仲春先生考證朱岱林確為壽光人無疑。
根據其一，北魏有兩個樂陵郡，一在滄州，一在青州。《魏書·地形志》：“樂陵郡，故千乘之地，劉義隆（南朝宋文帝）置，魏因之。”千乘治陽信，注云：“有千乘城、博昌城。博昌即今壽光城西北處，足證朱岱林是時青州人。
其二，北齊張湛造像載：“北齊河清□□，歲次甲申朔正月卅日，樂安郡樂陵縣人張湛……”（見《民國·壽光縣誌·金石》）。此像出土在壽光城北，證明當時壽光有樂陵縣，所以朱岱林是壽光人。
其三，朱岱林的胞兄是朱元旭。《魏書》傳載：“朱元旭，字君升，本樂陵人也，祖霸，真君末南叛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但朱岱林墓志銘是其子敬修撰文，故意迴避了本段歷史，就很容易使後人以為是滄州樂陵人，墓在壽光。真君即太平真君，北魏太武帝年號，真君末當在公元450年。朱岱林死於普泰元年（531年），年54歲，葬於武平二年（571年）。距祖上遷來壽光140餘年。朱岱林生葬均在壽光。
其四，朱岱林墓志銘也明確記載：曾祖霸（《魏書》誤為祖），擁鄉里三千戶移居河南，值元嘉（陳文帝560）之末居青州之樂陵郡，即今壽光無疑。
據銘文記載：朱岱林與當時的賈思伯、賈思同、徐紇（皆壽光人）、崔光韶四人交往甚厚，有“飲醪投水之密”。徐紇則“愛人以記，兼柏欽尚，從其所好，不故軌維”。言其謂高士，因其“官不大顯”，死於青州任所。故史不予載。人以銘名，墓碑為“北魏高士朱岱林墓”，壽光人王化洽贊曰：“君山清風高節”恨不能為其立傳載書，則“負君山多矣”。
朱岱林居壽世系：
朱岱林其曾祖霸，平洲刺史。祖法強，司徒府咨議。父孝祖，北海太守。兄元旭，南州刺史。弟叔業，左光祿大夫。季弟元昆，京宦。四子敬修，侄敬范。
朱岱林墓誌序中提到的“葬於百尺里以東”，走訪村內老先生得知，百尺里為古代村名，一說是現在田柳鎮西王高村，一說是此村在西王高村以東，西青村以北。從墓志銘出土地看，後一種說法更妥貼些。
《朱岱林墓志銘》碑，為魏碑書法中的名碑，北齊正書碑刻，40行，行34字，北齊武平二年(571)二月刻。明末出土，清雍正三年(1725)為王化洽（壽光人）訪得始顯於世。明末清初，出土於今田柳鎮田柳莊。
據記載，此志當時未受文人重視。清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壽光人王化洽發現後拓得數紙，始為流傳，被譽為“上宗魏晉，下開隋唐”，雖為楷書又參以篆隸筆意，於古樸中又含婀娜剛健之姿，從中可見楷書嬗變之蹤，是距今一千四百多年之久北齊石碑中的精品，此墓誌對於古代書法的研究和考證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朱岱林墓志銘》石碑，其四子朱敬修撰序，侄子朱敬范撰銘。北齊正楷書碑，是魏碑書法中的名碑。《壽光縣誌》（1992年版）記載：“明末，出土於城北15公里的田柳莊西。志長115厘米，寬84厘米，厚8.6厘米，四邊多殘痕，墓志銘共40行，行34字。魏體楷書陰刻。清雍正年間，本縣舉人王化洽（壽光營里社人）見之甚愛，拓數紙攜入京，經名家鑑賞，認為其書法藝術，“上宗魏晉，下開隋唐，一時大佛寺賈使君諸名拓不是過也。”嘉慶道光年間，字尚好，後被濰縣人盜去，村人告發，幾經輾轉追回。但由於偷盜者多次付拓，損壞嚴重，左下角斷裂。字跡大半模糊不清，失去原貌，今藏縣博物館內。”
