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內容簡介】清末民初，正是中國教育思想極大轉變時期：由私塾轉變到學校教育，由傳統保守思想轉變到接受西洋學術思想，由古典文學轉變到提倡白話文；正如美國教育家克柏萊（E.P.Cubberley）所說的：“在複雜方言的中國，正把古老的文化從困難中轉到西方性的文明。” 楊亮功先生幼受私塾教育，大學時代正逢五四運動，其後又留美研究教育。《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這一本小書，雖系作者個人的敘述，但卻充分反映了這個偉大轉變時代學術思想上所表現的一種新生的智慧之火。本書實為中國早期教育蛻變最珍貴的史料。
《五四》一書，刊行於1919年9月，是記載五四運動最早出版的一本書。書中所載，皆系編者的第一手資料。讀者可以從這一本書，認清五四的真面目，體會五四的真義。亦可以了解到此一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或其他外在因素的關係。
【書摘】
一、青燈家塾憶童年
我在六歲時（光緒二十六年實足五歲）開始上學，系附讀於一鄰居李姓家塾。先生教我認方塊字，讀千字文，百家姓。因體弱多病，不久即輟學。
次年父親與親戚李養吾先生兩家合請一位合肥王春茂先生做家庭教師，書房設在我家，一伙食按月輪流供應，學生僅李家姊弟公桂、公會和我及弟保鈞四人。王先生有六十多歲，隨他而來的，有他的十二三歲的頑皮孫子，和二十多斤重的光滑青石球。
王先生雖精於拳術，並不教我們技擊，對於我們的書本功課亦不十分嚴緊。每日除讀書習字例行功課外，常帶我們出外散步（女生除外）。沿河兩岸，農田菜圃，以及市場廟宇皆是足跡常到的地方。王先生的理想中，並沒有甚么叫做示範教育——使學生了解人生實際生活，多與大自然界接觸。王先生的理論是不贊成年幼學生終日關在書房裡如關在監獄一樣，那是會悶出病來的，應當讓他們多在野外散步，舒散筋骨。我那時僅是六七歲小孩子，想像力與聯想力尚未十分發達，談不上欣賞大自然的美。四壁雲山，一灣秋水，並不能引起我的愛好。可是夕陽西下，牧童村歌，卻也令人有點悠然神往。
王先生只教我們一年不再繼續了。我在那一年中除了死記若干生字，讀了一部史鑑節要外，似乎別無所獲。
王先生去後，父親單獨聘請一位含山趙仲平先生來教我們兄弟二人。趙先生繫上海格致書院畢業，不滿四十歲，性情很和平。他另有一套教學方法。他一方面教我讀經書（論語、孟子、左傳），一方面訂購些上海文明書局新出版的史地動植物各種國小教科書，用白杭連紙、石印、線裝的本子，遠較現在國小所用教本為美觀。上有插圖，文字淺近，最易引起閱讀興趣。在當時科舉尚未廢除，內地私塾採用教科書為教本，使學生能接受若干新的知識，總算開風氣之先了。不過趙先生教我讀經書，仍用死記的背誦方法。有時我遇著艱澀長句背誦不來，他始為我略加講解，意義明了後，便容易讀熟。我覺得過去私塾背誦方法自有它的用處，不一定就要廢除。我現在對於五經四書還有一部分能夠記得，是靠著當時背誦之功。不過背死書而不講解卻是一種虐政。古代希臘國小讀字母用一種詩的方式，讀書要有音調，這也是一種幫助背誦的方法。
