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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詩歌，唐代是一個頂峰，宋代有了進一步的開拓。一般說唐詩尚情，宋詩尚意，也不過是大概情況。唐詩未嘗沒有尚意，宋詩也未嘗沒有尚情。到了元代，開始走下坡路。明代是一個復古思潮泛濫之時，開國時劉基尚有回瀾之力，高啟已經是學古未化。到天順以後，出現茶陵詩派。這是一個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詩派，含咀宮商，力振唐音，論者謂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廢，開導了前七子的先路。弘治、正德間，李夢陽、何景明崛起，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與徐禎卿、邊貢、王廷相、康海、王九思號為七子。明代復古派如黃省曾、王世貞、胡應麟、陳子龍，下迄清代沈德潛、清末譚獻都對七子致以推崇，特別是對李夢陽更加不適當地推崇。夢陽詩雖有現實內容，然形式上摹擬剽襲，同時何景明對之已有譏議，楊慎繼而貶斥，至錢謙益則更排擊之無完膚。何景明與夢陽，持論雖異，天分亦殊，而摹擬蹊徑，短處略同。徐禎卿稍有韻度，不出七子風範。同時稍存真詩面目者，轉在唐寅、楊慎諸人。嘉靖、隆慶時期，有後七子者繼起，為李攀龍、王世貞、謝榛、梁有譽、宗臣、徐中行、吳國倫。不久，謝榛以布衣被排斥。他們的持論與寫作，和前七子並無差別，紛紛剽竊，論者比之唐臨晉帖。惟王世貞博學高才，較有大篇名篇。攀龍卒後，世貞獨霸詩壇，晚年持論漸有轉變，甚至謂自己四十以前所撰《藝苑卮言》未為定論，惟有隨事改正。匆誤後人，但已無法挽救前後七子派的摹擬頹風。到萬曆中葉，王、李的氣焰漸熄，公安派起而倡言排擊。此派以袁宗道、宏道、中道稱為三袁，而以宏道為中堅，其詩變板重為輕巧，變粉飾為本色，天下耳目一新，靡然從風。其流弊為輕為俳，欲匡救前後七子之失，而力量轉有不逮。於是鍾惺、譚元春又出而救公安之弊，號竟陵派。其詩轉趨冷寂幽雋一路，流弊又入於纖僻。評論家如錢謙益諸人又斥之為鬼趣，為亡國之音。顯非的論。而此時程嘉燧、曹學佺諸人，轉有清新雅秀的佳構。特別是阮大鋮，其五言古近體胎息陶、韋、王、孟、謝翱，其詩近代名家陳三立標為五百年作者，章太炎以為“榷論明代詩人，如大鋮者鮮矣”，以為不當以人廢言。然七子衣缽，明末仍有繼承。以陳子龍為首的幾社作者及夏完淳，以其熾烈的愛國精神，為明代詩歌譜下最後的光輝篇章。
清代詩歌大不同於明代。它是學古而非摹古，後期還超越了學古而從事革新。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望今制奇，參古定法”（《文心雕龍．通變》），清詩適應此規律。在總結明代復古逆流經驗的基礎上，在繼承前代遺產的實踐上，在二百六十多年社會現實的土壤上，開出了超明越元，抗衡唐宋的新局面。
清詩在初期，正當滄桑變革，國內民族矛盾尖銳的時代，出現了許多傑出的作家作品。詩歌理論家，則有錢謙益、黃宗羲、王夫之諸人，他們在學古上反對墨守唐人，提倡宋詩，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給明代詩風以大力的掃蕩，對清代詩風的轉變作出了貢獻。愛國的遺民詩人數以千計，其作品又有不同的風格特色，如江南顧炎武詩質實渾厚；錢秉鐙、吳嘉紀白描樸素；嶺南屈大均奇詭馳騁，富有浪漫精神，而其反映現實，各具真面目，突出愛國精神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