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方蘭（女）（1921-1998）香港人 曾在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
國難當頭，日本侵略者踐踏中國疆土、殘殺中國同胞，海外華僑和國內同胞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海外華僑為了支援祖國抗日，在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援。廣大華僑紛紛成立各種抗日救亡團體，開展抗日籌款活動，為祖國抗日鬥爭捐款、捐物、捐藥、捐飛機。1939年初，海外華僑寄給宋慶齡轉交給曾生部隊的捐款，一次就達港幣20萬元；澳門各抗日團體還徵集物資藥品，以緩解珠江三角洲抗日戰場缺醫少藥的困難。據國民政府財政部的統計，在八年抗戰期間，海外華僑共捐款國幣13.2億元。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對廣州抗戰的參與和支持，成為廣州抗戰的顯著特點。抗戰時期出現的“方姑游擊隊”為抗戰作出了許多貢獻。
當時，“方姑游擊隊”編印《地下火》，散發傳單，不斷發起“紙彈攻勢”，“方姑游擊隊”還曾炸毀鐵路橋樑，破壞軍工生產，他們秘密收集情報，通過特殊渠道送達美英盟軍指揮機構，積極配合了太平洋戰爭……“方姑游擊隊”是日軍的心腹之患，日本憲兵曾數度傾巢出動搜捕“方姑”，但最終不知“方姑”去向。於是，傳說中的“方姑”就是一位神出鬼沒、來去無蹤的香港女俠。
其實，“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輕姑娘，那時只有二十二三歲，原名孔秀芳，後改名方蘭，任香港抗日游擊隊隊長兼指導員，1921年生於香港，香港淪陷前在學校當老師。1938年，方姑被選為香港兒童團總團長，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國共產黨。日軍占領香港後，方姑撤離市區至新界，擔任港九抗日游擊大隊女子隊長、幹部隊長。1943年潛回香港，組建市區中隊，戰鬥直至日本投降。
抗戰勝利後，方姑和她的隊友們回到各自的街區、工廠，繼續各自的人生。後來，香港人民堅持抗日鬥爭的歷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隊友們，似乎在香港的記憶中消失了……
馮媽媽被捕，女兒顧全大局
方姑有一位非常關心她的母親——馮芝。自從“方姑”在香港組織地下游擊隊以來，無論她去哪裡，馮媽媽總跟在身邊，警惕的眼睛注視著前後左右，一旦有危險，就會像母獅一樣撲上去保護自己的女兒。馮媽媽跟著女兒走過一兩次，游擊隊長方姑常去的幾個接頭地點和人，她全都默記在心裡。後來，方姑隊長和幾個聯絡點之間傳來的訊息、信件、情報等，往往都由母親默默地來回傳遞。母親是方姑、也是市區中隊最忠實可靠的交通員，是不在編的游擊隊員。
這天，和往日一樣，方姑家鄰居的女孩阿四挎著一隻盛滿了“中草藥”的竹籃，來到了方姑的媽媽家，說是要給藥材鋪送藥材去。她說的“藥材”“藥材鋪”，無須多動唇舌，大家都心知肚明——游擊隊員伍惠珍家開的“伍記藥材鋪”，是方姑隊長直接的聯絡點。中隊部發給各地段各小組的指令、宣傳材料或其他物品，各地段各小組向中隊部報告的情報訊息，都是在這“伍記藥材鋪”交接傳遞，這是游擊隊的核心秘密。馮媽媽知道任務比較危險，就說服阿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擔起送情報的任務。
游擊隊員伍惠珍計算著日期，知道藥材鋪今天要來人，就坐在店裡靜靜地等候。終於馮媽媽來了，兩人進了後店，伍惠珍把那些稱作“藥材”的草根樹皮扔到一旁，取出一隻油布包裹，放進柜子。又從柜子里取出幾封信件，還有一張捲成“火柴棒”似的紙條，全都交給馮媽媽。伍惠珍指著那支“火柴棒”特別叮囑：“這個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腦袋的。”馮媽媽將那“火柴棒”裝進貼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籃，又將那些草根樹皮覆蓋在上面，藏得嚴嚴實實。兩人不動聲色地交接完畢，伍惠珍將馮媽媽送出店來。
