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由農自首過程
“我寧願坐滿刑期，這是我應得的”
去自首留下一份檢舉自己的舉報信，登記了姓名和住址以後，這個下午的“贖罪之旅”草草結束了。工作人員客氣地讓戴由農回去等待訊息，就連他帶來作為證據的水餃，也沒有派上用場。走出工商局的大門，戴由農臉上露出這個下午難得的一次笑容。但他還是強調：“我覺得好像今天下午白來了，一事無成。我原以為自己今天回不去了。”不過，沒過多久，他就承認，自己心裡“踏實多了”。
自首的念頭像一個噩夢纏繞在他心裡，每天晚上，睡眠都是艱難的。“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過。”這句話常常掛在他的嘴上。有時候，當別人提醒他，自首會得到減刑時，他總是連忙表示：“我寧願坐滿刑期，這是我應得的。”
然而也不是所有時候，他都這么堅定。2009年2月13日下午，他原本已經打算去自首。不過，走在由記者、朋友組成的人群里，他總是一個人落在最後面。“我有點邁不開步。”他說，聲音有點兒發抖。又過了一會兒，“我真想跑了得了”。這是他一個月來內心的寫照：大腦命令自己往前走，而身子卻總在往後退。
就像某一次，他點開北京市工商局的網頁，向“領導信箱”里傳送了檢舉自己的信。“請與我本人聯繫。”他寫完，留下自己的真實姓名和電話。結果，信沒有傳送成功。“這是它自己的網站問題，跟咱沒關係吧？”他半是失望，半是欣喜。
寫個人經歷小說
帶著假貨樣本寫小說的時候，他一次又一次堅定了自首的念頭。一開始，他打算只承認自己銷售假水餃的事，然後罰點錢就可以過去。畢竟，“我的冰棍銷售旺季馬上就開始了”。
可是越寫下去，他越深地反思自己。最後，他決定把自己之前銷售假冒冰棍的事，也在自首時一起坦白。他很清楚，這意味著涉案金額已經超過只是罰款的界限，而有可能受到刑事處罰。
只有當睡覺時，他摸著妻子的肚子，感受著孩子在裡面踢他，或者當他寫小說時，妻子像往常那樣依偎著看他，勇氣才會一下子不見了。
晚上8點多鐘，劉曼疲憊地回到家裡，懷揣著工商局的接待證明。妻子坐在那裡，沒有做飯，像是根本沒有預料到他還能回來。
妻子態度
自始至終，妻子都沒有責怪過他。只有一次，他結結巴巴地試圖向她解釋，自己為什麼背著她賣假貨。他的理由是，將來孩子出生後要花很多錢，奶粉只能買國外的。這個沉默的女人突然發火了：“你既然知道這些，怎么能去做這個？”幾個月前，剛懷孕的妻子和他一起，在電視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過那些孩子。
她從來沒有當面反對過他自首的決定，只是有一天晚上突然問他：“我怎么辦？”然後一言不發。這個看上去堅強的女人，背後流了很多眼淚。有一天，她甚至覺得他不會回來了，在家裡一邊洗衣服，一邊流淚。捱到傍晚，終於忍不住打電話給他。說起這些，眼淚開始在她眼睛裡打轉。
這個下午，劉曼離開以後，記者和她通過電話。她在電話里先是抽泣，最後終於哭出聲來。她甚至沒有敢把丈夫送出門。
在妻子眼中丈夫是偉大的。他們的孩子於2009年4月24日出生。
鼓起勇氣自首
妻子“一個人做了事敢作敢當，是好事。”她好像在說服自己。她不大懂法律，只是聽戴由農說過，可能要坐牢，但具體多少年，並不清楚。離預產期還有兩個月，這個女人陷入矛盾之中。“一個人帶著孩子，三五年，我想能堅持吧。”她費力地說，然後笑笑：“再久了我就不幹了。”
“我想也不會太久吧？”話音未落，又補上這句，聲音裡帶著試探。
這些話，從來沒有說給劉曼聽。只有在晚上，戴由農會聽見她由於睡不安穩發出的聲響。他自責地認為，妻子“一定在做噩夢”。
有很多次，他恨不得立即帶著妻子逃回遠在湖南的農村，“對之前的所作所為不管不顧”。而這種想法最後往往敗下陣來。占上風的那種東西，他思索了很久，覺得可能是“公民意識”。
也許是為了鼓勵自己，他把自己在網上的簽名改成“我跟自己鬥爭的目的，是讓自己人性的徹底回歸”。
“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2月12日，戴由農寫完了他的小說。不過，到工商局自首的日子到來之前，他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他來到曾經賣出假冒“灣仔碼頭”水餃的批發商那裡，向他們賠錢或者道歉。剩下的水餃，他打包放在家裡，準備當做自首的證據。
有人替劉曼擔心，他的自首會斷了許多老同行的財路，從而招來報復。戴由農說自己倒是從沒覺得怕過。相反，他還在自己的文字里，希望同幹這一行的人們感知，早日自首或趕緊停止違法行為，“這條路就跟兔子尾巴似的，絕對長不了”。
外界曝光
劉曼曾把寫完的部分交給了一個朋友。在網上，這個名為“老虎廟”的網友，開始披露小說的一部分內容：
“2008年，是多災多難的一年。暴風雪、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機……“小龍是個良心未滅的人，或者說骨子裡有著農民血液的鄉村人，面對新聞里報導出的眾多受毒奶粉傷害的兒童，良知在一步步地復甦。”食品造假、自首，這些要素拼在一起，在網路上掀起波瀾。第一時間，“老虎廟”的電話被記者們“打爆了”。幾家媒體紛紛希望對劉曼進行採訪，有的甚至表示，願意負責他入獄後家人的生活。2月13日下午，一堆吵吵鬧鬧的記者聚在一棟大樓里，等著戴由農出現。這時候，他在路上給自己小時候的好朋友打了個電話。“別去見什麼記者，回家踏踏實實過日子不是件壞事。”好友這樣勸他。掛了電話，他又打電話給一個很崇拜的老師。電話里，對方問他是不是“出事”了。聽說“沒死人，也沒吃壞人”，對方反問：“別幹了不就完了？”
“見了記者，就沒有退路了。”出門前，戴由農跟妻子說。在路上，他幾次“想轉身逃掉”，卻最終還是站在了鏡頭面前，並叮囑記者們：“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寫成一個高尚的人。”“我們生活在一片恐怖里。”他說。他曾經親自參與製造這種“恐怖”，卻同樣在走進超市買煙時害怕遇到假煙，在賣肉時發現裡面注了水。在自己家的超市里，他發現過假的“奧利奧”餅乾、假的口香糖和假的冰紅茶。“連我的襪子都是假的。”他一邊說，一邊掀起黑色褲腿，露出巨大的“KAPPA”標籤。
“如果真的悔悟了，那以後洗手不乾了，多為社會作作貢獻不就行了嗎？”一個工商系統的公務員知道了劉曼的事，通過朋友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覺得他似乎“犯不著”去自首。
“我有矛盾，我有退縮，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戴由農說，“我是個活生生的年輕人，還有著即將生產的妻子。”但是，他希望這一切趕緊結束，徹底結束。這樣，“我就可以踏踏實實地，開始自己的新生活”，哪怕這樣的生活並不富裕，但心安理得。
2月16日這天下午，戴由農稍做收拾，帶好證明自己有罪的證據，準備出發了。他臉色疲憊，鬍子幾天沒有刮過，腿也有點軟。但他說，他“已經不再在矛盾裡面掙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