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創刊，初為雙月刊。7月1日，童書業在第2期發表《中國封建制的開端及其特徵》，提出了中國封建社會開始於西周的觀點，在學術界拉開了曠日持久、影響深遠的中國古史分期討論的大幕。9月1日，趙儷生在第3期發表《武訓當時魯西北人民的大起義》。這是《文史哲》發表的第一篇農民戰爭史研究的論文。隨後又發表大量農戰史研究論文，使《文史哲》成為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農民戰爭史討論中一個令人矚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發表《典型人物的創造》，這是《文史哲》最早發表的一篇在校學生的論文，也是李希凡公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文史哲》善於“扶植小人物”的傳統由此發端。
老照片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發表《與童書業先生論亞細亞生產方法問
題》，提出有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古代東方奴隸社會說”，引發學術界熱烈討論。7月1日，為配合思想改造運動，第4期發表了一組“思想改造”文章，標誌著這一時期學術思想開始巨大的轉型。11月1日，蕭滌非在第6期發表《學習人民語言的詩人——杜甫》。這是《文史哲》發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論文，其後，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關注的重點之一，成為刊發杜甫研究成果的一個主要園地。
從1953年第2期開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學報委員會領導編輯出版，成為“山東大學學報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雜誌社”宣告“於二月一日結束”，編委會也進行了改組。1月1日，第1期發表楊向奎的《中國歷史分期問題》和吳大琨的《論前資本主義地租的三種基本形態》，分別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殊經濟形態說”和“過渡形態說”。
1954年雜誌由雙月刊改為月刊。1月1日，陸侃如在第1期發表《什麼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提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學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發表《略談“水滸”評價問題——讀張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廬的勇氣對著名歷史學家張政烺的《宋江考》一文進行了批評。5月1日，羅爾綱在第5期發表《與葉菲莫夫教授談太平天國問題》，提出了國內史學界未曾有人提過的太平天國年代問題。7月1日，第7期開始連載陸侃如、馮沅君撰寫的《中國文學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長達18期，被稱為“學術期刊史上也是一個創舉”。9月1日，李希凡、藍翎在第9期發表《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在全國引發了一場《紅樓夢》研究的大討論、大爭鳴。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開始連載蕭滌非長篇論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詩研究的地位一舉奠定”。
1959年1月雜誌停刊。1961年8月停刊兩年的《文史哲》雜誌復刊，由月刊改為雙月刊，編輯部工作由劉健飛負責，劉健飛調回山大歷史系後，由孫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
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後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澤東發出《關於恢復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為什麼不恢復，像《哲學研究》、《歷史研究》，還有些學報？不要只是內部，可以公開。無非是兩種：一是正確，一是錯誤。刊物一辦，就有鬥爭，不可怕。” 隨後，山東省革委會責成山東大學籌備《文史哲》復刊，並改為季刊，由劉光裕擔任編輯部副主編，主持工作。。據劉光裕《1973年〈文史哲〉復刊的回憶》透露，這次復刊“是中央決定後通知學校的，並不是學校自己決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復刊號發行，征訂數高達令人吃驚的72萬份，為全國所僅有。但由於紙張供應缺乏，只得限量發行，實際印刷24萬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學調入山東大學工作，任《文史哲》主編。1977年11月，陸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發表《與劉大傑論杜甫信》，對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一書用“儒法鬥爭”來貫穿中國古代文學史、尤其是曲解事實強把杜甫安排為法家的做法進行批駁。