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傳播學提出的概念、問題引發了大量的爭論。和其它人文和社會社學一樣，傳播學的每個學派或理論之間經常明顯對立，每個學派包含了很多不同的流派，就是學派的劃分、稱謂也很難統一；而且，傳播學的某些話語，經常未經適當的評估就被追捧為一種理論。例如，馬歇爾·麥克盧漢機智的比喻、尤爾根·哈貝馬斯“傳播(交往)行動理論”的建構，在傳播學的敘述中常被等而視之，使人們難以判斷哪一個更深刻地影響了傳播學的研究方向。正如法國傳播學者馬特拉所說：“沒有任何一個學術領域像傳播學這樣被很多人認為：這裡只有廣泛的想像，一切有待建設。”
概述
關於經驗-功能學派所以用這樣的稱謂，從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是根據多數人的生活經驗、感受來探索傳播現象，並且根據多數人的經驗以及某些先驗的認識，來確定傳播的社會功能。現在的教科書上，通常談到施拉姆(Wilber Schramm,1907-1987)說的“四大先驅”，即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1900-1976)、霍夫蘭(Carl Hovland,1912-1961)、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1902-1978)、萊文(Kurt Lewin，1890-1947。德文的姓“lewin”怎么發音也不該譯為“盧因”)這四個人。若從學派方法論的開創性看，前三位可以視為傳統的開創者。
萊文最早提出了傳播的“把關人”理論(若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問題，那就是：“什麼沒有說？”)，他的主要工作是社會學方面的群體動力研究。
拉扎斯菲爾德1940-1948年在美國三個縣進行關於傳播的調查。其中在俄亥俄州伊利縣(Erie)關於大選的調查報告《人民的選擇》發現：人們接受信息時存在選擇性注意和選擇性理解；傳媒的信息通常經過人群中的信息活躍分子(輿論領袖)再傳遞(二級傳播)；傳媒影響選民有三種模式，即活化(激發潛在的傾向)、強化(固定已有的意見)、轉化(影響缺乏主見的人)。將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的諸多因素滲透到傳播現象的研究中，從此形成傳統。
霍夫蘭在二次大戰後期和戰後，為美國軍方的戰時宣傳進行了一系列心理控制實驗，被研究對象達4000人。他提出了信息源條件、說服者條件、信息本身的條件、說服過程等諸多觀點，把說服過程當作日常生活經驗的重複來進行說服程式的設計。他談到，人們真正恐懼的不是已經確定的事實，而是不確定和無法知曉的事實。他的研究為後來各種社會想像的心理遊戲設計提供了思想基礎。
拉斯韋爾1927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是一次大戰中宣傳所使用的符號，並且一生關注著傳播問題。二戰中他提出，其後在1948年的論文《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中完善的傳播的“五W模式”，儘管有許多缺陷，但它的意義如英國學者博伊德-巴雷特(O.Boyd-Barrett)所說：“長久以來，這一公式幫助我們限定了傳播研究的基本問題。它的價值在於，它包含了對生產、內容、傳遞和客群的有力強調。”時至今日，它仍然是引導人們研究傳播活動的一種便捷的思路。在同一篇論文裡，拉斯韋爾還論證了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環境監測、社會協調、社會遺產傳承。第二年，社會學家默頓(RobertMerton)和拉扎斯菲爾德在他們的論文《社會理論與社會結構》中，提出傳媒具有的三大社會功能：賦予社會地位、強化社會規範、麻醉精神。關於傳播功能的研究，由以上幾位學者奠定了基礎，後來出現多種理論。
1949年，施拉姆將這些關於傳播的觀點加以整理。至此，經驗-功能學派的方法和理論框架大體形成。“傳播學集大成者”的頭銜對於施拉姆來說，僅在整理的意義上可以這樣說，他主要是一位傳播學教育家，在傳播和推廣傳播學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驗-功能學派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早期對“火星人進攻地球”事件的研究為例。事後，人們希望找出導致聽眾把廣播劇作為真實的新聞加以接受的心理條件和社會情境。於是，坎垂爾(Hadley Cantril)領導了這項研究，研究方法包括抽樣調查(前後共兩次，一次是CBS一周內的調查，920人；一次是一家輿論研究所6周后的調查，數千人)、個人訪談、報紙報導的分析(全國報紙3周內的1.25萬篇報導)。