那時我的祖父雖已六十多歲，他還掌理家務。關於我們兄弟的教育則由父親照管。我們每天早晨上學前，總要到祖父床前叫一聲“爹爹”。他伸出頭來在我們面頰上親一親，每人給制錢三枚。當時物價三個制錢可以買兩根油條。後來物價上漲，每天給我們的錢，也跟著調整。到了每天給我們一個銅角子時（值十個制錢），我就快要離開家庭到縣城進高等國小了。祖父每日看的是《申報》，那時北京京師大學堂新創辦，報紙上常載有京師大學新聞。祖父很重視這個全國最高學府，因此他常常叫我的小名問我：“X X，你將來長大時是不是要到北京進京師大學堂呢。”我總是回答說：“是，我將來長大時一定要進京師大學堂的。”他聽了非常高興。祖父是辛亥那年去世的，到了民國四年夏天，我到北京考學校，其時北京大學考期已過，我考進了國立北京工業專門學校。但我寧願放棄工專正式生資格而跑到北京大學去做旁聽生，一年後考試及格改為正科生。這固然由於我不願學工科，也是想完成祖父的期望。
光緒二十九年我已經九歲，父親集合本家大房、三房、五房幾位伯叔及親戚李養吾先生共同創辦一所初級國小，取名養正國小。校舍借用大房的兩路平房，加以改造，並添建講堂兩間及操場一個。所收學生，僅限於楊、李兩家以及兩家親戚的子弟，總共不滿三十人。按程度分甲乙兩班，我分在甲班。校長由三叔祖鑒堂擔任。教師只在外面請一位靳穆如（名鐸）先生專教國文，其餘科目由創辦人各就所長分別擔任如下：
科目 教材 擔任人
修身 孝經 疊筠二伯
讀經 大學、中庸、左傳等 父親
國文 古文觀止、東萊博議 靳先生
歷史 綱鑑易知錄 月如三叔
地理 鄉土地理
格致 動植物
算術 算術、珠算 子寬三叔
體操 李養吾姻長
以上除靳先生外，其餘全不支薪。學校功課以經史國文為主，父親及幾位伯叔皆系科舉出身，擔任經史課程，當然很合適。子寬三叔的算術程度雖不深，但教授初級國小，是足夠應付的。李養吾姻長是一位軍官，曾帶兵遠征廣西苗人，他教我們體操未免有點大材小用。其外大房有三位老兄味塤、仲篪、紉蘭在南京兩江師範讀書。他們暑假回家時也盡點義務，教我們地理及格致，並教我們一點日文。
這種半新半舊式的國小，等於一種變相的家塾，也可以說是由私塾到新式學校轉變中的一種過渡教育。學校雖採用班級制而仍沿用私塾式個別教學。教學方法仍是背誦式與講述式。經書國文不僅要背誦而且要“回講”。每星期作文一篇，每天寫大字一張，小字半張，點閱《綱鑑易知錄》兩頁。這種日常工作與在私塾時並無差異。
校內功課相當的緊，各家家長皆不願其子弟落在人後，故督促甚嚴。學校教學雖不像過去歐洲耶穌會學校完全以競爭為教學原則，但是由於長輩們有爭強好勝心理，因此我們同輩學生對於功課競爭甚烈，甚至因競爭而生嫉妒。
大伯幼籛在伯叔輩中年齡最長，文學亦最好。他在外做官，年老回家，閒居無事，有時為我講些詩賦。他講的是《唐詩三百首》和《賦學正鵠》。有一天他看見我的作文課本，向父親說我將來可以造就，要父親多注意培植。不意這句話競引起幾位同輩的妒心。因此我想一個人在社會上，能為人所敬愛而不為人所嫉妒，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學校在暑假中雖不上課，但是我們每天仍照常到學校讀書寫字。晚間叔伯子侄們往往聚集在學校操場上乘涼，大伯有時出對子考我們，最優者有獎品，一枝筆，一碇墨或十個銅角子。我還記得三付很好得獎的對子。
一
重簾不捲留香久
萬籟無聲下筆遲
二
無風燈焰直
有月竹陰寒
三
驢背不如牛背穩
馬皮何用虎皮蒙
有一天本縣縣官陪同一位姓沈的省視學來到學校視察，翎頂輝煌，後面跟了一大群隨從，這件事轟動了全鄉鎮教育界，也是學校開辦以來一件大事。沈視學留住在校內，縣官另有“行轅”。鎮上一位武官每日早晨衣冠整齊到學校來向沈視學磕三個頭，站起來，再打一千。這位視學先生只是拱手作答。我看了很奇怪，便問父親，他說：“因為沈視學是一位讀書人，讀書人是受人尊敬的。”這句話的意思當然是在勉勵我要讀書。沈視學在學校住了三天就走了，臨走的時候還假城隍廟戲台演說一次。講的是勸人家父兄送子弟進學校及女子要放足。