本期雜誌還刊登了蕭滌非《清算“四人幫”破壞毛主席關於批判繼承的原則的罪行——評梁效〈杜甫的再評論〉》，對“四人幫”為了適應篡黨奪權的需要、硬把所謂“儒法鬥爭”擴展到文學史領域、唆使他們的御用寫作班子搞所謂“文藝史上的儒法鬥爭”進行批判。在《文史哲》上進行的“杜甫研究”討論，被學界看作是“文革”後杜學復興的標誌。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作者胡福明撰寫的《理論不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以及華飛的《從實踐的特點談真理的標準》，展開“真理標準”討論。此後，《文史哲》開始大幅度轉換辦刊方向，由政治鬥爭的工具復歸學術本位，刊登了一批有著廣泛影響的學術論文，辦刊質量大為提高，逐漸恢復了“文革”前的聲譽，對推動“新時期”學術復興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從由限國內發行改為公開發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發表了一組紀念“五四”的論文，慶祝“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從本期開始，《文史哲》開始出現英文目錄，並開設了《文史哲》創刊以來的首個連續性專欄“現代美國文學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雙月出刊改為單月出刊，篇幅從每期80頁增至104頁，並從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過去那樣隨意增減頁碼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為紀念《文史哲》創刊35周年，《文史哲》編輯部和山東大學青年社會科學工作者協會聯合在山東大學舉辦“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學術討論會”。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現內容提要。
簡介
《文史哲》本刊作為一家學術名刊，至今在同類刊物中仍然保持著三項殊榮，創刊最早，發行量最大，出口量最多，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這家以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而知名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一向以學術為本位，以創新為生命不斷發掘新的選題，展開新的色鳴，受到國內外讀者，作者的高度關注及好評。
創辦人
《文史哲》《文史哲》創刊於1951年5月，個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創辦《文史哲》的關鍵人物是華崗。華崗（1903——1972），浙江省龍游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黨內宣傳部門高級職務。抗戰初期，因公開指斥王明錯誤而被王明撤掉《新華日報》總編輯之職；以後歷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長、中共上海工作委員會書記等職，並任雲南大學社會學教授。1949年9月，華崗應召從香港赴北京參加政協會議，途中因健康原因滯留青島，經中共山東分局向中央請求暫留青島工作。接著，擔任山東大學(微博招生辦)校長、黨委書記，直至1955年蒙冤入獄。他任山大校長之前，有重要著作如《1925——1927年中國大革命史》《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社會發展史綱》等，都早為國人熟知。林默涵在1982年著文說：“中年以上的人對華崗同志是很熟悉的，許多人跟他一起工作過，更多的人讀過他的著作。他是一個革命活動家，又是著名的史學家、哲學家。”華崗既是黨的高級幹部，又是著名學者。他任山東大學校長的五六年間，成為山東大學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創辦《文史哲》，是華崗對山大的重要貢獻之一。
辦刊宗旨
《文史哲》是新中國第一家高校文科學報。創刊伊始，《文史哲》即堅定不移地恪守“學者辦刊”的宗旨，不遺餘力地推進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事業的發展。1951年夏，時任華東軍區司令員兼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元帥在上海的一次大會上曾說：“山東大學創辦《文史哲》是開風氣之先，繼續辦下去，一定可以引起全國各大學的重視。”從創辦至今，《文史哲》的海內外發行量，一直穩居全國高校文科學報之首，因而成為中國大學學報的品牌。
《文史哲》側重於中國古典學術研究，古典性和高端性是其所著力打造的特色；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其一貫的辦刊風格，尊奉“昌明傳統學術，鍛鑄人文新知，植根漢語世界，融入全球文明”則是其始終不渝的辦刊宗旨。《文史哲》的最終目標，是傳承本土人文研究的學統，進一步深入世界漢學學術圈，躋身世界漢學名刊之林。