馮媽媽回到家裡，為謹慎起見，就找出一件袷衣，拆開一條縫，將那支“火柴棒”藏進衣服夾層，又找出兩件舊衣服，全都放在竹籃里。然後，與阿四一起去和方姑會面。
她們來到筲箕灣碼頭。突然，碼頭開來一隊警察，由日本憲兵指揮，進行突擊檢查，這種檢查，實際上是他們搜刮財物的一種手段。有人塞給警察幾張鈔票就過去了。有些船隻迅速離岸而去，日本憲兵朝海上亂打槍，碼頭上一片混亂。
馮媽媽非常緊張，但已經來不及下船了。她靠在阿四身後，從竹籃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擲入海水中，然後挎著竹籃若無其事地站在一邊。但是，日本憲兵還是從舊衣服里搜出了那個火柴棒似的紙卷。母親和阿四被捕了，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姑坐在坑口海邊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員阿四由市區歸來。隨著夕陽西沉暮色漸濃，她的心情越來越焦急。天已經全黑了，船已全部靠岸，可是沒有阿四的蹤影。一種不祥的預感，在方姑心中不可扼制地升起。游擊隊員陳佩雯輕輕地來到方姑身旁。坑口歸來的船家相告，在筲箕灣碼頭，日本兵抓走了兩個婦女，一老一少。方姑和陳佩雯誰也不願說出口。兩人靜靜地坐在海邊，等待天明。
天剛蒙蒙亮，船艇開始出港了。兩位女游擊隊員登上一艘漁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開了大約兩小時，她們從筲箕灣上岸後直接去了“伍記藥材鋪”。方姑得到證實，在母親和阿四被捕兩三個小時之後，憲兵從海軍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報的游擊隊員張詠賢。伍惠珍交給母親的那支“火柴棒”，正是關於日本海軍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報。憲兵截獲了這份情報，追查到海軍制船所繪圖室，逮捕了張詠賢。
方姑當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組，改變聯絡路線，做好隨時轉移的準備。
游擊隊員“大頭九”提出了營救母親的方案。關押母親的拘役所後面有一條溝渠，渠內有流水通往海邊，可以搖一條小艇進去停在拘役所樓下，游擊隊從拘役所衝上樓去，將母親用繩索從樓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劃到海上。“大頭九”說，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只等方姑隊長一聲令下，夜間就採取行動。自從母親被捕以來，方姑不能吃飯、不能睡覺，心急如焚。母親正在受敵人折磨，她多么想衝進去救出母親。方姑擔憂，萬一從母親和阿四那裡泄露了什麼，市區中隊就會全軍覆沒。她迫切地期盼母親早一天安全歸來。她聽完營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輪手槍，不假思索地帶著“大頭九”直奔茶果嶺。
過海到筲箕灣，沿著“大頭九”所說的那條溝渠，直接到了拘役所後面。這時，方姑的心態已經趨於平靜，仔細地觀察著樓上的每一個視窗。拘役所沒有正式牢房，方姑再到正面去觀察，門口有兩個人站崗，還有兩隻狼狗守著，不時地向過往行人狂吠。樓上走廊有日本憲兵來回走動。她冷靜了下來心想：解救行動肯定會被敵人發覺，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動失敗，那將是市區中隊整體的消亡。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來營救自己的母親，我有這樣的權力嗎？方姑在心中呼喚，她多么希望母親此刻出現在視窗，讓她瞧一眼。思考再三，方姑向“大頭九”打出“撤”的手勢，離開了拘役所。
幾天之後，阿四被釋放，痛哭一場之後，講述了在牢里的經過。