到了光緒三十二年，學校為我們甲班生在縣城辦畢業會考。父親同幾位伯叔送我們去考試。雇了一隻夜行船。由柘皋鎮到縣城要穿過巢湖，約有六十里水路。初上船時，月色甚佳，一舟容與，大家甚為高興。等到出河口時，風雨大作，乃避人港內，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後始到縣城。考場借用縣立高等國小，國文題目就是高小大講堂所懸橫匾上的四個字——“士先器識”。我們畢業後，養正國小不久亦結束。
我在國小讀了四年，這四年中，我進步之速，遠非在私塾時所可比。特別是經史國文已有基礎。後來升入高小及中學，關於這部分功課，頗能應付裕如，考試成績常在優等。就是到後來進入北京大學專習中國文學，又何嘗不是因為在國小時偏重文史之關係。所以國小教育最不可忽視，一切一切皆足以影響到將來。今事隔五十年，回想當時祖父對我期望之殷，父親勞心焦思教我為學做人，其所給與我的恩惠，真是無法報答。一燈如豆，半夜書聲，兒時情景，徒供回憶而已。
二、五年北大讀書生活
我在養正國小畢業後，升入本縣縣立高等國小，讀了四年，於宣統三年考入合肥廬州中學。我記得入學考試國文試題為“制禮以崇敬”，這種深奧題目實難以下筆。（到現在我還未查出此題之來源。有一次問及適之先生，他一時亦未查出下落。）我大膽的走到學校監督張子開先生面前，詢問題意。這位老舉人理學先生並不拒絕。我遂將他所講的話，編湊成一篇論文，竟蒙錄取。此校為李鴻章後人所創辦，假舊廬陽書院為校舍。師資設備較一般私立中學水準為高。曾一度聘請安慶高等學堂監督嚴幾道兼任本校監督，並聘有一位英國教師。民國成立後改為省立第二中學，李誠庵先生為校長，後由張琴香先生繼任。學校管理甚嚴，學校學監與學生食住同在一起，與歐洲中等學校管理學生辦法頗相似。由於我在國小國文已有了基礎，因此在學校每學期考試成績總在第二名。而陳維藩同學則包辦第一名，他年齡比我長，國文程度比我好。
民國四年夏，我在合肥省立第二中學畢業，即束裝北上，作升學準備。這是我初次出遠門，父親由鄉間伴送我到縣城。父親於宣統年間曾以孝廉方正晉京殿試，對於途中一切情形指示甚詳。由巢縣搭小輪，經蕪湖，乘大輪，到南京，轉津浦鐵路北上。同行一共四人，皆系本屆畢業同學，路上相互照料，減少很多旅途上的困難。到北京時已八月中旬，我所希望投考的北京大學試期已過。遂投考國立工業專門學校，幸獲錄取，尚未註冊人校，即聽說北京大學旁聽生尚有餘額，於是又轉入北京大學。我之所以寧願犧牲工專正式生資格而做北大無學籍的旁聽生，一由於要達成家庭要我進大學之願望；二由於我在中國小讀書，一向是偏重文史，而且那時一般學生心理，不大重視理工科，——恰與現在相反。我在一學年完畢後，由旁聽生改為預科正科生。
北大預科功課甚為嚴緊，其教育目的在作升人大學本科之準備，所以學科方面注重語文訓練及基本知識之培養。預科學長徐崇欽先生特別偏重英語，他本人就很少說中國話，因此外籍教授頗占勢力。有些科目是全用英語講授，教西洋史及演說學的便是兩位英國人。西洋史是用邁爾斯《世界通史》（Myers：General History）做教本，演說學是選讀短篇英文演說。這位教演說學的英國人不僅要我們背誦演說詞，而且要於背誦時能表現出優良的演說姿式，很像古代希臘老師教學生讀荷馬史詩一樣。不僅要背誦朗吟，還要表情。另外一位教英文的郭先生上課時也是用英語教學，他用的教本是Tales from Shakespeare。我是剛從內地中學畢業，英文程度很淺，因此感覺有些吃力。
那時預科國文是由沈尹默先生擔任。沈兼士先生則教文字學，我們最怕沈兼士先生的考試，他常考冷僻篆字，稍不留意就有零分的危險。其外有陳百年（大齊）先生講授哲學概論。桂邦傑先生教授地理，這位老先生善詼諧，加上一口揚州土音，說起話來，常常教人發噱。到了第二年，馬幼漁（裕藻）先生教我們的國文，一年中只講《莊子?天下》篇一篇，旁徵博引，大有歐洲中世紀大學教學的作風，——專重評解“注釋”，可是得益不多。
