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普布利烏斯·科爾涅利烏斯·塔西陀(PubliusCorneliusTacitus，約公元56—120)，羅馬帝國時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學家和演說家，古代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相關信息
關於塔西陀的生平幾乎沒有什麼記載流傳下來，我們只是從他著作中偶爾的透露，以及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一些書信中得到一些線索。他大概出生在山南高盧或那旁·高盧，父母情況不詳。有的學者根據老普林尼的記載，推斷塔西陀的父親為騎士，曾任比爾及高盧行省【今比利時】的高級官員。還有人從塔西陀的姓氏屬於羅馬最有名望的氏族斷言他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是盡憑這個姓氏不足為信，因為行省的家庭時常採用頒給他們羅馬公民權的總督的姓氏。不過無論如何塔西陀顯然出生在行省的富裕家庭，受過良好的教育。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羅馬度過的。他在少年時代，曾師承當時著名的修辭學家克文提利安努斯，學過修辭學、文學和散文寫作。他的簡練有力、靈活多變的文風主要得益於早年的嚴格培養。他還跟隨著名的演說家馬爾庫斯·阿佩爾和尤利烏斯·塞孔都斯學習法律和雄辯術，後來從事律師工作。從塔西陀作品中流露的高傲的羅馬貴族式思想也可說明他屬於社會上層。他對於當時社會下層的民眾不僅缺乏同情之心，還常常表露出輕侮的態度。據塔西陀自己說，他最早參加政治活動是在韋斯帕西安努斯【韋巴薌】皇帝時代，開始可能當一名低級官貝，後來在軍團中當參將。這些職位都是當時青年的進身之階。公元77年．塔兩陀和羅馬顯貴、執政官阿古利科拉(公元40一93年)之女結婚。阿古利科拉是當時軍政界的要人，後來更因出任不列顛總督而享有聲望。塔西陀宦途顧利，除了自己的才能外，大概也得力於岳父的提攜。大約在公元81年他出任財務官，公元88年又升任行政長官。與此同時，他還成為負責保管西比爾聖書的祭司團的成員。從公元89年到93年期間，他不在羅馬，可能是在北方一個行省任職。所以阿古利科拉死時他們夫婦都不在死者身邊。在這段時期內，他可能遊歷過羅馬帝國北部邊境，對於日耳曼人的知識大約就在這時得到的。他回到羅馬是在多米齊安努斯【圖密善】皇帝統治的最後幾年，親眼見到圖密善對元老貴族的殘酷迫害。這導致他對世襲君主制產生極大的憎惡。
公元97年，在皇帝涅爾瓦的光輝統治下，羅馬帝國達到了她光輝的頂峰，塔西陀也達到了自己羅馬官階之頂峰，榮任執政官。這年他為著名的將軍魯基烏斯·維爾吉尼烏斯·魯福斯作了葬禮演說。據小普林尼書信，我們可知塔西陀在彼時已是羅馬著名的演說家和文學家，聲譽很高。小普林尼曾盛讚說，魯福斯的偉大須配以塔西陀的精彩演說才能相得益彰。塔西陀從執政官卸職列出任行省總督，等候了約莫十四、五年之久。據十九世紀末在加里西亞的馬拉薩城發現的—個銘文，公元111年之後不久，塔西陀擔任羅馬重要的亞細亞行省的總督之職。在此之前，塔西陀在羅馬開始了他的歷史和文學創作活動，他的主要歷史勞作《歷史》約在公元l04—109年之間寫戊。與此同時塔西陀作為元老還經常發表公開演說，出席法庭作辯護演說等。小普林尼的書信曾多次提到他們兩人互相觀看演說稿的事。在這期間，塔西陀曾與小普林尼一起彈劫前阿非列加省總督曼里烏斯·普旦斯庫斯。這位前總督終於以勒索枉法練重大案情遭到可恥的流放下場。在出任行省總督之後，他大概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寫作另一歷史名著《編年史》上。我們僅知在公元116—117年他還對《編年史》作過修改。他去世的時間大概離此不遠，約在哈德良皇帝在位的初年。
塔西陀的著作保存下來的共有五部。下面一一介紹。
