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
改革背景
1905年革命後，俄國農民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求日益強烈。為維護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發展農村中的資本主義、防止革命，斯托雷平制定了新的土地政策。1906年11月22日，公布了《關於對農民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現行法若干補充規定》的法令，準許農民退出村社。每個農民可以取得村社的份地作為私產，並允許出賣。村社撥給退社農民的土地必須在一個地段內,使之可以成為獨立田莊或獨家農場。政府通過農民銀行貸款給富裕農民，作為購買土地和建立農場之用。這個法令經過修改和補充，分別在國家杜馬和國務會議獲得通過，並於1910年 6月27日由沙皇簽署，成為正式法律。1911年 6月11日，他又公布《土地規劃條例》，規定份地不論是否預先確定為私產，凡是實行土地規劃的地方，都自動變為私產。1906～1915年期間，有 200餘萬戶農民退出村社。其中大多數退社貧苦農民由於缺乏農具和資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價出賣給富農。斯托雷平廣泛實行移民政策，把不滿沙皇統治的農民遷往西西伯利亞、遠東和突厥斯坦草原等邊遠地區。自1906～1910的五年間，共遷出了250萬人。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破壞了傳統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了農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農奴制殘餘依然存在，農村階級矛盾更加激化。因此，未能防止俄國革命的爆發。
鐵腕改革
在大動盪的背景下，斯托雷平被任命為總理大臣。他聲稱在“一個人病危的時候就要進行以毒攻毒的治療”，對恐怖分子的血腥暴力行為，絕對不能姑息。針對農民再次挑起的“分家不公”的訴求和反抗，斯托雷平毫不手軟堅決鎮壓，絞死或者流放數千名暴亂者，“斯托雷平的領帶”（代指絞索）在俄國飄揚……
當第二屆杜馬不通過土地改革措施，他策劃“六三政變”，直接驅逐國家杜馬議員，將65個代表逮捕並流放到西伯利亞，他輕蔑地談論“他們（議員）需要大動盪，我們需要大俄羅斯！”，“憲政、人權並不能帶來秩序，鐵腕手段才是解決之道。”他還把選舉權的門檻提高，僅僅限制於富人及貴族之中，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幫助那些窮光蛋逃避那些他們並不真正想做的事情”，政治上的穩定才有可能。他拒絕向追求憲政的自由派妥協，而代之以推動省和縣行政機構的改革，來擴大省長的權力和政府的權威，擴大縣長的權力來取代地方自治領袖。斯托雷平在1909年10月1日對《伏爾加報》說到：給國家20年的安定，俄國會變得你們辨認不出來。而將斯托雷平作為偶像的普京在一個世紀後則別有深意的模仿道：“給我20年的時間，我將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
他將最大的熱情投向村社與土地。在他看來，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心頭肉”，而村社土地則是“眼前瘡”，切不可“剜肉補瘡”。如果每個人都是私有者，大家就成為“一條繩上的螞蚱”，農民不滿的根源也就消失了。換言之，既然“家長”分家分得不公正，那乾脆讓“長子”（富農）帶頭分家，站在家長這一邊，這樣其餘子女即便有意見也無力反抗。
為了扶持“長子”，斯托雷平1906年11月22日發布法令，允許各農戶退出農村村莊，自己份地通過贖買歸其個人所有。針對貧戶農民破產無力償還的土地，國家將其集中起來，通過成立農民銀行向富農貸款鼓勵其兼併，而且按照1906年8月12日和27日命令，農民銀行賣給富農的土地售價必須比標價低20%。國家鼓勵成立集體農莊和單獨田場，並推動農業技術的發展。經過這一系列措施，土地集中程度進一步提高。針對無地的農民，斯托雷平一方面推動他們進城成為工人，另一方面引導他們遷往西伯利亞開發土地。
斯托雷平的改革受到巨大的壓力，在上任總理一個月後就在總理別墅遭到嚴厲的恐怖攻擊，最後死亡27人，重傷32人，包括他唯一的三歲兒子和一個女兒。他秉承“我們痛苦地處決少數人，是為了防止血流成河”的理念，依舊堅持改革，繼續深化嚴苛的政策，創造了臭名昭著的斯托雷平恐怖時代。
改革效果
經濟
不可否認，斯托雷平的鐵腕措施確實收到了經濟上的奇效。 其中煤產量增長121%，棉花加工量增長62%，出口總額增長112%，國民收入增長78.8%，人均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值，超過整個史達林時期，而俄國的糧食產量超過了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國糧食產量的總合，成為歐洲最大的糧食出口國。如果聯想到蘇聯長期作為世界第一大糧食進口國，這個成績更顯得難得。誠然，斯托雷平通過“先穩定，後改革”創造了沙俄經濟史上的黃金奇蹟，但是他認為經濟的富足自然帶來政治上的自由，他阻礙憲政進程，試圖通過經濟的增長和穩定的秩序換取人們的支持，卻心愿落空。俄國嘗到甜頭的同時卻種下了酸果。
貧富差距
實際上，經濟的發展導致更大的貧富差距，村社的解體讓封閉的農民逐步看到更加廣闊的世界，也讓他們對政治生活更加關注。但是斯托雷平拒絕根本的“政治改革”，漠視民眾的訴求，各項措施以權貴利益為本位，不敢觸動既得利益集團，改革實際上是有權勢的私有者對無權農民的又一次剝奪，給農民帶來沉重的苦難。而貴族和地主也認為改革剝奪了本屬於他們的利益。最終導致地主、民主憲政派、革命派、民粹派、農民等左右各派均反對，甚至沙皇也不滿意他的改革，與之關係緊張。每次覲見沙皇時，斯托雷平在公文包上都寫好了印上當日時期的辭呈，“時刻準備接受聖上旨意的突然改變”。如果不是皇太后的干預，斯托雷平在1911年春就被沙皇趕出了朝廷。
局限性
然而由於社會中固化的利益衝突，即便在斯托雷平的鐵腕下，原有體制下的繼續改革也變得越來越難，社會發展進入一個瓶頸期，民眾中不滿和敵對情緒激烈，斯托雷平在劇場陪同沙皇看戲時被一個對社會心存怨恨的民粹分子殺死，最終未能逃開他人生的第十一次刺殺，在遺憾中飲恨而終。
在他死後，社會控制驟然弱化，兵營之中革命學說流行，士兵人人思變；知識分子遠離政治，而一個粗俗淫邪、不學無術的農民卻堂而皇之成為沙皇夫婦的座上賓，甚至能夠決定俄國在一戰中的軍事決策：俄國軍隊在一戰中直接使用明碼傳播軍事信息，並對採取“暗碼”感到無法理解。凡此種種都反映了俄國統治制度的衰朽和管理的混亂，也預示著一場更大烈度的暴風雨即刻到來。斯托雷平的改革沒能解救俄國，最終只能以悲劇收場，同樣悲劇的還有他自己，以及俄國的歷史與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