大學預科的設定，是民國元年蔡孑民先生做教育總長時所主張，到了民國十一年後始廢除。我現在感覺到這個制度實有其優點。學生在大學預科有了語文及普通學科之充分準備後，升入本科時學習專門學科可以減少許多困難。中世紀歐洲大學初創立時，設有文、法、醫和神學四科，而文科實系其他三科之預備科，——準備拉丁文（當時大學教學系用拉丁文）。目前我國大學成績低落，語文程度不夠是其主要原因。
民國五年底，蔡孑民先生繼胡仁源先生主持北京大學，次年夏季招生，對於投考文科中國文學系的資格特放寬尺度，大學預科未畢業者，亦可投考。我見獵心喜，結果居然考取。我記得我的考試成績是國文七十五分，文字學八十分，歷史成績最壞，平均總算及格。因此我在預科唯讀了兩年，加上本科三年，共在北京大學讀了五年。
我在北京大學本科就讀，正是北大學術風氣轉變最劇烈的時期，這個轉變的結果竟導致了全國學術思想之轉變。尼克爾（John Nichal）在其所著《拜倫傳》中曾說過：
“從歷史上看，每值我國（英國）遭逢危急存亡的大難時，這些從大學冒出來的智慧之火，便將整個國家燃燒出一個新的生命。從威克立夫（Wycliffe）、拉替麥（Latimer）、洛克（Locke）、吉本（Gibbon）、馬考萊（Macaulay）諸大家一直到目前的物理學時代止，（按指十九世紀末葉）每一時代的推動者很少是大學圈外的人。”
由此可知一個大學學術思想之轉變，因而推動了全國學術思想之轉變，這並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學術思想轉變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國文學系又是新舊文學衝突之聚點。當時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論以及“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提倡，皆系有關文科中國文學系所發生的問題。我那時正在北大攻讀中國文學，是從這個轉變中經歷過來，雖然我未參加新舊文學論戰。當時在校師生對這個新生運動的反應，以及中文系教授派系之消長和幾位重要教授的教學逸事，頗值得一述。
最初北京大學文科國學教授以桐城派文學家最占勢力，到了我進北京大學的時候，馬通伯（其昶）及姚仲實（永朴）、叔節（永概）兄弟這一班人皆已離去。代之而起者為餘杭派，如黃季剛（侃），朱遢先（希祖）、馬幼漁（裕藻）、錢玄同（夏）和沈尹默、兼士兄弟諸先生，皆系章太炎先生門弟子。蔡先生繼任北大校長後，由陳獨秀先生擔任文科學長。當時，陳正主辦《新青年》雜誌。他的主張是科學與民主（賽先生與德先生）。所以他後來到底與共產黨還是不能相容。不久，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之先生亦來北大任教，於是新派勢力大增。當時北大內部師生對此項新運動，反應不一，這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在學生方面有羅家倫、康白情等所主辦的《新潮》雜誌是擁護新文學的；薛祥綏等所主辦的《國故》，則擁護舊文學。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門弟子，亦顯然分為兩派。錢玄同、沈尹默是站在新的方面，黃季剛則反對新文學最力。蔡先生雖主張新舊並存，但是傾向於新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