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太后

末代太后

隆裕皇后是晚清最後一個太后,主持清末最後4年新政,並於1912年簽署清帝退位詔書。

末代皇后--隆裕皇后

關鍵字:隆裕 清末新政 清朝滅亡

隆裕皇后隆裕皇后
隆裕皇后,諡號德宗孝定景皇后,葉赫那拉氏,她是慈禧太后的侄女、副督統桂祥的女兒,滿洲鑲黃旗人。1889年慈禧太后為光緒帝選後時,她作為秀女被選為皇后。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她隨慈禧與光緒逃往西安,1902年回到北京。1908年光緒與慈禧相繼死去,她被尊為皇太后,上徽號“隆裕”,開始她的垂簾聽政生涯。她與當時的監國攝政王載灃等人繼續實行慈禧開始的清末新政,直到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辛亥革命爆發,南北議和,她被迫退位,頒布退位詔書,並於第二年死去。她的一生在晚清動盪的風雲與宮闈激烈的爭鬥中度過,因此她一生的經歷也能比較直觀地反映清末的中國政局變幻,她在晚清史中起著比較重要的作用。而對於她個人,歷史上也頗多爭論。本文試圖討論隆裕皇后的生平以及她對晚清新政所起到的作用,同時探討清朝滅亡的原因。

隆裕皇后史籍記載

一:隆裕皇后
隆裕皇后在歷史上的記載較少,《清史稿》[1]中對她只有寥寥數語的記載:
德宗孝定景皇后,葉赫那拉氏,都統桂祥女,孝欽顯皇后侄女也。光緒十四年十月,孝欽顯皇后為德宗聘焉。十五年正月,立為皇后。二十七年,從幸西安。二十八年,還京師。三十四年,宣統皇帝即位。稱“兼祧母后”,尊為皇太后。上徽號曰隆裕。宣統三年十二月戊午,以太后命遜位。越二年正月甲戌,崩,年四十六。上謚曰孝定隆裕寬惠慎哲協天保聖景皇后,合葬崇陵。
隆裕皇后的個性是歷史上一個頗有爭議的地方。在一些史料與研究中,人們往往將她描述成是一個昏庸而愚蠢的妒婦。有學者認為“隆裕為人,庸懦無能,對權力卻非常熱中(註:原文如此,疑為“衷”)”[2]對於珍妃“因失寵而生妒忌,又因妒忌而生怨恨。她利用自己統攝六宮的地位與慈禧姑侄的身份,‘頻頻短之於慈禧’,向姑母、慈禧太后告珍妃的狀……”[3],也有史料說 “後密白於慈禧……” [4],嫉妒成性。這樣的描述在影視作品中反映更加明顯,由石嵐導演的戲劇片《清宮怨》里,隆裕皇后被描述成一位監視光緒帝、盲目反對維新變法實行的反面角色。然而在一些史料中,也有截然不同的說法。筆者推測,隆裕並非一些野史、筆記小說與影視戲劇作品中描述的那樣愚蠢而且善妒。有些文獻中形容她“總是很和善”、“非常有教養”、“細心體貼”、“溫雅有禮”。[5]她“端莊賢淑”[6],“她的目光是那樣的和善,臉上的表情是那樣的和藹可親”,“她舉止可愛,態度可親,性格討人喜歡”[7],“與世無爭”[8]。筆者認為,儘管她的政治天賦比不上慈禧太后,但是,她“待人接物很是老練”,“顯示過處理事務方面的大才幹”[9]。她博覽群書,曾經“讀過不同國家的歷史”[10],在當時相對落後的社會,對於一個生長於封閉的滿清高等貴族家庭、受傳統倫理道德薰陶後直接進入保守的滿清權力中心的傳統女性來說,這無疑是一件富有挑戰的事。陪伴在慈禧身邊的妃嬪女官大多非常封閉,她們不了解時事,也不了解西方國家的社會狀況。而作為後宮之長的隆裕皇后,卻做到了“開眼看世界”,在德齡郡主的書[11]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慶親王的四女兒(四格格)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寡婦,她問我:“你真的是在歐洲長大並受教育的嗎?我聽人說,誰要是到了那個國家並喝了那裡的水,就會把本國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你到底是通過學習才會講他們的語言,還是因為喝了他們給你的水呢?”我提起在巴黎的時候曾碰到她的哥哥載振貝勒,當時他正途經巴黎去倫敦參加愛德華國王的加冕典禮……她說:“英國也有國王嗎?我一直以為太后是全世界的女皇呢。”……等這些問題問完之後,皇后說:“你們怎么那樣無知,我知道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最高統治者,而有些國家是共和政體,像美國就是,美國對我們很友好。不過遺憾的是現在到美國去的都是些平民,沒準人家美國人以為我們中國都是這樣的人,我倒真希望能夠有幾個滿洲貴族去,好讓他們知道我們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然後她告訴我,她正在讀一些不同國家的歷史,當然是已經翻譯成中文的。
筆者認為,隆裕皇后不僅博覽群書,對西方歷史與政治也是有一定了解的。因此,她不會盲目反對維新變法的實行。雖然她的政治天賦比不上慈禧太后,但是在“開眼看世界”這一方面,隆裕皇后在當時的紫禁城中是非常進步的。
筆者同時認為,作為慈禧太后的侄女與光緒皇帝的正宮,在帝後矛盾之下,隆裕皇后也並非如同一些學者所認為的那樣是“堅定在站在慈禧太后這一邊”,盲目參與到帝後矛盾中去,而是儘量調和帝後矛盾,儘管她對政治並沒有極大的熱情。在赫德蘭先生的著作[12]中他這樣描述隆裕皇后
我夫人告訴我:“隆裕皇后長得一點都不好看。她面容和善,常常一副很悲傷的樣子。……她十分和善,毫無傲慢之舉。我們覲見時向她問候致意,她總是以禮相待,卻從不多說一句話。太后、皇上接見外國使節夫人時,皇后總是在場,但她坐的位置卻與太后、皇上有一點距離。有時候她從外面走進太后、皇上所在的大殿,便站在後面一個不顯眼的地方,侍女站在她左右。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她就會退出大殿或者到其他房中。每到夏天,我們有時候會看見皇后在侍女的陪伴下在宮中漫無目的地散步。她臉上常常帶著和藹安詳的表情,她總是怕打擾別人,也從不插手任何事情。
她作為清廷後宮的掌管者,遵從了中國傳統對婦女的要求,具有忠恕忍讓的品德,“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13],是一個典型的中國傳統婦女。她的思想被禁錮在安守本分的傳統德行中,正是因此她的政治天賦遠遠比不上慈禧太后。她沒有勇於衝破滿洲入關以來積極推行的理學思想,也沒有勇氣衝破“後宮不得干政”的傳統,在傳統倫理道德與祖宗家法的雙重束縛下,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隆裕皇后不同於並非來自高等貴族家庭的慈禧太后,她只能屈從於傳統的要求。因此,在慈禧太后死前,她並不如珍妃那樣熱心參與朝政,儘管她對西方政治與歷史較為了解,但這只是作為她喜愛讀書的副產品,並非作為她的政治觀點存在。她沒有自己鮮明的政治立場,她不是站在慈禧太后或光緒帝任何一方的,而是同時作為光緒的妻子和慈禧的兒媳及侄女調和家庭矛盾。她並沒有意識到在“家國一體”的中國,帝後矛盾並非只是家庭矛盾,更是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衝突與鬥爭,僅僅調和家庭矛盾是不夠的,而她卻沒有能力進行統治階級內部的利益分配,更無法在詭譎的宮廷鬥爭中調和各方勢力。她受到的傳統教育與她對帝後矛盾局限的認識決定了她只能請示和服從慈禧,勸戒和忍讓光緒。由此,她也必然會被視為保守一黨。

