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農工代表新農工有別於老農工，老農工指的是年齡在40歲左右或以上，受過初等教育或未受過教育的農民工群體，它們的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並且主要從事苦累髒活，以體力勞動為主，如建築業等。而新農工指的是哪些年齡在20-40歲之間，受過中等教育的農民工群體，他們儘管仍有相當一部分從事體力勞動，但主要轉向一些技術性勞動，而不單純以出賣體力勞動為生，因此，這代農民工群體顯出出了新的身份特徵，由此區別於老一代農民工而獲得“新農工”的命名。他們一方面在文化素質上高於老農民工，同時在與城市文明的融洽度是也迥然相異。“新農工”的命名在網路媒體上也有人稱之為“新生代農民工”，並且亦有人認為農民工這個辭彙本身含有天然的歧視意味，也就是說這個辭彙在傳播過程中由於某些原因而獲得了其特定的感情色彩，而不是一個純粹中性的辭彙，因此，“新農工”這個名稱一方面延續了農民工的本身含義，同時剔除了它不該有的感情色彩，可謂恰當而又確切。
刮目相看新農工
西裝、領帶，乾淨的儀表、沉穩的談吐……走進北京的一些勞務市場，來自各地的民工匯集在這裡，展示著自己。“我在三四個飯店乾過廚師，會炒川菜、魯菜、東北菜……你這裡每天‘流水’是多少？”來自河北的民工陳建國與一位女老闆交談著。
“如今的很多民工已不是以前的模樣了，有技術的多，見識廣，與城裡人談事情一套一套的……”北京站附近一家餐館的馬老闆深有感觸。
刮目看民工，如今變化多。“對民工的老印象確實要轉變了，不能再用‘老皇曆’。現在單從外表，很難區分車上的旅客是不是民工。”記者從西客站打的歸來，計程車司機蘇進侃侃而談。他對記者說，通過多年開計程車的經驗，發現民工主要有幾方面變化：
一是衣衫乾淨了。往常看見民工來打的，頭就疼。衣服髒不說，身上那股味，唉……如今，一個民工走在大街上，穿得整整齊齊的，你能認出來嗎？
二是編織袋少了，拉桿箱多了。前幾年，外地民工打車的還很少，而且打車時都肩扛手提地拎著大塑膠編織袋，我都擔心把車裡的椅套搞髒了。現在，民工打車很正常，而且很多民工攜帶的行李也變好了，大多換上拉桿箱，再拿上個小包，感覺瀟灑多了。
三是用語變了。以前打工的上來就嚷嚷：“到哪裡哪裡去，多少多少錢行不？”打個車特別心疼，對計程車也不大了解。現在，大多數民工語言確實文明多了，像“你好”、“謝謝”、“再見”等也常掛在嘴邊，對大城市的生活規則慢慢適應了。
四是有手機、尋呼機的民工多了。儘管使用網際網路的民工不多，但經常用手機、尋呼機的民工卻不少，通訊工具的廣泛使用幫他們擺脫了封閉的狀態。
“我們回到家鄉，村里人對我們也是高看一眼。”河北民工陳建國自豪地對記者說，“在外面闖蕩雖然不容易，但長本事了，我們村好多人從城市回來，利用學的技術乾出了一番事業。”
上東北、下廣州、進北京……在採訪中，記者發現許多民工都是經歷豐富，在多個城市務過工。“他們帶著希望走出家門，將掙得的錢帶回家鄉，也帶回了城市的文明。從客觀上，民工潮在全國範圍的流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推動了文明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譚深如是說。
新農工：新職場，新追求
“我是一隻小小鳥，我卻想飛得更高！”新生代農民工不再像第一代農民工把“進城掙票子、回村蓋房子娶娘子”作為進城打工的最終目標，學本事、長見識、改變人生命運、實現個人價值、提升社會地位，開始成為他們中很多人的新觀念、新追求。他們來到城市打工，不僅謀飯碗謀生存，而且謀事業謀發展；他們不僅被用人單位選擇，也主動自我選擇；他們不僅艷羨城市物質生活的富足，也渴望知識文化世界的豐富；他們不安於現狀和命運安排，而力圖通過個人奮鬥打通社會階層流動上升的路徑。他們的主體世界已經發生變化，“城市化中國”卻對這樣的新變化、新期待客觀上準備不足，應對滯後。
新追求：“全力以赴我們心中的夢”
