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
從1870年開始他一生中4次到中國西部探險，初衷是為了抵達西藏的拉薩，然而始終未能實現這個願望。但他卻在新疆走完了前無古人的路程。他的興趣主要在記錄動植物和地理考察。除“羅布泊位置之爭”，目前新疆“三山夾兩盆”的地理結構就是由他標註在中亞地圖上的。
普氏野馬是他發現的，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他名字命名的還有普氏小羚羊，現在在新疆已到了瀕危的境地。
他的中亞探險受殖民主義影響較深，因此他常會把地圖上未官方命名的地方用本國地名來稱呼。這些地名一個也沒被後世所認可。
轟動歐洲
從1870～1885年，普爾熱瓦爾斯基攜帶助手和幾個哥薩克兵士，先後4次在蒙古、塔里木盆地、準噶爾盆地和青海各地探險。當時，這些地方並不對外開放。在歐洲人心目中，它們仍然是那樣神秘莫測。
1870年，普爾熱瓦爾斯基開始了第一次探險。他從靠近蒙古邊境的俄國城市恰克圖出發，經過庫倫（今蒙古烏蘭巴托）來到中國北京，目睹了紫禁城的雄偉壯麗。
離開北京後他往北抵達呼倫湖。他被呼倫湖的美麗傾倒，為呼倫湖繪製了一幅全景圖。然後他再上路拐往南行，來到包頭。不久，他又穿過鄂爾多斯高原，往西南進發，考察了青海湖。
美麗的青海湖堪稱鳥的天堂。這裡是大雁、天鵝、丹頂鶴等鳥類的棲息地。鳥鳴不絕於耳，鳥蛋隨處可撿。這種情景，真讓“業餘生物學家”普爾熱瓦爾斯基流連忘返。他恨不得自己也成為青海湖的一隻鳥，與美麗的大自然融為一體。
離開青海湖後，普爾熱瓦爾斯基繼續往南，深入柴達木盆地，登上了巴顏喀拉山脈，成為向黃河和長江上游挺進的歐洲第一人。他原想去拉薩，但是經費用完了，更重要的是時令已進入冬季，青藏高原早已大雪封山。普爾熱瓦斯基只得中途而返，越過大戈壁，仍回到出發地恰克圖。歸來不久，他將這次探險經過整理編寫成著名遊記《蒙古，党項人的國家，以及北西藏的荒漠之地》。遊記的出版即刻引起歐洲的轟動，很快被全文或者節譯成歐洲許多國家的文字，並一版再版。普爾熱瓦爾斯基也就在一夜之間成了歐洲的名人。
發現羅布泊
普爾熱瓦爾斯基的第二次探險是在1876～1877年間。時間不長，行程也只有4000多公里，然而這是一次有重大地理髮現的學術探險。 他從伊寧出發，沿伊犁河谷地前行，沿途滿目蒼翠，楊柳依依。他跨越了天山山脈，又從庫爾勒涉過塔里木河，發現了喀喇布朗和喀喇庫什兩個湖泊。湖水很淺，有的地方都已底朝天。野生動物很多，有好些連普爾熱瓦爾斯基這位頗有造詣的業餘生物學家也叫不出名來。普爾熱瓦爾斯基躺在葦草上稍事休息，腦子卻轉個不停。探險家的敏感使他沉思：這是不是神秘的羅布泊？
於是，普爾熱瓦爾斯基回俄國後宣稱他找到了羅布泊。一石激起千層浪。訊息傳出，地理學界大嘩。因為普爾熱瓦爾斯基說的羅布泊的位置，與地圖上標示的羅布泊相距400公里，當時地理學界權威、德國的利希特赫芬對他的說法進行了猛烈的指責。後來的考察使學術界的意見趨於一致：兩人都沒錯，原因是羅布泊是一個頻頻變遷的湖泊，其位置受流入湖內水量的多寡的影響。
深入西藏
普爾熱瓦爾斯基的第三、第四次探險，目標都是西藏。第三次，他深入西藏腹地，到達離拉薩只有270公里的地方，遭到當地駐軍的阻止。神奇的“日光城”在他的心目中，就像絢麗的彩虹，可望而不可即。第四次他來到了西藏東北部，然後回國。
