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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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有一句話非常流行，成了許多人給自己提氣鼓勁的口頭禪，道是：“態度決定一切”。我疑心發明這口號的人，不是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便是諸事順遂的幸運兒。
作者簡介
1963年出生。陝西延安市富縣人。文學博士、學者、批評家。做過大學教師和出版社編輯，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有專著《寧靜的豐收——陳忠實論》、《小說修辭研究》、《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必要的反對》、《小說的紀律——基本理論與當代經驗》及《文學因何而偉大》等。曾獲“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文藝爭鳴》優秀論文獎、《南方文壇》優秀論文獎、《北京文學》文學評論獎、《上海文學》優秀論文獎；《寧靜的豐收》和《必要的反對》分別獲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小說修辭研究》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第一屆勤英文學獎·青年學術獎”。
論文學的態度（代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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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qzonerenrenkaixingdoubanmsnemail李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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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有一句話非常流行，成了許多人給自己提氣鼓勁的口頭禪，道是：“態度決定一切”。我疑心發明這口號的人，不是涉世未深的年輕人，便是諸事順遂的幸運兒。他不知道，如果客觀條件不成熟，縱然有“積極的態度”，也是什麼事情都辦不成的。而“態度”一旦擺脫理性的制約，一旦失去智慧的引導，便很容易淪為盲目的熱情和瘋狂的衝動，甚至會帶來可怕的災難和嚴重的後果。這種把“態度”強調到極端的唯意志論者所帶來的災難，我們經見得還少嗎？
然而，檢視舊作，編列舊文，我發現，自己雖然不是現實生活中的“態度決定論”者，但在談論文學問題的時候，卻頗有“態度決定論”的嫌疑，那明顯的證據，便是“態度”以及與之相近的概念，在我的行文中多有出現。這無疑彰顯出我的這樣一個看法：文學本質上是一種具有態度性、選擇性和評價性的精神現象；不存在無態度的文學，只存在態度內斂或外顯、正常或病態的文學。
態度決定著一個作家的文化影響力和受尊重的程度。只有那些在寫在中態度真誠、善良、勇敢和正直的作家，才能獲得人們由衷而持久的尊敬。有誰見過一個作家，沒有是非心，沒有同情心，沒有正義感，卻受到了讀者長久而普遍的熱愛和尊敬？那些聰明、有才氣但不夠真誠的作家，可能會成為人們一時的話題，也可能會獲得一時的利益和虛假的榮耀，但是，很難獲得讀者的讚賞和不朽的光榮。也許正是因為看到了這一點，托爾斯泰才如此強調態度的重要：“任何藝術作品中最主要、最有價值而且最有說服力的乃是作者本人對生活的態度以及他在作品中寫到這種態度的一切地方。”他的這一論斷，是經驗之談，也是樸實的真理：作者的態度照臨寫作的全過程，滲透到作品的細節里，進而影響著讀者的精神生活。當然，為了獲得理想的美學效果，作者的態度通常是隱含在作品之中的，像水中之鹽，你未必看得見它的影子，但卻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