今年3月的一個周末，在京城一家低檔的歌廳，半月談記者邂逅一群90後的外地打工者。外面飛雪正緊，夜已深深，這群少年卻剛投入一周勞作後的扎堆狂歡，啤酒壯膽，揮舞著麥克風高歌狂吼。“我和我追逐的夢擦肩而過，永遠也不能重逢”（劉德華）“他說風雨中這點痛算什麼，擦乾淚不要怕，至少我們還有夢”（鄭智化）“把握生命中的每一分鐘，全力以赴我們心中的夢”（成龍）……讓記者頗感驚訝的是，在兩三個小時的點唱中，他們唱得最多的除了情歌，便數勵志類流行歌曲了，而且唱得格外起勁，個個爭當“麥霸”。記者現場強烈感到，這是一群不甘於在城市邊緣和底層苟且生存的“追夢人”。
其中一個名叫王鵬鷹的少年，兩年前從皖北南下廣州打工，每月掙1300元，包吃包住，活也不累。但生來倔強的他還是決定辭職北上，來首都闖一闖。他連連嘆氣：“在廣州幹了兩年，每天重複同樣的簡單工種，感覺不到前途，沒有奔頭啊。閒下來就無聊得很，拚命上網，還是悶得發慌。我都18歲了，夜裡想想大好年華就這樣耗掉，真不甘心。我可以預料到，這樣幹個兩三年後，除了能攢個兩三萬，別的什麼也留不下、學不成，一點前途也沒有。那時，人都崩潰了，要錢又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說“夢想”是新生代農民工愛聽的流行歌曲中的關鍵字，那么“前途”二字便是出現在他們與人交談中的高頻詞。20歲的杜翔宇來自河南農村，剪著時髦的髮型，穿著耐克運動鞋，完全看不出與城裡同齡人的區別。“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我們這一代吃苦能力可能是有所下降，更注重消費和享受了；但是，如果與城市中的同齡人相比，我們的吃苦耐勞絲毫不差。老人們總是說我們‘這山望著那山高，對工作挑三揀四’，但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們想得更多。賺錢雖然重要，但前途更重要。”杜翔宇得意地對記者說，“通過參加培訓班和不斷充電，我現在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主要負責電腦系統安裝，雖然剛開始乾，工資不高，每個月只有１５００塊錢，但我看重的是能夠學本領，有前景。等各方面能力具備了，我打算自己創業開公司。”
喬志遠從遼寧錦州高中畢業後輾轉北京等多個大城市打工。酷愛玩電腦的他在找工作時並沒有把工資待遇放在第一位，而是瞄準了與計算機相關的崗位，參加了自學考試。“作為年青一代的農民工，我們所承擔的家庭經濟負擔較輕，擇業時現實待遇往往不是放在首位的，而更看重發展的機會和職業的前景。”小喬在表達自己的追求時，胸有成竹。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中僅有的3位農民工之一，胡小燕坦言自己挺佩服80、90後農民工。“與我們這些上世紀７０年代出生的農民工相比，他們身上具有很多優點：眼界開闊，對新技術、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強；有強烈的自主意識和權利意識；更加注重個人長遠的成長空間。”
新階梯：打工仔照樣可以晉升管理層
事實上，在新生代打工大軍中，已經有愈來愈多的人員靠奮鬥和歷練逐步改變了地位，躊躇滿志地躋身於“技術骨幹”或“中層管理者”一族，初顯城市“小白領”的體面。儘管這類人比例還很小，但起到的榜樣激勵效應很大，讓那些初來乍到的打工仔有了奔頭。
精幹的打扮，鋥亮的皮鞋，眼前的孫恆給人的印象自信而幹練。19歲從安徽老家到北方大城市打工那天起，孫恆便將實現更好發展作為自己的追求，最終成為一家製衣企業的結構設計部門主管。如今已２９歲的孫恆感悟道：“打工不能僅僅靠吃力氣飯，必須有一技之長，這才是最大的發展資本。剛來時在流水線上乾操作工，工資只有１０００塊錢，但我始終不甘心這樣幹下去。省吃儉用有了一點積蓄後，我自費到服裝學校進修服裝設計，並在３年後被提升為部門主管，現在每個月的工資有三四千塊錢。”
的確，和第一代農民工大多靠賣體力在城裡打拚不同，在新生代農民工看來，有一門技能，就等於有了金飯碗；而有了“人有我優”的現代技能，就等於給自己的跨越式發展搭好了上升階梯。
