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經
敦煌位於古絲綢之路，曾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匯合點，一批批宗教信徒，隨著商路的開通，紛紛雲集在敦煌，促成古代敦煌成為各種文化和宗教的匯聚之地，文化積澱極為豐厚。
敦煌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十六國時期它是全國的佛經翻譯中心。在印刷術尚未發明的年代，佛教的日益盛行使佛經的手寫本供不應求。到寺院捐獻抄經的善男信女並不是人人都會書寫，即使會也不見得有那么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親自抄寫，所以很多人就去買抄好的佛經，由此催生了中國書法史上最大的書法群體——經生，也形成了一個專門的書法流派——寫經體（也稱敦煌體）。
敦煌寫經始於西晉、擴於北朝、盛於隋唐、終於五代、宋初。這是中國書法發展最關鍵的時期，數萬件寫經中，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五體俱全。敦煌“寫經體”書法，在書法風格上大致分為書寫集中涉及到的三個演變階段，即“魏晉寫經書體由隸向楷的初級演變”，“北魏到隋初寫經體從隸書形態中蛻變出來”，“敦煌寫經體向唐楷的成熟演變”，它不僅讓我們看到了千年前佛教經書的內容，更重要的是詳實的記錄了中國書體演變的歷史樣本，是中國書法史最珍貴的歷史資料。
金剛經
《金剛經》為佛教經典經書名稱，全稱《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又稱《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般若波羅蜜多是整個佛法的精髓。釋迦牟尼佛圓寂時，將大、小乘八萬四千法門交付阿難尊者，鄭重告訴他：“你如果把般若波羅蜜多之外的所有八萬四千法門全部忘掉，全部損壞，我也不怪罪你；但如果把般若波羅蜜多中哪怕一個四句偈的內容忘記了，丟失了，我就要責罰於你！”
在般若法會上，釋迦牟尼曾宣講了影響極其深遠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即《金剛經》。《金剛經》通篇討論的是空的智慧，一般認為前半部說眾生空，後半部說法空。這部經典傳入中國後，自東晉到唐朝共有六個譯本，以鳩摩羅什大師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最為流行。
《金剛經》在漢地影響極為深廣，禪門五祖以下，以此經印心（五祖前禪門以《楞伽經》印心）。六祖慧能大師善用《金剛經》弘道，使一代時教廣布天下。在日常經典中，《金剛經》被誦得最多，議論得最多，對人影響也最深廣。除了鳩摩羅什大師及僧肇大師的殊勝翻譯外，最重要的原因當屬其思想。
《金剛經》具備強大有力的文字陣容，掃除微細執著行相，最見奇效。如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一句經文影響之深遠，恐怕是般若經中之最了。
武則天與金剛經
在敦煌寫經中，研究者發現了一些初唐時期出自於長安宮廷的寫經，時間跨度在鹹亨二年（671年）至儀鳳二年（677年），這些寫經有統一格式，卷後有宮廷寫經固有的寫經列位。這批出土的長安宮廷寫經卷後統一格式的寫經列位中，詳細羅列了抄經的時間、抄經者、用紙數量、裝潢者、初校者、再校者、三校者、詳閱者、監製者。可見當時的宮廷寫經有統一的格式，通過對這批長安宮廷寫經後的寫經列位中的信息歸類和對比，我們發現了這次大規模寫經活動中的一些信息。
2006年，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兼職教授趙和平先生髮表了《武則天為已逝父母寫經發願文及相關敦煌寫卷綜合研究》一文，文中根據P.3788《妙法蓮華經》卷一之前“發願文”性質的文字，以及S.7236殘頁所寫“發願文”性質的文字，判定P.3788是武則天為已逝父母做功德寫《金剛般若經》三千部的“發願文”，進而得出鹹亨二年至儀鳳二年這批長安宮廷寫經的地點、機構、人員組成等相關結論。趙和平先生在2009年發表的《唐代鹹亨至儀鳳中的長安宮廷寫經》中，將蒐集到的長安宮廷寫經擴充到53件。學者們通過對這些早已經殘缺不全的唐代宮廷寫經上的殘留信息的整理、比較與歸納，終於獲知了發生在一千三百多年前武則天時期的一次歷時六年以上的宮廷寫經事件：
鹹亨元年九月，武則天生母楊氏去世，其時武則天已取得至高無上的政治地位，她為了給已逝父母做功德，發願寫《金剛經》《妙法蓮華經》各三千部，《金剛經》為一卷本，《妙法蓮華經》為七卷本，全部完成當寫有《妙法蓮華經》二萬一千卷，《金剛經》三千卷，可謂一項浩大的工程。為了完成這一工程，她將長安修祥坊中楊氏舊宅舍為太原寺，調慧立任寺主、道成任上座，可能同時還調集了一批高僧進入太原寺，籌備抄寫《妙法蓮華經》及《金剛經》的工作。隋唐時代，主人故去後，舍宅為寺是一種追福的形式，武則天也未能免俗。
其次，武則天任命虞昶為使，向義感為判官，調集門下省、秘書省、弘文館、左春坊等機構的楷書手專任抄寫工作；同時，又調集西明寺、大總持寺等長安城中至少十七座寺院的僧人擔任經卷的初校、再校、三校。為顯鄭重，專門由宮廷調集或新制一批厚潢砑光麻紙作抄經之用，筆、墨及裝潢用料或由皇家供給。
最後，從現在已知的資料判斷，這項抄經工作持續了至少六年，因為目前所見時間最早的一卷寫經抄於“鹹亨二年五月廿二日”，最晚的一卷寫經抄於“儀鳳二年五月廿一日”。從敦煌藏經洞已發現的53件寫經判斷，三千部《妙法蓮華經》及《金剛經》可能全部抄好後下發到州縣，這批寫經中的一部分流傳到甘肅敦煌，賴莫高窟藏經洞得以保存至今。
由這批經卷後的寫經列位可知，虞昶與閻玄道先後擔任了寫經使。作為朝廷別敕的差使，寫經使是主要負責人，負責全局的統籌、組織、物質保障和最後的質量把關，判官是作為寫經使的副手，負責具體事務的安排。虞昶、閻玄道任寫經使，與其他寫經使不同，他們都來自工部，本職工作都與宗教及文學無關，他們兼職很可能與擅長書法有關。虞昶是書法家虞世南的兒子，閻玄道是畫家閻立德的兒子，他們同為初唐名臣之後，選擇他們為寫經使可見武則天對這次寫經的重視程度，事實上他們也確實出色地完成了這次大規模的寫經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