在第三次探險中普爾熱瓦爾斯基在西藏發現並獵獲了野馬。俄國的生物學家驚喜地發現，這種野馬是‘世界上一切野馬之母”。他們歡呼普爾熱瓦爾斯基找到它們是“了不起的探險發現”。俄國沙皇親自將這種野馬命名為“普爾熱瓦爾斯基馬”。
先驅者
普爾熱瓦爾斯基（以下簡稱普氏）是中國邊疆探險的先驅，他對中國新疆西藏地區的探險成就令世人難以匹敵。普氏是俄國人，1839年生，1888年卒，病歿於第五次中亞考察的途中，享年49歲。
從1867-1888年的三十一年期間，普氏有11年完全是在中國探險，先後完成了對遠東烏蘇里地區探險、蒙古青海探險、羅布泊探險、西藏探險以及黃河源頭探險等五次。在21世紀初，以我們現有的技術條件到達上述任何地區都可說輕而易舉，連火車都開到了拉薩，但是在普氏生活的19世紀，如果不是透過文字，我們已很難想像考察的艱難與險阻。
勇敢和無畏一直是探險家的首要條件，也就是說，想做探險家，必須得有亡命徒的氣概，否則像一介文弱書生那樣只會呆在古籍里，終成不了大器。1872年在前往青海湖的途中，7人組成的考察隊在山口遇到了近百名全副武裝的匪徒，嚮導勸告考察隊趕快走回頭路，但是考察隊下定決心要么穿過去，要么戰死。普氏說，“我們的處境很危險，只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土匪的怯懦上。”考察隊堅持前行，土匪果然退卻。1879-80年的西藏探險，普氏艱信他能抵達拉薩，他說，“如果任何事情都要考慮得萬無一失的話，那我們什麼時候也到不了青海，到不了羅布泊，甚至現在也到不了柴達木。在我們這樣的旅行當中，有一點是明確的，那就是無論遇到什麼艱難險阻，也要毫不猶豫地往前闖。”普氏經歷的對生存的考驗，若非親自體驗，光靠一支筆肯定寫不出來。
之所以說普氏是無與倫比的探險家，就是普氏把整個一生都獻給了探險事業，他甚至連女人都不要，一直單身直至辭世。普氏說，“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裡，有絕對的自由和我熱愛的事業，在那裡比結婚住在華麗的殿堂里要幸福一百倍。”對自由生活的嚮往是普氏畢生的追求，他說，“我已不習慣彼得堡的生活，在荒漠裡有自由，而在這裡過的是鍍了金的奴隸生活，我也永遠不會習慣這種人為的文明生活，確切點說，這種醜陋的生活。”一個人若想作出超逾常人的成就，恐怕真得犧牲太多的東西。
普氏探險中國的時代，正值列強瓜分世界的狂潮。和遠在非洲傳播福音的李文斯頓不同，普氏的探險目的很單純，就是為沙俄政府服務，普氏的所有考察報告都成為後來俄國制定對華政策的文獻來源，而且普氏也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侵略目的。在考察新疆巴音布魯克時，普氏在給沙皇政府的報告中建議，“俄國邊界從那拉嶺移到達蘭達坂，以便在強占伊犁外，再將大小兩個巴音布魯克確定為我國領土。”
因為侵略的目的明顯，儘管打著科學考察的旗號，還是掩飾不住普氏那種白人的高傲和對中國人的蔑視。1879年在去西藏探險途中，普氏曾表露過，“我從多年中亞旅行的經驗中得出一條實際的信念：在這野蠻的地區，在當地的野蠻居民中間，囊中有錢，手中有槍，善於用這兩樣東西對土著採取命令態度，這正是一個旅行家事業成功的必要保證。” 考察隊前往拉薩的途中，藏人堅決不為俄國人做嚮導，普氏遇到兩個蒙古人，蒙古人也不願意嚮導，普氏便命令他們隨行，逼迫他們誰要逃跑，就開槍殺了他，蒙古人被迫告訴了普氏去往柴達木盆地的路。在考察長江源時，普氏考察隊與果洛部落人發生衝突，發生兩小時槍戰，結果普氏一方武器先進，打死了40藏民。在中國的土地上，大肆殺戮，這是普氏的罪行。