在天津金達製衣有限公司的宿舍樓里，來自河北邯鄲永年縣農村的王曉霞，一邊聽著ＭＰ３，一邊將數位照相機里的照片往筆記本里傳。今年２４歲的王曉霞是天津一家企業的輔料庫主管。倉庫的進出貨管理全部實行信息化管理，為了競聘這一崗位，她用攢下的錢購買了筆記本電腦。她只有國中文化，特別想再攢點錢，繼續進修，取得更高的文憑或有價值的職業技能證書。
天津市建工集團工會主席畢志純說：“新生代農民工比上一代文化程度高，見識多，更注重職位晉升和價值實現，更想在城裡有一個體面的生活。”
新職場：時興職業也開始眷顧新生代農民工
體面，不僅存在於企業內部的晉升上，還存在於社會各行業美譽度和尊榮度的選擇中。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發力和社會化分工的趨細，在加工製造業和家政、保全等傳統服務業之外，一部分洋溢著現代氣息的時髦職業也成了某些新生代農民工的職場新選擇，不再是一些城市青年的“專利”。
當保全，曾是很多厭倦掏體力乾重活的農民工的憧憬：衣著齊整，出入人前，有精神，有派頭。而今，許多保全公司卻苦於農民工保全流動性太大而應對無策。經父親在北京的部隊戰友介紹，18歲的于海濤去年從山東臨清來到一家中央級新聞單位當上保全。開始他還覺得挺新鮮、挺體面，但不到半年便發現，和他一同站崗值勤的其他省的90後農民工走馬燈似的走了好幾撥。于海濤對半月談記者說：“由於人手缺，好多天都是一個人頂兩個人的班，站12個小時的崗。北京冬春，下了10場雪，經常是夜裡剛躺下沒幾個小時，便又被催起冒雪值勤。而工資又不見漲，每月還是千把塊。我可能幹不到今年底，也得另找更有出息的新興職業，用雙手設計屬於自己的未來。雖然暫時貧窮，但年輕就是資本，就有希望。”
據介紹，同樣是山東籍的一名80後農民工魯鑫，五六年前闖北京時也是靠當小區保全起家，後來試了好幾個職業，最終鎖定了一家民營文化傳媒公司執行統籌一職。雖然只是幫老闆打下手，但每年要操辦各種很有挑戰性的項目，與各界名流打交道，他收穫很大，自認為“長了見識，找到了自我”。
每天感受著日益變化而多彩的城市風景線，時裝模特等相當另類的時尚職業也悄然映入新生代農民工的視野。21歲的孟憲傑畢業後離開秦皇島老家，通過親友介紹，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食堂上班。一次偶然從時尚雜誌看到招聘時裝模特的信息，他抱著試試看的心理，前去應聘。1米88的身材，陽光的外形，很讓拍攝方滿意。為了達到更合適的出鏡效果，小孟決心堅持健身，還要提高文化品位，訓練出高雅氣質。
半月談記者調查中發現，新生代農民工在擇業範圍擴大、工種日益多樣的同時，擇業創業的自主性、獨創性意識也在普遍增強。眉清目秀的周立影在北京她叔叔開的一家網店工作了三四個年頭，已能熟練自如地使用電腦進行網上客服和發單配貨。她向半月談記者透露，今年上半年自己忙著開一家少女服裝網店，而老家那邊總催促她回去相親。她不想讓無聊而尷尬的相親耽誤了自己創業，也不想匆匆把自己嫁了。業未立，她可以創；家未成，她只有等待。她默默觀察到，北京人結婚很晚，而她才20歲，有耐心能在北京找一個真正“懂”她的另一半。
新需求：渴望繼續教育和技能培訓“提素”
教育和因教育獲得的技能、素質，無疑是現代社會主導底層民眾向上流動最重要的機制。“大批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城市，技能和文明素質的高低決定著他們的就業穩定性、擇業的競爭力和發展空間，也關係著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實現階層流動。”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郭金興博士說，幫助新生代農民工全面“提素”，既是個體發展的需要，也是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重要支撐。
2008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在外出從業勞動力中，國中及國中以下學歷占到９０％，整體素質相對薄弱。南京師範大學實施的“蘇南蘇北新生代農村進城務工青年價值觀研究”調查也顯示，新生代農民工渴望脫離土地和農業束縛，轉變自身定位，對接受繼續教育的渴望十分強烈。