從被捕的那一刻起，母親就再三交代阿四，互不相識，互不相干。後來，無論什麼人審問，阿四都一口咬定，作出渾然無知沒有干係的樣子。日本鬼子從始至終逼問母親一個問題：就是那“火柴棒”是誰給的。母親都說不知道。日本鬼子牽來狼狗對著母親嗥叫，企圖讓母親在神經崩潰的狀態下說出什麼。母親抱著腦袋側轉身躲在牆腳，任你怎么瘋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電刑，一通電，母親就暈了過去，醒過來還是那個說法。審了多少回，結果都這樣。後來，母親和阿四被帶到憲兵部，和被關在那裡的張詠賢互相指認。但三人互相都說不認識，當天，憲兵把她們三人關在了一起。憲兵一走，母親就說：“我們進來了，不能再連累外面的人。”
第二天，她們三人被帶到憲兵部接受審問。無論怎么審問，阿四還是那個誰也不認識誰也不相干的傻丫頭。無論問什麼，母親和張詠賢都回答“不知道”。後來，憲兵隊長拍打桌子，氣勢洶洶地問：“老太婆！你到底是什麼人？”母親說：“這還用問嗎？我是中國人啦！”後來，母親馮芝和詠賢姑娘，由憲兵部移交給了駐港日本海軍刑事部，阿四被釋放。
這以後，母親和張詠賢被囚於香港赤柱監獄，不準探視。日本海軍刑事部，最終對馮芝、張詠賢強加“間諜罪”，判處死刑。1944年6月22日，60歲的母親馮芝和19歲的詠賢姑娘，在香港加路連山遭日軍槍殺。
方姑沒有哭，她把眼淚藏在內心。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親。日本特務正在尋找馮芝的女兒、抗日激進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為符號已不復存在。有一位“方姑”，領導著港九市區游擊隊，展開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動。
在敵人眼皮底下脫險
方姑的機智與勇敢，在抗戰中得到很好的體現。
1943年，方姑在香港組建市區中隊，繼續支持抗戰。
1945年，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後階段，香港正處於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據大隊指示，組織市區中隊做好各方面的準備，迎接大反攻的到來。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軍憲兵部，突然傳出一陣急促的電鈴聲，緊急集合。值日官站出來講話：今天抓獲了三名游擊隊員，他們招供，頭目方姑正在香港島上。一個小時後出發，抓捕方姑。
站在隊伍里聽講話的有一名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李榮全，他知道“方姑游擊隊”在市區活動，以前憲兵部曾幾次抓捕“方姑”，屢屢落空。但這次，有叛徒出賣，“方姑”在劫難逃。李榮全感到事態的嚴重和緊迫，他抓緊這一小時的間隙，將訊息傳遞給了地下黨。
方姑此刻正在銅鑼灣，正在部署一項偷運武器的行動，卻意外得知游擊隊被叛徒出賣的訊息。方姑果斷決定，搶先敵人一步，指揮市區中隊全體安全轉移，但她自己卻晚了一步。憲兵警察封鎖各條大道，嚴密檢查過往行人，並逐戶搜查。不抓獲方姑，日軍不會罷休。
機智的方姑並不坐以待斃，她穿上幾件破舊衣服，用油污抹布在衣服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褲腳撕破幾處，隨後，又抓起菸灰在臉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來揩去，露出一副“髒兮兮”的臉來。她拿起一隻破舊竹籃，往籃子裡放了兩件破舊衣服，把自己的左輪手槍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幾塊孩子的尿布，又拿起一隻搪瓷碗，往裡盛了一些剩飯菜，一併放入竹籃。如此這般，她徹底成了一個衣衫襤褸、髒兮兮流落街頭沿街乞討的難民。
方姑拎起竹籃，走出大門。銅鑼灣街口，守著十幾名憲兵和警察。由於他們已經掌握了方姑在銅鑼灣的情報，這裡是他們搜捕的重點地段。
