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於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動思想發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問呂不韋》是提問諸子叢書之一。本書分六章，內容分別為棄商從政，著述春秋，效法天地，孝治天下，興王典禮，雜家之父。
圖書目錄
第一章 棄商從政
第二章 著述春秋
第三章 效法天地
第四章 孝治天下
第五章 興王典禮
第六章 雜家之父
後記
文摘
一問
在研究先生您的生平的諸多作品中，著名學者林劍鳴的《呂不韋傳》是功力獨具的。他在這部傳記中一開頭依據《史記》以及有關史料作了一大段文學性的場景描述，十分精彩。嚴肅的學術專著，一開頭就這樣大段的場景描寫，您覺得有必要嗎？讀罷，人們一定會問：當年的華北大地為何氣氛那樣“凝重肅殺”？而商人打扮的年青人為何又是那樣的“躊躇滿志”？這些，您能作答嗎？
呂答：我覺得，學者林劍鳴的描述是神來之筆。優美細膩的文學筆法背後隱伏著的是嚴肅而凝重的時代風雲。可以說，當時大國爭霸的形勢盡在不言中了。
要問當時華北大地氣氛為何那樣“凝重肅殺”嗎？要知道，在距今兩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時代，中華大地上有140餘國。經過長期的爭鬥，到戰國時期，只剩下了十餘國，能在政治軍事舞台上角逐的只有齊、楚、燕、韓、趙、魏、秦七國，世稱“戰國七雄”。到公元前三世紀時，情勢大變。地處中原的韓、趙、魏三國都已衰弱。曾經號稱“東帝”的齊國，在公元前284年經秦國為首的韓、趙、魏、燕、秦五國聯軍重拳一擊，幾至亡國。公元前260年長平一戰，趙國40萬士兵被坑，再也無法與秦抗衡了。此時，秦國獨強的局面已經形成，對山東六國來說，形勢哪有不“凝重肅殺”之理？而在如此凝重到讓人窒息的氛圍中，我呂不韋，作為一個年輕的商賈，仍然“躊躇滿志”地行進在邯鄲的驛道上，那定然是與山東六國的敗亡命運無涉了。如果我與六國王室的命運有什麼瓜葛的話，我是怎么也輕鬆不起來的。
二問
這裡想插問—下您的生年。人是在時間和空間中生存的，如果連生年都鬧不清，那事情就不好辦，很多問題就說不清。介紹人物總得讓人明白最基本的“某某，某年某月生”。《史記·呂不韋列傳》給了後人這樣一個信息：“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既然是“當是時”，那就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您是與戰國“四君子”同時代的人。不過那樣還不夠具體，有無更具體、更可靠的生年時間可以確定呢？
呂答：我的一生與秦王政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最可靠的是按秦王政的生年推定我的生年。秦王政是生於公元前259年(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的，這是史有明文的，那么，可以作這樣的推算：如果秦王政生時，我是25歲，那么我的生年當是公元前284年了。這個年代很好記，正是秦為首的聯軍將“東帝”齊國打得永世不得翻身的那一年，而當秦國把另一強國趙國在“長平大戰”中打得落花流水之時，我已25歲了。有了這樣的時問座標，我一生的作為都有較為準確的時間依託了。
三問
據我們所知，您是古代一個極有聲望的家族的後代，其祖先可以追溯到傳說中的炎帝時代。作為炎帝之裔、伯夷之後，您的先祖因有功而封於呂地(今河南南陽一帶)，從此以呂為姓。在中國歷史上以周文王師和《太公兵法》聞世的姜太公呂尚，就是您的800年前的遠祖。後來，呂尚因功封於齊，而呂姓集中居住的呂地，在周初仍被封為呂國。不論從呂尚的齊國看，還是從地在三晉的呂國看。到您來到人世時，都屬行將滅亡的六國的地域範圍。自己的母國行將滅亡，您怎么會那樣的悠閒自在、視若無睹呢？
呂答：我在《呂氏春秋·遇合》篇中說過這樣的話：“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我是說，凡是雙方視為知遇的，那是因為合得來。如果一時合不來，那只能等到合得來再行動了。比翼鳥沒有合伴就寧願死在樹上，比目魚找不到好伴侶寧願死在海里。這裡強調的是一個“合”字。我的意思是，在六國那裡找不到能“合”的君主的話，就到別處去找，“必待合而後行”，我尋覓著。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我在《呂氏春秋》中多用“天下”一詞，我在尋找“合”時，並不限於故國，我的目標是“天下”。
四問