上海電視大學近30%的學生是農民工。上海打工者成立的第一個讀書組織——“外來建設者讀書會”負責人胡一心始終難忘的一件事是：一位名叫丁進軍的江蘇青年因為工作調整到上海遠郊金山，依然堅持騎車4個小時趕到虹橋參加讀書活動，每次讀完書回到金山，已是凌晨兩點多……每次講起這個故事，胡一心都不免感嘆：“新一代農民工的求知慾是何等旺盛！”
然而，從全國範圍看，當前對農民工的繼續教育和職業技能培訓普遍重視不夠，投入不足，體制不順，效果不顯。當前，為農民工提供穩定就業服務不是“硬指標”，又不能很快表現為政績，往往不被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重視，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服務政策弱化，對農民工在城市創業的扶持更欠缺。
參加過幾次培訓，農民工喬志遠搖頭說，一些培訓內容設定與實踐脫節，與農民工就業實際需求脫節。農民工被動接受政府提供的培訓，可選擇空間不大，農民工普遍感覺“用不上”，“學了也白學”。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黃曉燕博士說，企業培訓具有針對性和實用性強的優勢，但目前企業在農民工培訓中存在缺位，積極性沒調動起來。
在深圳一家4S體驗店，未滿20歲的陳怒與店面經理侃侃而談，他的目光巡視著4S店中的名車，並一一指出賓士、寶馬發動機故障該如何處理。儘管汽車技術書籍很貴，陳怒還是每周省下一頓早餐錢，幾元幾元攢起來買書。他很希望公司能有這方面培訓，但“公司只在乎掙錢，不會管你的夢想”。
由於缺乏相應的知識技能，新生代農民工往往難以獲得良好的發展空間。南開大學博士生劉敬威在“三農”專家劉純彬教授的指導下，通過對500餘位返鄉的年輕農民工走訪和問卷調查發現，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年，相對較低的文化層次決定了他們在城市屬於就業弱勢群體，多屬於“非正規就業”，從事的多是收入低、無保障、勞動強度大、工作環境差、不穩定的職業。
為滿足新生代農民工的發展新期盼和提升文明素質的新需要，城市和政府應將新生代農民工納入農村中等職業教育範圍，將農民工培訓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繼續加大資金投入，加大在繼續教育、現代技能培訓等方面的服務供給力度，幫助他們不斷提升和積累人力資本。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半月談記者在廣東代表團會議現場聽到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省長黃華華承諾，廣東每年拿出7個億，專門用於農民工的培訓。
投入有了，培訓什麼？以什麼方式培訓？應設計適合農民工特點和實際需求的學制和教學內容，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工廠、開發區、社區辦學校（如民工夜校），由政府給予全額免費培訓，或者發免費教育券。尤其是當前我國的農民工已出現了明顯的分層，應分類提供個性化的教育和培訓服務。例如，對有創業想法的農民工進行項目選擇、經營管理、市場行銷等方面的培訓指導，對有一定知識技能的農民工進行專業技校的系統教育。
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認為，目前我們對農民工的培訓只停留在淺層，讓他們學會一些簡單技能，有口飯吃就行。但是新生代農民工已發生了巨大變化，更注重個人發展，企業需要更有吸引力的東西才能留得住他們。“在中國，很少有人關注農民工的職業生涯設計、能力建設和心理疏導，表面的職業培訓不是新生代農民工想要的，他們有向上的渴求，政府和社會也應該加強發展方面的培訓，為其創造向上發展的渠道和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