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扶蔣反共政策
簡要闡述變中國為美國的殖民地，這是戰後美帝國主義主要的政策之一。為了這個罪惡目的，美帝國主義用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的辦法，企圖獨霸中國。而國民黨也只有得到美國的支持，才能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美國和國民黨就在這樣的基礎上勾結起來，積極部署反革命的內戰。
當抗日戰爭尚未結束，而法西斯的敗局業已注定時，美國就派赫爾利為駐中國大使，魏德邁為駐華美軍司令。他們的目的，後來在1949年8月美國國務院發表的“中美關係”白皮書中曾明白地供認說：“一、阻止國民政府之崩潰；二、支持蔣介石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及統帥三軍之委員長；三、協調蔣委員長與美統帥之關係；四、促進中國軍用物資之生產，並阻止其經濟崩潰；五、統一中國所有軍事部隊，以達成擊敗日本軍隊之目的。”1945年，赫爾利公開宣布：美國“只與蔣介石合作，不與共產黨合作”，要幫助蔣介石武力“統一”中國。魏德邁也訓令一切美國在華軍官“不要幫助那些不屬重慶政府的個人或團體”。美國又繼續以大量物資援助蔣介石，並裝備了20個師的國民黨軍隊，作為搶奪人民勝利果實的準備。
在美國的支持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決議：“與中共鬥爭，無法妥協，今日之急務，在於團結本黨，建立與中共鬥爭的體系，即創造鬥爭的條件與環境”。這就是說，在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方針就早已確定下來。
上述情況表明：隨著中華民族同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的解決，中國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的矛盾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在這樣的國際國內條件下，中國的歷史開始了由抗日戰爭向國內戰爭的轉變。
具體演變過程
由扶蔣聯共到扶蔣反共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美開始共同對日作戰，出於動員中國人力對付日本和擴大在華勢力的目的，美國執行一條援蔣抗日的路線。政治上，羅斯福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1942年1月1日簽署的《聯合國家宣言》，把中國同美、英、蘇並列於簽字國之首。經濟上，美國於1942年2月向中國提供5億美元貨款。軍事上，1941年後，美國不惜代價又開闢了一條從印度到昆明的“駝峰”空中援華運輸線，以保障中國戰區的作戰物資的供給。
但是，羅斯福實施援蔣抗日政策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蔣介石認為，“現在美國人將接過同日本人作戰的重擔，他就可以集中力量準備與共產党進行戰後不可避免的殊死鬥爭了”①。在這個方針指導下，國民黨軍事上屢屢失利，戰鬥力急劇衰減；經濟上通貨膨脹，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拒絕任何改革，反共軍事行動接連不斷。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令白宮決策者感到失望。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軍民經受住了日偽大掃蕩和國民黨軍隊封鎖的考驗，到1944年初，已發展到47萬，根據地15塊，抗擊了134萬敵偽軍中的21．4萬多人②。中共所領導的軍民已成為抗日戰爭中具有決定性的力量。
中國兩個戰場如此鮮明、強烈的對比，使得史迪威和高思、戴維斯、謝偉思、范宣德、艾奇遜等一批美駐華使館的外交官們對國民黨深感失望。特別是他們在和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等人的接觸中，逐步認識到中共已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有成功希望的力量，從1943年起，便不斷地向華盛頓提出改變對華國共兩黨政策的具體建議和他們的構想。
史迪威、高思等人的建議和構想，促使羅斯福動搖了傳統的無條件支持蔣介石的政策，轉而逐步形成了一條較為現實的扶蔣聯共政策：一、對蔣介石政府由無條件地支持變為有條件地支持，要求國民黨政府自身改革；二、與共產党進行官方接觸和聯繫，以至聯合共產黨部隊進行對日作戰；三、對國共雙方都給予支持，促進兩黨的合作。美國採取這種有彈性的立場，無論戰後哪一方占統治地位，美國都能與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係。這是一條最符合美國利益的路線，否則國共勢力的對壘將會引起內戰，不但阻礙對日戰爭，還會迫使共產黨奔向蘇聯的懷抱，最後可能會牽涉美蘇，引起美蘇衝突③。