調查通過各種方法的相互驗證，確認有大約600多萬人收聽了該劇，其中100多萬人受到驚嚇和發生連帶行動。排除其他因素，受到驚嚇的人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非常信任廣播；他們中的多數屬於低收入和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他們都相信專家；他們中的多數篤信宗教，因相信世界末日的到來而認為廣播劇是真的。沒有受到驚嚇的具有批判能力人，根據經驗，或與其他信息對照從而確認廣播的內容不是新聞。通過抽樣調查，從少數被調查者推論整體，其中設定一系列社會學的分類，諸如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等。加之個人訪問和對報紙報導的分析，從廣播聽眾所處的社會階層、信息接受差異，分析如何造成了他們對信息理解的差異，進而確定社會關係與客群對廣播的反應之間存在著一定關係，等等，這些就是經驗-功能學派基本的、經久不變的研究方法。通過探討一個變數與另幾個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從而幫助人們認識可以重複發生的傳播的某些規律性現象。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後，這個學派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傳媒的傳播效果展開。70年代以後，一系列更精緻的關於傳播者、傳播內容、傳播渠道、受傳者和傳播效果方面的新的理論假設和傳播模式出現，除了仍然注重短期傳播效應，同時也重視長期傳播效應，更多地顧及道社會環境、價值取向的動機對傳播的影響。形成了實驗(主要是控制心理實驗)、調查(主要是抽樣調查)、文獻分析、實地了解四大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比過去完善了，但依然是實證的。經驗-功能學派的認識前提是：確信整個世界是有序的；存在個人規律和社會規律；行為規律可以觀察和測量；任何行為都有可以理解的原因；行為可以匯總統計；經過科學論證的抽樣樣本可以推斷總體和依此預測未來。基於這樣的觀念，實證研究成為經驗-功能學派的基本研究方式，其特點是：研究對象必須是可以感知的傳播現象、對象可以被精確測量用以說明規律、規律性的現象可以重複、研究中嚴格保持價值中立，不先入為主。因而，這個學派得出的規律性“事實”來自被試者多數的經驗或體驗，或者如陳衛星所說：“事實是經驗的囚徒”。[4]實證研究對於分析具體的傳播現象是很有效的，能夠得出較明確的結論，也有助於處理現實的問題。這種方法是從牛頓的傳統物理學那裡，經過法國社會學家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的改造而在20世紀引介到傳播學的。但是，人不同於自然界的物，人具有複雜的思維和情感，一旦把物理學的研究方法用於與人的思維和情感相關的事物，就把複雜的東西不可避免地簡單化了。
經驗-功能學派具有杜威實用主義的明顯特徵：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他們認為，人類傳播學知識的可能性和可靠性，來源於多數人經驗的自明。它的研究方法是客觀的，形式上價值中立，但是被調查對象不會是客觀的，是有觀點和有情感的。鑒於這種研究方法的實證特點，經驗-功能學派的研究通常得到私人企業或政府的贊助，把學術研究和政治利益、商業利益相結合。因而，它的要旨是通過實證研究找到社會管理傳播的技術，或經營傳播業的技巧。它的研究成果表現為客觀的話語，但是同時無形中塑造著通過傳播的社會認同、制度性秩序。它實際上尋找的不是客觀真理(規律)，而是不同傳媒的客群某種共同認同的東西，以便更充分利用這種資源，達到最大限度的政治控制或最大限度的市場開發的目的。技術控制論學派工業革命之初，伴隨著機器的產生，人們對機器的神奇想像就開始了。18世紀法國哲學家拉美特利的《人是機器》便是這種意識的哲學反映。20世紀40年代，工業國家的報紙進入成熟的大眾化時代，電報、電話、廣播普及，兩次世界大戰中電子信息戰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通信設備發展的基礎上，藉助神經生物學剛剛取得的染色體遺傳信息的許多概念，“信息”轉變成為一種可計算的通訊符號，一種專門的信息數理理論得以誕生。如果說芝加哥學派關於傳媒形態對社會的影響還僅僅是一種假設的話，信息通訊理論則是傳播學技術控制論學派的直接理論來源。當媒介(機器)作為信息的載體越來越強大時，社會機器化，把人的行為按照機器活動的原理來理解或者努力讓機器擬人化，像人一樣思維和傳遞信息，人與機器對話，等等，這些暢想導致科學上的一些成果，諸如資訊理論、控制論、系統論等等，它們從自然科學角度論證傳播現象，不僅為經驗-功能學派提供了傳媒功能的認識模式，也啟發了一批又一批人文-社會科學學者關注媒介(機器)本身如何影響社會和人的發展，構成了傳播學的又一個方法論學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