隆裕皇后與清末新政

二:隆裕與清末新政

當時國家背景

1900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中華民族接受了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挑戰。義和團運動盲目排外造成中外矛盾激化,而列強也企圖利用這次機會瓜分中國。在1900年初義和團運動達到高峰後,1900年6月,英、法、德、奧、意、日、俄、美8個國家聯合組成總人數約3萬人的軍隊,於天津大沽登入,8月入侵北京。慈禧太后攜光緒帝外逃至西安。清廷內部有將首都遷往內地(西安)繼續與聯軍作戰的建議,然而山東以南的地方官員違背清廷支持義和團運動的決定而私自同列強達成地方協定,清廷沒有可靠的軍隊。由此在1900年10月,法國率先提出懲治禍首、賠款、拆除大沽炮台等六項要求,作為與清政府談判的基礎。經各國公使多次會議加以補充、修改,12月24日11國(八國之外加上比利時、西班牙和荷蘭)共同向清廷提出《議和大綱》12條,清政府完全接受。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9月7日,奕劻、李鴻章全權代表清政府,同這11個國家在北京正式簽訂喪權辱國的《辛丑各國和約》,簡稱《辛丑條約》。至此清政府認識到變革已經勢在必行。1901年1月29日,即清政府宣布接受《議和大綱》的14天之後,慈禧太后在西安用光緒皇帝的名義頒布上諭,命督撫以上大臣就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等問題詳細議奏。4月21日,又下令成立了以慶親王奕?為首的“督辦政務處”,作為籌劃推行“新政”的專門機構,任李鴻章、榮祿、崑岡、王文韶、鹿傳霖為督辦政務大臣,劉坤一、張之洞(後又增加袁世凱)為參予政務大臣,總攬一切“新政”事宜,開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稱清末新政。慈禧太后時期的新政主要內容有:第一,籌餉練兵。第二,振興商務,獎勵實業。第三,廢科舉,育才興學。第四,改革官制,整頓吏治。
清末新政與晚清前兩次新政不同的地方在於,清末新政開始了改革官制和立憲這一重大舉措。清末新政中改革官制與立憲運動,標誌著新政比晚清前兩次改革更進了一步。雖然“清末新政的主導力量最初是洋務派”[14],但是“曾被壅堵截流的社會變革潮流一旦決堤放行,其洶湧迅猛之勢是洋務派所無力駕馭的”[15]。立憲派取代了洋務派的位置繼續進行改革。1906年慈禧派遣出國考察的載澤等五位大臣回國,載澤上奏請求立憲,然而清廷遲遲沒有按照載澤的上奏進行立憲。1908年光緒與慈禧先後去世,慈禧留下遺詔稱:“攝政王載灃奉太皇太后懿旨監國。軍國機務,中外章奏,悉取攝政王處分,稱詔行之,大事並請皇太后懿旨。”[16]此時的隆裕皇后,才真正開始了她短暫的3年政治生涯,並與晚清新政緊密聯繫在一起。她從一個毫無政治觀點的後宮皇后蛻變成為一個積極繼續推行新政的政治家,雖然在新政期間她同攝政王載灃進行了一場“皇族內閣”的假立憲的鬧劇,然而清廷立憲對後世產生的影響卻是不可估量的。