《演說家對話錄》，塔西陀最早的一部作品，大約完成於公元79—81年。他在這部書中談論的是羅馬演說術衰落的原因，認為羅馬帝同時期演說術之所以衰落下來，主要是由於社會生活的改變。這部書文體平易流暢，宛如西塞羅的風格，而與塔西陀其他作品的筆調很不相同，因而很多人懷疑它不是塔西陀的作品。直到1811年發現小普林尼的一封信中暗示過此文，才證實它確乎出於塔西陀之手。
公元98年塔西陀完成了兩部著作：一本是《阿古利科拉傳》，另一本是《日耳曼尼亞志》。《阿古利科拉傳》是塔西陀為他的岳父所寫的一部傳記，文中記述他岳父的生平和事業，尤其是他在不列顛任總督時期(公元78—84年)的作為以及後來在圖密善皇帝統治時期的情況。全文以頌揚阿古利科拉的人品道德、軍功政績為主旨。顯然，塔西陀在這裡為其岳父剖白，因為在圖密善統治之下，許多貴族遭到殘害，而阿古利科拉能保使官爵未遭毒手，當時不免有所微辭。塔西陀竭力替他岳父作辯護，說明阿古利科拉和圖密善之間也有不和，只因他謙和謹慎才幸免於難，並指出“既使在暴君之下，也能有偉大人物”。塔西陀在這部作品中還用很多篇幅描述羅馬軍中生活和當時不列顛的風土人情，留下了研究古代不列顛歷史的一些寶貴資料。儘管報導不翔實，且多錯誤，然而以當時地理知識水平來衡量，尚不失為一部寫實的作品。
《日耳曼尼亞志》是《阿古利科拉傳》的姊妹篇，它可能是塔西陀早年在行省作官時對自己感興趣的日耳曼人所作的研究和觀察的一篇總論。這篇作品詳細地報導了羅馬帝國時代萊茵河和多瑙河以外大日耳曼尼亞以及居住在該地區各部落的情況，其中所述的有關日耳曼人的經濟生活、政治組織和社會生活，以及日耳曼人各部落的分布情況、風格習報和宗教信仰等都是絕無僅有的珍貴材料。它是最早一部全面記載日耳曼人的文獻，對於研究日耳曼人的歷史，尤其是德國古代史則是必不可少的。後世的學者，特別是歐洲學者十分注重這部作品，對它作了極為深入和細緻的分析和研究。
從《阿古利科拉傳》和《日耳曼尼亞志》中可以看出，塔西陀已形成了自己的歷史觀點和特有的文字風格，所以，當寫作主要著作《歷史》和《編年史》的時候，他已是一位具有豐富經驗的成熟的作家了。他在公元104—109年完成的名著《歷史》一書，共有12卷或14卷(據說《歷史》和《編年史》合起來共30卷，因大部分散失，卷數無法確知)，包括的時間是從公元69年迦爾巴當權開始到公元96年圖密善之死為止。但是，保存下來的僅有第l一4卷，以及第5卷的一部分，內容包括尼祿死後帝國的混亂局面以及韋斯柏西安努斯【韋巴薌】的最後勝利和弗拉維王朝的建立。以後幾卷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弗拉維王朝的歷史，只可惜全部散失，隻字無存了。塔西陀在晚年完成的另一篇名著《編年史》，顯然是模仿李維，繼承他的巨著自建城以來。全書共16卷或18卷，所包括的內容是從公元14年奧古斯都之死和提比略即位，到公元68年尼祿之死的一段歷史。但現在這部書已經殘缺不全了。保存至今的有第1—4卷和第5—6卷的殘篇，以及第11卷的一部分，第12—15卷和第16卷的前半部分。塔西陀的這兩部主要著作合起來是一部完整的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史，而它們所保存下來的部分則是我們研究羅馬帝國初期的最重要的文獻史料。
塔西陀寫作《歷史》的本意是記述自己親身經歷的當代史，用圖密善的暴政對照圖拉真的“盛世”。但是在寫作過程中，他改變了原來的計畫，寫完弗拉維王朝歷史之後沒有繼續寫下去而回過頭來從奧古斯都末年再往下寫，即後來寫成的《編年史》。從這種寫作意圖的改變可以看出，他在晚年因不滿於專制統治，試圖追根溯源，從提比略鞏固帝制的統治政策開始研究，探索專制帝國的實質及其形成的原因。他在《編年史》中解釋羅馬專制帝制如何在克勞狄烏斯王朝時期形成和鞏固下來，以致於在殘暴無道的尼祿之後的大混亂年代竟沒有人想到推翻帝制，恢復共和制度，而只是代之以另一王朝——弗拉維王朝。