《文史哲》的第一任主編楊向奎先生曾說：《文史哲》的目標是：“（1）辦好刊物，繁榮學術；（2）培養學術人才；（3）發現學術人才。”把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作為辦好《文史哲》的十分突出的目標。他又說：“刊物的編者如同伯樂，在萬馬奔騰中能夠識別良否不是容易的，絕不能以名取稿，而要在平凡中發現珍奇。”“社會科學的刊物好像自然科學的實驗室，沒有刊物的學校與研究機關，研究成果無處發表，得不到學術界的評價與支持，這種成果也就永遠得不到檢驗的機會，結果會枯萎了。可以說刊物是培育學術的泥土，沒有刊物，就不會有學術的繁榮。” 在《文史哲》創刊35周年之際，楊先生又發表《發現人才，培養人才》一文 ，專門談《文史哲》發現人才、培養人才方面的問題。他說：“我給《文史哲》編輯部韓凌軒同志的一封信中說，編輯是最有意義的工作，他可以培養人才，發現人才，對於中國的四化建設，作出直接的貢獻。編輯是伯樂，千里馬有待於他們的培養和發現。可以回想一下，現在在文科各方面有名的學者專家，當他們的青年時代，還在讀書的時代，《文史哲》曾經是他們中間某些同志發表文章的場所。”
雜誌影響
不論是當年盛開在《文史哲》上的“五朵金花”、名噪一時的“《紅樓夢》大討論”，還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文化史”討論，抑或是21世紀初的“疑古與釋古”的討論，無不貫穿和體現著《文史哲》挖掘潛在熱點、引領學術潮流的辦刊旨趣。而今，《文史哲》更是以日趨成熟的體制化的思路，通過策劃主辦系列“人文高端論壇”的方式，發掘熱點學術選題，搶占潛在學術制高點，密切編者、作者情感。該系列 “人文高端論壇”，以小規模、高層次、大動作為特點，以人文學術的焦點、前沿問題為內容，通過系列探討，旨在引領學術風尚，推動學術發展。自2008年至2010年，先後舉辦了“中國文論遺產的繼承與重構”、 “傳統與現代：中國哲學話語體系的範式轉換”、 “秦至清末：中國社會形態問題”等三個高端論壇，在人文學界引起極大反響，知名學者爭相參與。2011年度“人文高端論壇”的選題也已經確定，前期籌備工作業已展開。該系列 “人文高端論壇”，已然成為《文史哲》的品牌性和特色性舉措。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文史哲》向以“扶植小人物，延攬大學者”而知名。置身全球化時代，《文史哲》更以“昌明傳統學術，鍛鑄人文新知；植根漢語世界，融入全球文明”為宗旨，以學術為本位，以創新為生命，不斷發掘新的選題，展開新的爭鳴。《文史哲》相繼開展過中國古代史分期、亞細亞生產方式、資本主義萌芽、土地制度、農民戰爭、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傳統文化研究、《紅樓夢》研究、古文論研究、文藝理論和現代文學研究、儒學是否宗教、疑古與釋古等等的學術討論，都產生了很大影響。尤其是關於《紅樓夢》研究和古史分期等重大學術問題的討論，更是名重一時。20世紀50年代，中國史學界有“五朵金花”之說，其中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農民起義、亞細亞生產方式）是盛開在《文史哲》的。除傳統的文學研究、史學研究、哲學研究等欄目外，重點開設有“人文前沿”、“疑古與釋古”、“文史新考”、“審美文化研究”等一系列獨具特色的品牌欄目。
“延攬大學者”也是《文史哲》從創刊就形成的優良傳統。《文史哲》甫一創刊，就展露出大刊氣象，一大批著名學者，像王亞南、呂振羽、顧頡剛、周谷城、楊寬、羅爾綱、黃藥眠、陳登原、陳直、楊超、陳子展、齊思和、嚴北溟、周汝昌、程千帆、日知、陰法魯、任繼愈、季羨林、何茲全、傅振倫、譚丕模、孫作雲等先生都慷慨賜稿，把自己的得意之作，首選在《文史哲》發表。60年來，這一傳統一直為《文史哲》所執守，成為《文史哲》質量的保證。1998年，季羨林先生曾不無感概地說：“全國有關人文社會科學的雜誌為數極多，但真正享有盛譽者頗不多見，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在上面發表一篇文章，頓有一登龍門之感。”
《文史哲》創刊後，發表了大量闡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和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研究具體歷史問題的文章，並在一系列重要歷史問題上展開爭鳴，在國內外產生了廣泛影響。郭沫若赴日考察時，應日本方面的要求，曾專門攜帶50本《文史哲》進行交流。1955年12月，高教部來函要求山東大學贈送《文史哲》給蘇聯科學院圖書館，以代表國家進行書刊交換。1956年2月，高教部同意山東大學與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交換《文史哲》。同年，高教部又來函要求山東大學以圖書館的名義向日本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古川道雄等學者贈送《文史哲》，並來函同意山東大學以《文史哲》與越南的《文史地》及日本《中國年鑑》等進行學術交流。在當時文化領域相對隔絕的時代，《文史哲》充當了國際漢學界了解中國文化的一扇窗戶，為中國文化步出國門、讓世界了解新生的共和國在文化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文史哲》對繁榮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學術起到了巨大作用。《文史哲》創刊之時，正值新生的共和國百廢待舉之際，一大批民國時期的雜誌隨著政權的更迭而紛紛停刊，在新形勢下應運而生的學術雜誌只有1949年創刊的《新建設》、《學習》以及1951年1月創刊的《新史學通訊》等少數幾家。而新意識形態在學術領域的流布與貫徹、新研究方向的開闢、新學術成果的交流、新中國學術人才的培養都亟需高水平的學術雜誌作為支撐，對民國舊學術的改造，更使刊行新學術雜誌成為當務之急。所以，《文史哲》甫一問世，就超越山東大學的圍牆，迅速聚攏了全國學術界的力量，成為新政權成立後全國範圍內的一個學術中心，從而一舉奠定了《文史哲》在現代中國學術雜誌的領先地位。“它在當時是與北京的《新建設》、上海的《學術月刊》鼎足而三的”。這一點從《文史哲》不斷攀升的發行量上也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創辦時期，郵局拒絕發行，編輯部只得依靠朋友和同行推銷。1953年後，銷路大增。1954年時，印數已達1萬3千冊。1955年，這一數字又激增至2萬7千冊。到1973年，竟演出《文史哲》發行史上空前絕後的一幕：郵局征訂數飆升至70多萬冊。“文革”結束後，發行量長期穩定在3—4萬冊。迄今，《文史哲》發行量仍居全國同類社科期刊之首。