實行新政原因

隆裕為什麼要繼續實行晚清新政,並對此事非常熱衷?筆者認為,從隆裕的角度來看,有以下四點主要原因:
第一:隆裕博覽群書,容易接受立憲觀點。本文論證過,隆裕曾經看過各國的歷史,對各國的政體也有一定的了解,而尤其是在戊戌年間的維新變法,使得帝後衝突加劇。作為一個矛盾調和者,隆裕對立憲事項一定有所耳聞。在其後的清末新政中,隆裕非常容易接受立憲的觀點,因此應會積極進行立憲與新政。
第二:隆裕對慈禧的服從與崇敬心理,造成她於無意識中對慈禧的政治思維進行效仿和繼承。慈禧生前的隆裕是一個對慈禧的命令一概服從,凡事均要請示慈禧並依照指示辦理的“恭謙孝謹”的皇后。她的傳統倫理觀念與她受到的教育要求她只能按照慈禧的政治模式與思維方式進行統治。所以她選擇了繼續進行新政,並進行了慈禧沒有進行的立憲改革。可以說,這一點已經不僅僅是對慈禧政治思想的繼承,更是隆裕在政治上邁出的前進的一步。相較於慈禧時期的新政遲遲不進行立憲,隆裕的立憲改革雖然只是一場鬧劇,然而就意義來說,隆裕時期的改革已經超過了慈禧時期。
第三:隆裕受到光緒維新變法思想的影響,並期望通過新政繼承光緒帝所進行的改革。光緒帝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被囚禁在灜台,在得知變法失敗是因為袁世凱的告密出賣後,“日書項城名以志其憤。隆裕視疾,蓋常見之。及大漸,聞書片紙,私與隆裕曰,殺余者某人……”[17]。隆裕與光緒帝的弟弟攝政王載灃在最後三年新政中對袁世凱進行了撤職等處理,一些史料中也認為這是在執行光緒帝遺詔。筆者認為,變法與立憲在作為光緒遺孀的隆裕看來,是對光緒帝在戊戌年間進行的新政的繼承。出於這樣的心理,隆裕才會積極進行立憲。
第四:隆裕所代表的清末統治階級,在自我否定以後,只能從改革與立憲中尋找出路。自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也使清朝政府在短短的70年內先後否認了其入關以來一直堅持的中國傳統文化在器物、文物、制度都不如人,從而開始了逐漸接受西方文化的三次變革過程。在1910年發生的三次大規模的立憲請願運動,迫使清政府宣布縮短預備立憲期限並提前召開國會。這一事件說明,立憲派有了寬廣的社會基礎,是一個日趨壯大的階級。立憲派如此壯大,也同時說明了中國社會對中國傳統政治制度的否定。在自我否定之後,清廷必須尋找一個新的出路,進行一次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改革和自我改革。