上面說到的呂地和齊地，那是祖上的呂姓所在地。後來，呂國也滅亡了，齊國也只是呂尚帶過去的一脈。更多的呂姓人氏流落到了他方。您的里籍在哪裡呢？這似乎是個謎。《史記》稱：“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呂不韋列傳》)而《戰國策》則說：“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秦策五》)洪家義在《呂不韋評傳》中依據上述史料作出這樣的結論：“作為商人，遷居是常有的事。《史記》說的可能是原籍，而《戰國策》說的可能是新居。”您以為此說然否？
呂答：其實，《史記》與《戰國策》各有各的講法，說的根本不是一回事，而洪家義先生的論斷剛好把意思弄反了。《戰國策》講的是我呂不韋的籍貫，即祖籍，“濮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意思是明確的，說我的祖籍在濮陽，只是後來在邯鄲行商，語氣肯定，語意明確。而《史記》寫的是我早年的經營生涯，“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乾金。”這是作為一個商人原始積累的過程，通過陽翟地區商場上的一番拼博，我成了一個“家累千金”的大商人。作為大賈，我是屬於陽翟的。正如後人講華僑旗幟陳嘉庚先生是南洋巨商，可不等於說他的籍貫在南洋，其實他是福建人。
五問
我們明白了，您是身為濮陽(今河南濮陽西南)人的。據我們所知，濮陽可是個商業味極濃的大去處。濮陽實際上就是古帝丘，相傳古帝顓頊(黃帝之孫)死後即葬於此。在悠久的歷史過程中，濮陽的商業經濟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逐步成為中原水陸交通的中心之一。這對於您日後成為一個大商賈很有影響口巴？
呂答：這種影響是當然的。但是，學者們往往忘記了經濟之外的其他一些要素。濮陽與中原另一水陸交通樞紐陶(今山東定陶湘距只百里。“朱公(即范蠡)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史記·貨殖列傳》)春秋時期的陶朱公范蠡即在此“三致乾金”的。定陶的興盛，促成了濮陽的繁榮。濮陽屬衛國，因此又簡稱衛。當時人樂於“陶、衛”並稱。說我生於濮陽對我日後的商人氣質有影響，一點也不假。
但是，還有一點是更為重要的。就在我青少年時期，秦國攻占了原屬於宋國的定陶，將其納入了秦國的版圖。定陶與秦本土不連線，中間隔著個魏國(衛已併入魏。過往秦本土與定陶之間，必取道濮陽，秦文化也漸次滲入到濮陽地區，也融入了我這少年人的心田。這樣，我就會兼具秦魏兩種文化，眼界之開闊也非他地人士可比了。後來陶地成了秦大臣魏冉的封地，這又給我與魏冉之間的交往架起了一座天然的橋樑。後來我選擇魏冉之弟華陽君的女兒華陽夫人作為政治跳板與秦王室交往，這也是與地緣關係的親近有關的吧！這當然是後話了。P2-6
後記
為了提高國民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添一塊磚、加一片瓦，我們花費了數年時間編纂了這套定名為“提問諸子”的叢書。我們的人手不多，寫作這樣大部頭的書稿實在有點勉為其難。好在大家都有決心．齊心協力地乾，幾易其稿，現在終於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樣稿後贊道，這是對國學精當的闡釋和大膽的淺化。這當然是同道的過譽和獎掖，對我們來說實不敢當。國學博大精深，涵蓋了中國固有的文化和學術，除我們涉及的子學外，還包括醫學、戲劇、書畫、星相、數術等方面的傳統文化。若以學科分，應分為哲學、史學、宗教學、文學、禮俗學、考據學、倫理學、版本學等，其中以儒家哲學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時期就有所謂的“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體系。我們觸及的只是整個國學中的冰山一角，豈敢以偏概全？所言‘精當的闡釋和大膽的淺化”，倒確是我們的初衷之所在。這個“子”那個“子”，歷代統治者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們塗抹得面目走樣了，為文化自覺和自信計，非得還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當”兩字上，我們確是花了不少氣力的。至於淺化，那更是當務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應是國策。既然這是關乎“全民”、“國家”的事，豈有不淺化之理？