引領重大學術論爭是六十年來《文史哲》最重要的學術品格。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文史哲》就以“預”學術潮流為使命，不斷發掘新的選題，展開大規模的爭鳴，並因此而蜚聲于海內外。在她迄今六十年的生命里程中，50年代發起史學領域的“五朵金花”大討論以及“紅樓夢研究”的大討論，80年代發起“文化熱”大討論，90年代發起“儒學是否宗教”的大討論，近幾年發起的“疑古與釋古”大討論、“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問題”大討論，無不聲勢浩大，風起雲湧，譜就了六十年來中國學術史上的華彩樂章。尤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構成建國後十七年史學發展主體的“五朵金花”討論（中國古史分期問題討論、中國歷代土地制度問題討論、封建社會農民戰爭問題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漢民族形成問題討論）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討論）是由《文史哲》播下種子、並盛開在《文史哲》雜誌上的，這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中可謂笑傲天下，獨領風騷。著名學者蔡尚思曾評價道：“《文史哲》致力於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因而繁榮學術，功不可沒！”山東大學之所以形成“文史見長”的學術傳統，也是與《文史哲》的創辦密不可分的。
雜誌地位
《文史哲》被學界稱為“高等學校文科學報”之王，現今已發行至30多個國家和地區，海外發行量一直高居國內學報界之榜首，2008年海外訂戶高達545家，世界著名大學圖書館大都有訂閱、收藏《文史哲》，哈佛大學更將《文史哲》雜誌與《歷史研究》、《考古》、《文物》列為所認可的四家中國大陸學術期刊。《文史哲》獲得了國際漢學界普遍的接受和認可。2010年，教育部副部長李衛紅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第三批名刊工程座談會講話中將《文史哲》作為高校學報國際化的典型予以嘉許。由國家新聞出版署署長於友先、副署長梁衡主編的《新中國期刊五十年》讚揚《文史哲》是“求實求真的學術名刊”。
所獲榮譽
所獲獎項1998年、2000年，《文史哲》連續獲得“全國百種重點社科期
刊”稱號；1999年，獲得首屆“國家期刊獎”和“全國雙十佳社科學報”稱號；2002年，同時獲得三項榮譽：“國家期刊方陣雙獎期刊”，第二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銀獎），第二屆“全國雙十佳社科學報”。2003年，成為“教育部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名刊工程”首批11家入選的學術期刊之一。2005年，獲第二屆“國家期刊獎”提名獎（銀獎）。2009年，榮獲“新中國60年最有影響力期刊”稱號。2011年，再獲“中國出版政府獎期刊獎”殊榮。
獎項資助
名篇獎
《文史哲》雜誌設立“年度名篇獎”。該獎每年6月15日至9月15日進行評比，評出上一年度在《文史哲》上刊載的學術質量最高、社會反響最大的文章1～3篇。每篇獎勵10000元。與此同時，《文史哲》每年第6期刊登上一年度的評獎結果，並對獲獎作品予以介紹。評獎本著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進行：首先由每個編輯室根據文章質量和社會反響各舉薦3篇候選文章，然後由山東大學校外同行專家對這9篇文章進行評定；最後再由編輯部根據專家的意見討論決定。
基金資助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公布了國家社科基金學術期刊資助第一批入選名單，《文史哲》雜誌每年獲資助40萬元。《文史哲》雜誌入選國家社科基金第一批學術期刊資助，無疑為其早日實現既定的超越中國本土學界、成為世界漢學名刊的辦刊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國家社科基金期刊資助的宗旨是，通過有重點、持續性的資助，促進中國學術期刊改善辦刊條件，提高辦刊質量，擴大學術傳播力和社會影響力。
國家社科基金從2011年12月起，開展社科類重點學術期刊首批資助（試點）工作。經過發布申報公告、受理期刊申報、組織專家評審、公示建議資助名單等環節，確定了100種獲資助期刊。全國高校系統計有13家學報入選，山東省入選學術期刊2家。
歷任主編
1、楊向奎（1910-2000）1951-1955年任主編
2、蔣捷夫（1917-1999）1955-1959年任主編
3、劉健飛（1907-1992）1961-1964年任主編
4、孫衷文 1964-1966年任主編
5、劉光裕 1973-1974年任副主編，主持工作
6、孔繁
1974-1978年任主編
7、王復三 1978-1979年任副主編，主持工作
8、劉光裕 1979-1984年任主編
9、丁冠之（1932-2010）1984-1993年任主編
10、韓凌軒 1993-1997年任主編
11、蔡德貴 1997-2002年任主編
12、陳炎
2002-2006年任主編
13、王學典 2006年至今任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