羅斯福政府援蔣聯共繼續進行有效的抗日戰爭的政策，必然要與蔣介石政府消極抗戰、保存實力、準備反共的政策發生矛盾以至衝突，因而最終導致了史迪威事件的發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陸軍中將史迪威被羅斯福任命為“中國戰區參謀長”，其使命是貫徹執行美國援蔣聯共政策，並監督和加強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戰鬥效能”。1943年6月16日，史迪威第一次正式向蔣介石提出要武裝和使用中共部隊對日作戰④，但遭到蔣的拒絕。隨著中國戰局的日益惡化，國民黨軍事瓦解的徵兆開始顯露。為應付危局，羅斯福於1944年7月7日正式向蔣介石提出了由史迪威來指揮包括共產黨軍隊在內的中國所有地面部隊的要求⑤。這更遭到了蔣介石的極力反對，“決心以緩和處之”⑥。於是，蔣介石先以派政治代表來協調為藉口、後以明確史迪威職權範圍為託辭，一緩再緩。因而引發了羅斯福9月18日措詞強硬的電報⑦。蔣介石藉口有損其人格，不能與史迪威合作，堅決要求將史調回⑧。
為調解史蔣矛盾，1944年9月6日羅斯福派赫爾利來華。經過一個月的磋商與調解，赫爾利以“如果你在這場爭議中支持史迪威，你就會失去蔣介石，也就很可能失掉中國”為由⑨，建議羅斯福撤換史迪威。出於中國戰場的作用隨著戰爭的進展日益減少的考慮和蘇聯答應出兵中國東北以及忙於總統競選，10月1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同意召回史迪威。史迪威事件是美國改變援蔣聯共政策的標誌，從此美國對華政策開始轉向扶蔣反共。
史迪威事件後，赫爾利積極推行扶蔣反共政策。他介入國共關係的“調停”，並在“調停”中“無條件地支持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和將委員長”⑩。清洗主張聯共政策的美駐華軍政人員，先後將謝偉思等十一人調出中國，並以泄密罪於1945年6月6日將謝偉思等六人逮捕；堅決反對1945年1月9日毛澤東和周恩來通過延安美軍觀察組提出的訪問華盛頓的建議，從而關上了中共與美合作和發展關係的大門。在取得羅斯福的支持後，1945年4月2日，赫爾利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記者招待會上，公開抹殺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粉飾國民黨反動統治，把中國統一的障礙說成是中國共產黨；並公然聲明，美國政府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共產黨合作⑾。赫爾利這一扶蔣反共的演說，是抗戰以來美國第一次官方性質的反共聲明，表明美國對華政策已完全轉向扶蔣反共。
抗日戰爭後期，促使美對華國共兩黨政策的演變，並最終確立扶蔣反共、與中國人民為敵的反動政策，固然與赫爾利堅決反共的態度有重大關係，但透過現象看本質，仍有以下三個方面的深刻原因。
第一，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是美國確立扶蔣反共政策的根本原因。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與中國成為反法西斯戰爭中的盟國，中美之間就有了既是帝國主義與半殖民地、又是戰爭中的盟國的雙重關係。在戰時，由於軍事上的需要，美國有可能與積極抗日的中國共產黨友好合作，軍事形勢越緊張，合作的可能性越大；另一方面，美國在援助中國蔣介石政府的同時，加強了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滲透，逐步控制了蔣介石政府，使其有可能在打敗日本後而取代日本，把中國劃入自己的勢力範圍，使中美關係回到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關係上去。而且，還可以徹底排除蘇聯的在華勢力。美國政府這種企圖，導致它在抗日戰爭勝利在望的時候選擇了扶蔣反共的政策。
第二，抗戰後期美國國內反對共產主義的勢力逐漸增強。當此時，在美國輿論中，冷戰已經開始，而中國政策是一個集中的焦點⑿。赫爾利1945年4月2日的不與共產黨合作的演說得到了美國國內反共分子的歡呼。謝偉思等六人被捕後，更形成了一個恐共運動。美國反動派恐懼而且仇視中國共產黨，不希望共產黨統治中國，在這種氣氛下，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也就越來越帶有反共色彩。同時，美國一些新聞界宣傳蔣介石政府屬於自由世界，而蔣介石本人又是基督教徒，所以，對蔣介石政府“大多數美國人仍然依賴它或對它寄予好的幻想⒀”。出於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考慮，美國政府採取了扶蔣反共的政策。
第三，美國政府缺乏遠見。在中國的將來屬於誰的問題上，美國政府把賭注押在了蔣介石身上。儘管副總統華萊士認為：“蔣介石……沒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才能和政策力量。戰後中國領導人要么從演進中產生，要么從革命中產生。現在看來更有可能從革命中產生。”⒁儘管高思、謝偉思等人也曾多次指出中國共產黨終將掌握中國，美國與中國共產党進行戰時合作以便在共產黨取得政權後能保持正常的外交關係，是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的，但美國政府卻接受赫爾利之流的意見：中國共產黨如果得不到蘇聯的支持，將不足以與得到美國援助的蔣介石政府對抗⒂。1945年2月16日，赫爾利“告訴大元帥(指蔣介石)，然後，他的美式裝備的軍隊將會輕而易舉地戰勝共產黨”⒃。無疑，這一觀點影響了美國政府。再加上美國當時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歐洲，對中國問題的考慮缺乏遠見，其對華政策確定為扶蔣反共也就順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