塔西陀在政治上傾向於共和制度，他對於帝制有著強烈的反感。他認為從奧古斯都死後直到圖拉真以前的時代是悖逆不道的，厭惡鄙視這一時代的所有“元首”，對他親身經歷的尼祿和圖密善的暴政更是深惡痛絕。他把暴君的出現歸咎於世襲君主制，而當探索世襲君主制的成因時，他卻歸之於個別人物的作用。他認為奧古斯都始終是個獨裁軍人，提比略才是專制君主制的奠基者。他對帝國初期的統治者的殘暴、荒淫、醜惡和愚笨都作了無情的揭露和尖銳的諷刺，這些在當時被祟奉為神聖的皇帝，在塔西陀的筆下成了微不足道的人物。與此同時，塔西陀對共和派深表同情，雖然他並沒有生活在共和時期，卻對共和政體下所享受的“自由”表現出無限的留戀和嚮往。他的這種情緒始終貫穿在他的歷史著作之中。正因為如此，思格斯稱塔西陀是羅馬舊貴族共和派的最後一個代表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塔西陀歷任要職，仕途順利，他不是籠統地反對帝制，贊同共和。他也知道帝製取代共和勢不可免，但是憎惡尼祿、圖密善這樣一些暴君。他歌頌安敦尼王朝的皇帝使元首的個人統治和元老院成員的一定自由結合在一起。
塔西陀對他生活的時代持有批判態度，他以歷史學家特有的眼光和敏銳洞察力，對於帝國初期的統治者的猙獰面目以及當時社會上備方面的矛盾和黑暗所作的揭露，使我們對當時社會情況具有效深刻的認識。他的著作不僅利用了當時廣泛蒐集到的材料，而且筆觸深刻有力，形象鮮明，獨具一格，在描述帝國初期統治者的形象方面起了先聲奪人的作用，對於後世的文學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這裡應當指出，羅馬帝國是當時羅馬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帝制的產生也不是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帝國初期的統治者如提比略等人，除了他們有專橫殘暴的一面以外，在政治活動上還有積極的一面，所以應依其功過作出恰如其分的歷史評價。否則就難於解釋他們何以能夠長期居於統治地位並在這段時期內使羅馬社會有所前進。顯而易見，由於政治思想傾向性，取材的片面性，塔西陀即使給自己規定了“不忿怒和不偏頗”的寫作原則，但在他的著作中仍不無主觀武斷之處。
儘管如此，《歷史》和《編年史》使塔西陀名留青史，在史學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
塔西陀的《歷史》和《編年史》採用編年體裁。在布局和結構上仿效李維、撒魯斯提烏斯和希臘史學家的手法，把人物和事件穿插起來，敘述生動，有時甚至達到高度戲劇化。在史料方面，他廣泛利用了共和末期和帶國初期的主要文獻以及官方的檔案。他蒐集史料細緻認真，親自採訪。例如，他為了弄清公元79年維蘇威火山爆發的情況並核實老普林尼之死的傳聞，曾兩次寫信給小普林尼，請他詳述當時事件發生的過程。像希臘和拉丁史學家一格塔西陀在自己的著作中喜歡編制重要人物的長篇演說辭。這些演說大多有史料依擺，但也有一定的渲染和虛構。在《編年史》中有一篇克勞狄烏斯的演說辭，而晚近在盧丹努發現的銅版銘文恰好也保存了克勞狄烏斯這篇演說牌的大部分。兩個文本對照起宋，內容大抵相同，但用詞和細節則存在差別。
塔西陀的文風簡練有力，典雅別致．獨具一格。他用辭豐富多采，含義深刻，生動形象，不落俗套。他所描述的鮮明的形象和生動的場面，給人以極其深刻的印象。他的語言簡潔而富於表現力，善於塑造人物個性，最明顯的例於是對帝國初期皇帝的描述，如提比略的陰鬱，克勞狄烏斯的諳弱，尼祿的荒誕，迦爾巴的昏庸，等等。
當然，塔西陀及其歷史著作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點，除了上面說到的他的偏見太深以外，他的軍事知識較差，對行省情況也是一知半解，史料瑣碎而不連貫，愛用生僻古字，等等。但這些缺點掩蓋不了他的著作的重要價值，也不妨礙他成為古代羅馬最傑出的史學家之一。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比不上修昔底德斯，不能深刻揭示歷史發展的基本原因。他以高傲的貴族態度對待人民民眾，對待行省，在他的視野之內，主要的只是皇帝、元老院、軍隊和羅馬城。在歷史寫作方法上，他也只是追隨前人。但是他所描述的暴君形象，對後世政治思想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懷有革命情緒的作家和政治家往往把塔西陀看成專制暴政的撻伐者，法國大革命時期，塔西陀備受推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