需要說明的是，本叢書靠的是集體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筆者的努力外，叢書主編黃坤明先生在選題和框架構想的設定上功不可沒。在編撰過程中，得到了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諸子故居所在地紀念館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們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的珍貴資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許多可貴的意見。在編寫過程中，我們採納了張曉敏、江曾培、李國章、陳廣蛟、秦志華等先生的許多真知灼見，有關編輯胡國友、劉寅春、李梅、李琳、賀寅、周俊、金燕峰、孫露露、王華、王鳳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飾和校正，在圖文合成中，得到了梁業禮、王軼頎、本本、曾初曉、盧鵬輝、盧斌等的幫助，倪培民教授為叢書簡介作了英文翻譯，在此一併致謝。
當然，由於作者學力有限，必有偏差、失當和粗疏之處，在此誠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時修正。書中的圖片有的是請友人實地拍攝的，有的是購買或有關方面贈送的，在此表示謝意外，諒不一一註明了。還有極個別圖片已多處使用，且署名不一，實難確定作者。有的圖片雖經尋訪，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後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進展，定當按相關規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
序言
讀諸子百家書，發覺古賢的思維模式有一個顯著特點：善於提問。“孔子入太廟，每事問。”(《論語·八佾(yì)》)這個典故是人們熟知的。說孔子來到祭祀周公的太廟，提問頻率之高，問題觸及面之廣’使親歷其境的人們感到驚異：都說孔子知禮，怎么還提問不斷呢？面對發問，孔子的回答既簡潔又精彩：“是禮也！”其意是講，我是個善於提問的人，善於提問才使我真正知禮啊！這是發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後的數十年間，無論是教學弟子，還是答問友朋，或者與列國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歡用提問的方式來探求真知。在諸子中，孔子的影響是最大的，用司馬遷的話說，是“學者宗之”的。正因為如此，孔子倡導的提問式思維模式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為中華文化的好傳統。
提問對人來說真是個奇妙的東西，它會使人興奮，使人坐臥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的問題產生。任何一個人都永遠生存於提問和被提問之中。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提問是驅動思想發展的真正的“永動機”。
我們常說，理論始於問題，科學始於問題，我們又何嘗不可以說，學習始於問題呢？
我們常說，提出問題往往比解決問題還要難，其價值也往往更大。善於提問，敢於提問，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給我們的一份極為珍貴的遺產。
我們著手策劃這套有關前賢先哲的叢書的時候，孔子等先哲倡導的“提問”思維模式一下激活了我們這些後學的思維。先哲們的思想是不朽的。為何不把先哲請到“前台”進行訪談呢？他們的身世如何？他們是怎么生活和學習的？為了傳播學說，他們又是怎樣遠行千里的？說是學習，他們有沒有實際意義上的課堂？他們手裡捧著的又是何種意義上的“書本”？他們四處遊說的學術主旨是什麼？……甚至他們穿的服飾、吃的食品、駕的車輛都會在我們的心頭形成一個個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問題。
有鑒於此，我們將這套叢書取名為“提問諸子叢書”。這裡有跨越時空的對話、通俗流暢的語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見解獨特的解說、圖文並茂的裝幀、考之有據的典章、實地拍攝的文物圖片。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讀者能喜歡這套獨具特色的圖書。
黃坤明
2010年春於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