據於1985年收藏於我市博物館的《記朱公墓誌石始末》碑載：“墓誌石由田柳莊西坡移置村內神祠，自前明季葉始先顯世。”“雍正間孝廉王謂此字上宗晉梁，下啟唐宋。”“丁亥春（乾隆1776年）濰陽人將石竊。”“里人具呈批准領石置原處”，碑文與縣誌相符。
“墓誌”的書法研究價值
據《中國書法史》網上的《北朝碑刻》闡述，北朝尤其是北魏時代的碑版書法，是各族文化的融合體，又是石刻藝術和書法藝術的完美結合的共同體。用筆、體態和風格上的千變萬化，令人驚嘆。刻字以方筆文體為主，因受南朝楷書的影響，摻雜圓筆道，字型漸趨圓秀，到了北齊、北周時期，逐漸改變了魏碑體，而由瘦硬的書法取而代之。現在陣列於壽光市博物館的這塊1360字的墓誌碑，雖然有些字跡已模糊，但仍然使人感覺到碑文的圓秀和瘦硬剛勁，碑文集正楷、篆、隸等多種文體於一身，僅撇（之腳）這一種筆畫就有十數個不同的書寫形式。
對我國碑刻書法藝術很有研究的康有為，在所著《廣藝舟雙楫·書論》中，高度讚揚了南北朝碑：“尊之非以古也，筆畫完好，精神流露，易於臨摹，一也；可考隸楷之變也，二也；可以考後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結構，宋尚意志，六朝碑各體畢備，四也；筆法舒長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實為唐宋之所無有，五也。”他指出，“南北朝之碑，無體不備，唐人名家皆從此出，得其本矣。”“奇逸莫如《朱君山》。”“齊碑之《鋌修羅》、《朱君山》，隋之《龍藏寺碑》、《曹子鍵》，四者皆有石質奇趣，新體異態，乘時獨出，變化生新，承魏開唐，獨標俊導，四碑真可出魏碑之外，建標千古者也。”他在《碑評十八》中說：“《朱君山》如雲出岫，舒捲窈窕。”他稱好碑有十美，“齊碑惟有瘦硬，隋碑惟有明爽，自《雋修羅》《朱君山》、《龍藏寺》、《曹子鍵》外，未有備美者也。”
《中國書法藝術網》、《太陽堂碑帖鑑賞之南北朝卷》、《全北齊—卷八—讀書網》等數十家網站都提到此墓志銘是北齊石刻的佳品和精品。
打開《全北齊文正文·卷八》、《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圖畫論壇》等諸多網站，可以閱覽到《朱岱林墓誌》全文，由此可見此墓誌在我國的墓碑研究，書法藝術研究方面所占的重要地位和寶貴价值所在。
如今，在田柳村七十多歲以上的老人中，還流傳著幾則有關《朱岱林墓志銘》的民間故事，特記載如下：
小轎顫悠悠
明朝年間，壽光城以北15公里的田柳莊，居住著以耕作為生的二三百戶人家。某年的一天早上，天上地下到處瀰漫著薄霧，家住莊西的一位農人上西坡去乾農活。在迷濛的薄霧中，農人只能看清近處的景物，遠處的一切被霧籠罩得迷迷濛濛。走到離莊不遠的地方，他無意中突然發現，在遠處舊官道東側，朱家墳地塊以西的土台上，出現了一乘綠呢子小轎，小轎剛離地面，不見轎夫，在瀰漫的霧氣中時隱時現，上下顫顫悠悠。農人以為看花了眼，他用衣袖擦拭一下眼睛，再看時，仍可看見。少傾，小轎無聲消失。
這位農人回家後把他的所見告訴鄉里，人們嘲笑他是開玩笑，看走了眼。他心裡很不服氣，但沒有辦法證明自己所見。