在我看來，普氏這個人尤其複雜，身上鮮明地兼具天使和魔鬼的雙重本性。為了獵取榮譽，為了達到目的，他不惜採用各種手段，包括大開殺戒，既殺人也殺動物。
新疆野馬賓士迅速，普通馬根本沒法追得上，據說當初成吉思汗征服西方的時候胯下坐騎正是馴化過的野馬。考察隊獵獲野馬的過程尤其令人心痛，他們用四匹馬追逐，不停地更換馬匹，不給小馬駒喘息之機，在換第四匹馬的時候，一匹剛生下來三個小時的馬駒還是落到後面，母馬飛起後蹄令考察隊員的頓河馬當場斃命，後面追來的考察隊員一齊掃射，母馬倒地，小馬駒不認識槍彈，只認識母親的身體，折回母親身邊，考察隊員先後在小馬後腿上放了兩槍，馬駒跪倒在母馬跟前，交頸相磨。母馬被製成了標本，從此轟動西方，因為這是世界上僅存的野馬種類，新疆野馬從此被稱為普氏野馬。普氏野馬的名字被傳到歐洲以後，殖民者開始瘋狂地來新疆捕獵野馬，以至於後來原生野馬的徹底消亡。
但同時，種種重大發現都令普氏名垂學術史。普氏親歷阿爾金山，糾正了歐洲地圖上的錯誤，因為當時歐洲的地圖上根本就沒有阿爾金山，歐洲人就不知道世界上還有阿爾金山。普氏是第一個深入青藏高原中心的歐洲人，普氏的旅行不僅僅滿足於地理學考察，他蒐集到702張獸皮，爬行和兩棲動物1200種，魚類75種，鳥類50餘種5000多隻，普氏採集的標本彙編成三卷本科學巨著《哺乳動物綱》，《鳥綱》和《冷血脊椎動物綱》；普氏還蒐集到1700種總計15000株植物標本，他把所有新種都繪成了圖畫。普氏在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博物學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舉世公認。普氏的這些工作對後來中國西部地區的研究逐漸地表現出巨大的意義，而且越來越重要，因為普氏曾經記錄並標本的有些物種如今已完全消失。
如今可可西里高原上仍舊跑動著普氏原羚，以普氏命名的物種還有許多。普氏對羅布泊的研究引發了後世的大討論，對新疆虎的描述也激起後人的興趣，普氏的許多探險工作都是開拓性的。
沒有人喜歡自己的國家被外族侵略或者占有，當閱讀到普氏考察隊槍殺藏民的時候，真怨恨沿途的中國人還都對他們那么熱情，覺得早就應該幹掉他們。可是對於普氏這樣令人望塵莫及的探險家博學家，又無論如何也不能殺掉他。普氏是人上之人，他堅強的生命意志沒法不令我們仰視。
1888年10月20日，普爾熱瓦爾斯基病倒在伊塞克湖畔，高燒中他呻吟到，“好啦，這回我要躺下了……，我死以後，一定要把我埋在伊塞克湖畔水波打不到的地方，墓碑上只需簡單地寫上‘旅行家普爾熱瓦爾斯基’。”沙皇下令，伊塞克湖畔小城卡拉克爾改名為普爾熱瓦爾斯克。
閱讀作品：
杜根成、丘陵著：《普爾熱瓦爾斯基》，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2年。（馬大正主編走進中國西部的探險家叢書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