新政中的立憲

在載澤再次上奏立憲之後,隆裕與載灃於1911年成立了內閣,正式開始了清末新政中的最後一個環節:立憲。然而,立憲並非是一件輕易完成的事情。清廷內部的保守派官員與皇族,因為立憲和改革官制觸及到自身利益,對立憲的態度不是抵抗,就是敷衍。清廷腐敗已非一日,積重難返,自上而下的改革本身就困難重重。然而隆裕並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她不具備如同慈禧一般駕馭朝野的政治能力,因此在新政的執行與立憲上,她盲目依賴趨炎附勢的張德蘭與能力平庸、並與她素有嫌隙的攝政王載灃。前者追逐利益、妄自尊大、橫行宮中,對外界局勢和改革新政幾乎沒有了解。他在隆裕垂簾聽政時期“隨口稱奉懿旨,以為壓制之常山寶符,雖對攝政王亦有之……”[18]。後者則優柔寡斷,只滿足於手中的權力,結黨營私。隆裕並沒有慈禧那樣強有力的控制手腕,而她所能依靠的政治盟友又如此平庸不堪,因此她無力擔當歷史賦予她的重要使命,也就無力將慈禧遺留的清末新政進行下去。清廷成立的“責任內閣”13中,有7人是皇族成員,這說明,所謂的“立憲”已經成為一紙空文。

隆裕皇后與清朝覆亡

三:隆裕與清朝覆滅
1911年,辛亥革命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而拉開了序幕。這一股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將滿清政府推到了滅亡的邊緣,而滿清朝廷上下已經無法鎮壓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滿清中央政權搖搖欲墜。以內閣總理大臣奕、協理大臣那桐為首的大臣不顧攝政王載灃的反對,趁此機會也紛紛向隆裕進言,要求將袁世凱召回。而西方列強也出於自身利益考慮,要求清政府重新啟用袁世凱。隆裕不得不將袁世凱召回,任命他為湖廣總督、欽差大臣,節制調往武昌前線的所有水陸各軍,繼而再任命他為內閣總理大臣。然而隆裕對權術的運用與慈禧完全無法相比,她駕馭不了袁世凱這個在官場上混跡多年的政客。袁世凱利用自己的內閣總理大臣的身份重新組織內閣,這一內閣大部分為袁世凱麾下的北洋集團一系。袁世凱更是利用這次機會逼迫攝政王載灃下野,並在滿清國庫中取得8萬兩黃金。袁世凱在同隆裕玩弄權術的同時,也積極同革命派談判。他鼓吹贊成共和,“民軍之意,萬眾一心,堅持共和”[19],並在得到孫中山保舉的許諾後加緊逼迫清帝退位。他收買張德蘭鼓吹退位,並威逼隆裕、鼓吹革命。宗社黨人良弼被革命黨人殺死,而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在對隆裕進行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雙重威脅,孤立無援的隆裕被迫帶著亡國的心情以光緒帝的名義下詔,“用是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之全國,立為共和立憲國體”,她也好“與皇帝得以退處寬閒優遊歲月,長受國民之優禮,親見郅治之告成”[20]。
1912年2月12日,隆裕在召開最後一次御前會議之後發布詔書,宣布清帝退位。至此,統治中國268年的清王朝壽終正寢。而“讓國仍存亡國恨”的中國最後一位皇太后,在“孤兒寡婦,千古傷心,每睹宮宇荒涼,不知魂歸何所”的心境中於1913年2月22日凌晨逝世,七日前她恰好度過了自己的46歲生日。
結語與啟發

歷史評價

隆裕一生,參與了滿清最後三朝風雲激盪的歷史。她的前半生作為一名中國傳統女性、後宮皇后,並沒有過多參與政治。她成功地扮演了中國最後一位傳統的皇后。然而,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發展,時代的進步是她個人無法阻止的,她恪守的傳統恰恰成為了她落後於時代的原因,也導致了她悲劇的一生,更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整個清朝的覆滅。在轟轟烈烈的歷史的洪流中,她注定要擔負起她所無法支撐的歷史使命,也注定要成為直接終結一個時代的人。歷史的洪流無法逃避,她只有選擇順應歷史潮流向前推進。
筆者認為,從隆裕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傳統文化逐漸喪失權威的悲劇,以及中國在徘徊與迷茫中尋找新的方向的一個大時代特徵。自清朝政府被動打開國門起,中國就開始了自我否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斷接受西方文化,不斷否定自我的文化,並企圖從西方文化中尋找到出路。晚清70年以及隨後發生的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事件,無一不說明了中國已經不存在一個絕對的權威文化,而是在東方和西方文化碰撞中尋覓可能的方向。然而腐朽的清朝政府已經無力去承擔尋覓並走上一條正確方向的歷史使命。清政府有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在維護階級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因此也就無法持續統治。隆裕所代表的清政府滅亡,正是由於他們否定傳統卻又拘泥於傳統而產生的矛盾所帶來的後果。在一種文化權威被否定以後,社會需要的是另一種文化權威被建立起來,而建立這種權威就需要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來完成。隆裕身上傳統與現實的矛盾說明,清政府並沒有完成這一任務的資本。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中西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也在不斷加深。這和隆裕所處的時代有一定的相似點。因此,筆者認為,研究隆裕與清朝的滅亡,對現今的中國,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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