時過不久，天下著紛紛揚揚的細雨，又一農人發現在離村一里的同一地面上，出現同樣的綠呢子小轎在細雨中上下顫動，不一會兒無影無蹤。以後，看見的人多了，有時幾個人能同時在雨霧中看到。這事在全莊裡傳開了，人們議論紛紛，多數人認為那個地方可能有寶貝，很可能那個寶貝要現身。有的人用鐵杴去挖寶，因小轎出現的地方是一個土台，此人挖得不夠深度，因而一無所獲。
經過一段時間，出現小轎的地方被村里當作取土場，土台日漸消逝。有一戶人家蓋屋用土，他用牲口拉的大木車到那塊地里運土。拉了兩車後，在裝第三車時，一個人的鐵杴剛插下去，只聽得咔嚓一聲，碰到了一個硬東西。人們驚喜，認為一定挖到了寶物。幾個人連忙開挖，一個長方形的石頭轎頂露出來了，再繼續挖下去，出現了由四塊青石組成的轎壁。他們感到好奇，合力抬下石轎頂，見裡面有一塊刻著密密麻麻小字的長方形石碑。他們不識字，就用大車把石碑和石轎運到莊中心的關帝廟裡。村人把石碑當了廟裡的供桌面，用帶著欽口的轎壁和轎底在廟前做了化灰池。
發現是寶
雍正乙巳年（1725年），王化洽來田柳莊走親戚，他遊逛到村裡的關帝廟，一進廟堂，發現石供桌寶光閃爍。他急忙靠前，搬掉鐵香爐，擦拭石供桌，發現這塊被當供桌子多年的石頭，竟然是《朱君山墓志銘》石。墓誌石上刻字超凡，充滿靈氣，可惜石碑的中下方已出現幾條被鐵香爐劃出的印痕。他對護廟道士說：“這么好的寶貝，被當作了石案，真是可惜呀可惜，田柳人簡直沒有識字的。”他徘徊於此，捨不得離去，隨後他拓字數紙帶走。從此，村人不再把墓志銘當供桌，仍存放廟中，交代來自劉家官莊的護廟道士好好看管 。
聽說王化洽把拓片帶至北京城，被人稱其書法藝術，田柳莊人才知此石碑乃一寶物。
石頭官司
在王化洽發現《朱君山墓志銘》是寶物42年後，即乾隆丁亥（1767）年仲春，一濰縣人買通護廟道士，用馬拉大車盜取墓碑。在夜晚裝車時，在廟院大門外石階上，慌亂中有人失手，把墓誌碑左下角碰掉。當時竊者沒有注意，日後來找道士討要。道士沒有看見掉下的碑角，濰縣人空手而歸。當時有一個村人起五更有事，在關帝廟院門前拾到碑角，知道是廟內保存的《朱君山墓志銘》碑角，在護廟道士不知情時，放入廟院門上方的龕內。天亮後，田柳人發現墓誌碑丟失，人們問道士，道士回答是被人竊去。村人多方尋找，墓誌碑下落未果。
濰縣人得墓誌後，拓帖出售，在京城一本能賣到十兩白銀。多年以後，有田柳人發現濰縣人的拓片，拿來和自己拓的拓片對照，得知是濰縣人偷竊去了田柳的墓誌石。村人具呈告狀，由省官、濰縣縣官和壽光縣官三堂會審。田柳人訴說墓誌石是田柳的，濰縣人說是他從田柳廟裡買的，在查找護廟道士時，人們才知道護廟道士已經早去世了。因無證人，濰縣人說買墓誌碑的事實不成立。因各說各有理，幾次會審無果。田柳人從濰縣人的拓片上得知，墓誌左下角殘缺，人們才想起當年有一個村人曾拾到碑角，大家找到拾碑角人，那人從廟院門上方龕內取出了碑角。田柳人說明碑角之事，和濰縣人當堂對質，會審官讓人拿掉了濰縣人請高手補上的碑角。田柳人把原碑角一對，和墓誌石嚴絲合縫，石和字完全吻合，石頭官司打贏。省官要把墓誌石帶往省城保管，壽光縣官要留墓誌石在縣城保管。田柳人堅持說，寶物是在田柳發現的，又是在田柳丟失的，應該物歸原主，由本村保管。官員們覺得在理，無話可說，最後，田柳人領回墓誌石，並四面鑲嵌珍藏。光緒十四年次戊子（1888年）仲春，村人刻《記朱公墓誌石始末》石碑，記載了墓誌石的發現和官司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