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聖祖玄燁命儒臣將《五經》、《通鑑》等傳統典籍作為進講教材,並將日講教材先後刻印成書。《易》、《書》、《詩》、《四書》等刻於康熙朝,《春秋》刻於雍正朝,唯《禮記》原稿存放於翻書房,因卷帙繁多而沒有刻印。乾隆十二年(1747年),高宗弘曆命張廷玉、汪由敦等儒臣重新整理《禮記》並刻印出版。
該書體例、形式均與其它日講之書相同,首列經文,然後為訓講。為顯出次第,經文頂格,訓講低一格。訓講文字援今據古,博採眾說。
《四庫全書總目》、《欽定四庫全書薈要目錄》、《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均有著錄。
《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清)鄂爾泰等撰,張廷玉等整理,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武英殿刻本。 清聖祖玄燁命儒臣將《五經》、《通鑑》等傳統典籍作為進講教材,並將日講教材先後刻印成書。 該書體例、形式均與其它日講之書相同,首列經文,然後為訓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