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就是孔子講的中庸之道，指的是在天地自然之道的正中運行，既不太過，又無不及。而“時”則是指與時勢一致。
“時中”一詞最早出現於《周易》“蒙”卦的《彖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意思是說，蒙卦表示希望亨通。所以，以通來行事，是符合蒙這個時機的。然而，關於“時中”的思想則早就為儒家思想家所關注。所謂“時中”的原則，主要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要“合乎時宜”，二是要“隨時變通”。儒家思想家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同樣的言行，在不同的時間、場合下，將會產生十分不同的實際效果。因此，他們認為，一個人的言論行為要獲得好的實際效果，遵守“合乎時宜”和“隨時變通”的原則是十分重要的。《論語·憲問》中記載著這樣一件事：有一天，孔子向公明賈打聽公叔文子的為人，說：聽說公叔文子不說話，不笑，不拿東西，是這樣嗎？公明賈回答說：這完全是傳話人說錯。“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意思是說，公叔文子是該說時才說，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話；高興時才笑，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笑；該拿的才拿，所以人們不討厭他的取。孔子聽了很為讚賞，連連問：真是這樣嗎，真是這樣嗎?公叔文子的言、笑、取，可說是合乎“時中”原則的。又如，宋儒楊時在解釋上引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時，也說道：“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斗而不知閉戶，同室有斗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朱熹《孟子集注》）這一解釋，充分地闡發了“合時”、“變通”的“時中”原則。
荀子也一再強調“君子”要能把握“與時屈伸”、“與時遷徙”的原則。他說：“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伸），非驕暴也。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伸）變應故也。”（《荀子·不苟》）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如果能隨時而屈伸，那么即使柔順得像一條蒲葦編的蓆子那樣捲曲，也不是懦弱害怕的表現；即使剛強勇猛而得以到處伸展，也不是驕橫凶暴的表現。這是因為，他按照原則來應變，懂得在什麼情況下應當柔曲順從，什麼情況下就應當剛強正直。《詩經·小雅·裳裳者華》一詩說，無論是左的行動還是右的行動，君子都能做到恰如其份。這就是說的君子能按照一定的原則來曲和伸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
在儒家思想中，“時中”作為“合時”的含義，則不僅被看作是個人道德修養和行為實踐所應遵循的根本原則，同時也被推廣為治國安邦的重要原則之一。儒家從自然農業生產對天時變化的密切依賴關係中，深感到“適時”的重要性。因此，他們都把“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不違農時”（《孟子·梁惠王上》）等，列為治理國家的基本原則之一。荀子把草木開花結果時禁止砍伐，魚鱉懷卵時禁止撒網下毒，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不失其時，稱之為“聖王之制”，並根據“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的道理，推論說：“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荀子·王制》）也就是說，國家的政令如果合乎時宜的話，那么老百姓就會行動一致，而有才能的人也會服從擁護。這裡的推論是極其直接和樸素的，沒有深奧的理論論述，但卻有廣泛的實際意義。即使在今天，播種適時，砍伐有時，捕殺有時等思想中所包含的辯證原則，對於保護自然資源，維護生態環境等，也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儒家思想家看到了事物在自發運動中往往是向著不平衡的（或偏面的）方向發展的現象，於是提出了“中”和“時”的原則，用以防止和克服思想行為方面的各種偏面和極端，並在綜合對立兩方不同性質的情況下，求得某種平衡和全面。這裡應當說是包含有積極意義的辯證因素的。不過，再好的原則用濫了也會走向它的反面。儒家“中”和“時”的原則，在實際運用中不斷被濫用，而演變為折中調和、見風使舵的代名詞。這種人因而也就成了為孔孟所痛斥的那種“鄉愿”式的人了。這也是我們在探討儒家這種實踐的辯證原則時，特別須要注意和警惕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