寫作態度的重要性，尤其見之於文學與規約力量發生衝突的時候。從寫作與外部壓力的關係看，作家不得不在兩種不同態度的寫作中間做選擇：一種是主動的寫作，一種是被動的寫作。主動的寫作是指作家在面對壓力和阻力的時候，仍然能真實地敘述自己的經驗，仍然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思想；為了真實而自由地寫作，那些人格獨立的作家甚至會選擇需要付出代價的“薩米亞特”寫作方式（就像索忍尼辛和帕斯捷爾納克那樣）。相反，被動態度的寫作則是妥協和服從的寫作，是用“利益原則”取代“真理原則”的寫作，是沒有方向感和意義感的寫作。由於外部的壓力總是存在的，所以，對於文學寫作來講，這種主動的態度，就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上頁下頁論文學的態度（代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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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aqzonerenrenkaixingdoubanmsnemail態度對人的行為和社會生活的影響如此深刻和巨大，以至於安·蘭德乾脆以它為尺度，將人分為“主動者”和“被動者”。在寫於1944年的《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中，她深刻地揭示了“主動者”與“被動者”的本質區別與社會功能：“主動者”是生產者，是創造者，是發明者，“任何有益人類的工作——從堆砌磚瓦到創作交響樂，都是由主動者來完成的”；而“被動者”則遍及社會各界層，“這種人的標誌就是他對獨立的恐懼。他是寄生蟲，希望被別人照顧，希望別人給他指令讓他服從”。她最後的結論是：“如果社會以被動者的需要為根本，主動者就會毀滅，可是主動者毀滅之後，被動者也無法生存。如果社會以主動者的需要為根本，主動者就會憑藉自己的能量與被動者攜手同行，讓他們和自己和整個社會共同進步。這就是所有人類進步的模式。”她的理論適用於對一般的社會行為的研究，尤其適用於對文學寫作本質的闡釋——沒有主動的態度，人們就不可能創造出真正意義上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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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當代文學駸駸乎進入了“冷敘事”的時代。人的主體性和內心感受，人的社會訴求和政治願望，都被“符號”和“話語”遮蔽掉了。從情感和態度的角度闡釋文學，已經成了過時的方法，而將關注的焦點對準客觀的“形式”和“模式”或者巨觀的“文化”和“語境”，則被認為是更有效的研究策略。
然而，文學是與情感和態度密切相關的精神現象。其中，愛的態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幾乎所有俄羅斯的優秀作家都明白這一點，都能以愛和同情的態度來寫作。維吉尼亞·伍爾夫在《現代小說》一文中，這樣評價俄羅斯作家：“在每個偉大的俄國作家身上我們都可以發現聖人的特徵，如果同情他人的苦難、熱愛他人、努力達到某個配得上最嚴格的精神要求的目標，這些特點構成了聖人的品質的話。他們身上的聖人氣質使我們為自己的世俗卑瑣而羞愧，使我們那么多小說變成了虛飾和兒戲。”正是這種“聖人的品質”和愛的情感賦予俄羅斯文學以豐富的人情味和強烈的感染力。
中國文學無疑多有“羔雁之具”的功利主義文學，多有“代聖人立言”的官僚主義文學，但也有反對“寡情而鮮愛”傾向的聲音，也有“詩者根情”的文學思想。我們的文學也許缺乏俄羅斯文學的基於宗教精神的博愛，但關心民瘼，同情“百姓”，卻是中國文學由《詩經》和“楚辭”肇開端緒的寶貴的精神傳統。司馬遷的《史記》便是體現這一傳統的偉大典範。
從愛的態度來看，司馬遷的寫作是達到了很高境界的。揚雄看見了太史公的“多愛不忍”，但卻將他的“多愛”局限在“愛奇”的範圍里（《法言·君子篇》）。事實上，司馬遷之所“愛”，在“人”不在“奇”，在此不在彼。他固然欣賞“非常之人”，但從不鄙視“尋常之人”，甚至可以說，對普通人的愛和同情，才是他寫作的最基本的情感態度。在他的寫作中，百姓的命運和福祉，是頭等重要的大問題；他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看他是否體恤百姓。“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為本。”《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里曲終奏雅的這句話，實在就是司馬遷寫作的道義基礎。誰能對百姓施仁義，一切以百姓的福祉為歸依，誰就值得尊敬；誰對百姓凶暴無情，誰拿百姓不當人，誰就應該受到譴責。所以，在《蒙恬列傳》中，司馬遷同情蒙恬的不幸，但不能原諒他對百姓的無情，認為他“阿意興功”、“固輕百姓力”，在“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這樣的大事情上，未能恪盡厥職，犯有不可原諒的罪錯，所以，“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而他之譴責秦始皇和漢武帝，也是因為他們自私而貪婪，好大而喜功，完全不顧百姓的死活，肆意揮霍百姓的生命，給他們製造了太多的麻煩、痛苦和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