方姑一邊觀察一邊慢慢地走了過來。這時，有一輛黃包車拉著一位太太過來，旁邊又有幾個顯然是早上過來市區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區農民，現在正要趕回家去。方姑跟在這些人身邊，一起來到路口。他們全被憲兵攔住檢查。那輛黃包車上下來一位四五十歲的胖女人，憲兵圍住她看了又看，說了些什麼，就放行了。那幾個農民嘁嘁喳喳地說著話，嚷嚷著快放他們走。方姑和他們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籃上，裝作木訥地朝憲兵靠近。憲兵緊張嚴密地檢查著，看到這個蓬頭垢面、髒兮兮的乞丐在一旁礙事，厭惡地揮揮手，一個警察過來把方姑趕開，訓斥道：“快走開，別在這裡搗亂。”難民打扮的方姑依然木訥地通過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頭一看，發現已經超出了崗哨的視線，就加快腳步，跑得無影無蹤。
方姑脫險了。
通過日軍崗哨的方姑並沒有完全脫離危險，她必須儘快離開香港島。她知道，目前戰友們已經撤退集中在檳榔灣中隊部，叛徒知道那地方，日軍一定很快就會去檳榔灣掃蕩。現在最關鍵的是和敵人搶時間，自己必須要先回檳榔灣，帶領中隊全體連夜轉移。
在地下黨的幫助下，方姑順利找到一條小船，開往檳榔灣。
方姑在檳榔灣上岸的時候，已經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碼頭，人們歡呼著迎了上去。
第二天，方姑組織中隊全體人員圍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開會學習。講到母親和張詠賢被捕遇害的經過，方姑的聲音哽咽了，大家一片沉默。片刻過後，方姑舒了一口氣，說：“前天，我們有三名男隊員被捕。他們不如一位60歲的老太太，不如一位19歲的姑娘，他們出賣了我們。敵人要把我們一網打盡。但這次我們緊急行動，及時撤出市區。我們戰勝了日本鬼子，我們是不屈的中國人！”
忽然，嘹亮的軍號聲響徹雲霄。不是一支號音，是大隊部的幾名號手集體吹奏。勝利的號聲在天空迴蕩。接著，又響起了對空射擊的槍炮聲，不是爆竹，勝似爆竹。大隊部的多名通訊員，各人手舉一支臨時製作的彩色小旗，分別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聲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頓時，周圍村莊，鑼鼓喧天。
這天，是1945年8月15日。
次日，方姑回到香港，她獨自一人來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親的墓前。她向母親報告勝利的訊息。她匍匐在墓前，猶如投身母親的懷抱，第一次，痛哭了起來。
扯旗山下，香港市民在狂歡，慶祝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扯旗山上，方姑的哭聲在縈繞……
抗戰勝利之後，港九獨立大隊隨東江縱隊北撤山東煙臺，編入華東野戰軍。由於人員總數有一定限額，市區中隊僅有黃揚聲等數人隨軍北撤。方姑和大多數隊員仍然在香港各謀職業，與普通市民無異。
抗戰結束後，方姑以方蘭的名字，在香港以國小教師為職業，擔任中國
共產黨香港大嶼山區委書記，從事地下黨活動。1948年，中國共產黨黨組織
調方蘭到廣東工作，從此離開香港。新中國成立後，她歷任廣東省婦聯秘書
長、副主任、主任，中國共產黨廣東省顧問委員會委員。
20世紀80年代，在香港西貢區民間人士和旅英香港同鄉的捐款資助下，一座“烈士碑園”終於在風景秀麗的西貢軒竹灣落成。挺拔而又莊嚴的“抗日英烈紀念碑”，在民間留下永久的記憶。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方蘭和原港九大隊、市區中隊的老戰友們，集體赴港觀光。她徘徊在烈士碑園，仿佛又聽到了母親的聲音：“我是中國人啦！”
第二年(1998年)5月，方蘭病逝於廣州，享年77歲。
生平
方蘭 原名孔秀芳（1921-1998）女 香港人。
1998年11月4日在廣州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