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曼公

萬里家鄉,一湖夢寐,六橋花柳,十載荒蕪。 一鑑湖山似畫中,四時流賞古今同。 戴曼公晚年患足疾,很少出行。

戴曼公(1596-1672),杭州仁和縣人,原名觀胤,後易名笠,字子辰,號曼公,清初渡東渡後,以獨立性易名世。明末清初名醫、黃檗僧人、畫家。
年青時習儒業,博學能詩,兼工篆隸。又學藝術於杭州龔廷賢,龔氏曾任太醫院醫官,使戴曼公盡得醫術,並對《素問》、《難經》有較深的研究。1645年,南明弘光政權滅亡後,戴曼公乃改名笠,行醫為生,活動於桐鄉、吳江一帶,與顧炎武、戴耘野等人參加吳江“驚隱詩社”,抒寫明亡之痛,吐露愛國之情。
清順治十年(1653),當時江浙一帶抗清武裝已被清兵平定,他見“乾坤亟覆,慘出奇常;大地腥群,荷存逋跡”, 自感反清復明無望,乃泛舟東渡日本避禍。初,居住在同鄉醫生陳明德(穎川居士)家,行醫為生。後又在陳家結識朱舜水,深為其反清壯志所感動。次年,隱元來日創建黃檗宗於長崎,受其影響,戴曼公乃削髮為僧,釋名性易,字獨立。以後又號天涯戴笠人、就庵、天外老人、獨立一閒人、荷鉏人、西湖獨立等,亦行醫,亦游禪,“飄然異國,野鶴孤蹤,不靳東西南北”。
當時長崎一帶痘瘡流行,成為禍害,民間有“痘瘡最慘毒,十兒九夭殤”的說法,是日本人民最為苦惱的病症。戴曼公乃將痘科醫術傳授給門徒池田正直、高玄岱、北山友松等,為日本病人治療,使他們都成為一代名醫。池田正直的孫子池田瑞仙后來也繼承祖業,成為治痘瘡的醫術權威,並被幕府任命為主治痘科病症的醫官,使痘科大行於日本。據日人援引《扶桑遊記》稱:“日本種痘之法,相傳世自戴曼公。今墓尚在黃檗山,京師醫流每逢祭日設祭,可謂不忘本者矣”。當時,西洋尚未發明牛痘種苗法,因此戴曼公傳播痘科醫術,對解除日本人民痘瘡之疾帶來的痛苦貢獻至大,故被日本醫界視為恩人。
戴曼公與當地領主吉川廣正有較好的友誼,他將《西湖志》介紹給吉川廣正、廣嘉父子,幫助修錦帶橋,約於寬文十二年(1672)完成,獲各界好評。
戴曼公雖然僑居日本,但他對家鄉的思念之情卻從未割斷,在他的詩文中不時流露出愛國的情感,如他的抄本詩《東矣吟》,今藏神戶市立博物館,內有《與無方話我西湖雨奇晴好之勝》曰:
一念江鄉一惘然,忽逢君話聖湖邊。
千峰翠潑芙蕖影,洗出朝來雨後天。
又如《西湖懷感三十韻,有引》,曰:
萬里家鄉,一湖夢寐,六橋花柳,十載荒蕪。時焉媚虜,君臣慘矣,倒戈弒主,掃天風氣。絕命衣冠,至予浪息徂東,寓庸世外,更衣脫俗,摩頂放踵,兀兀團蒲,冥冥結思,未能一息之忘我西湖耳。罹此百六艱丁,憤葉三十韻,會青山眯眼,攘攘驚塵,白夢登場,昏昏磕額,假得味者聞歌,寧不垂頭羞死。
一鑑湖山似畫中,四時流賞古今同。
波合倒影三千頃,堤飲垂橋十二虹。
有美樓台合地勝,丘松花柳答天功。
江聲不息東奔急,愁切難回據大戎。
再如《次少陵所思》,曰:
我所思兮思不得,憮然懷抱向誰開。
十年戎馬眼底過,一日鄉關夢裡回。
南國春風花自發,小窗夕雨燕還來。
可憐寒暑爭相易,腐草荒榛阿濫堆
他的詩集編入《黃檗獨立詩草》,此外他還著有《斯文大本》、《一峰雙詠》、《就庵獨語》、《痘科治術傳》等,並為朱舜水著《安南供役紀事》作跋,稱讚朱舜水“自視孤虛一命,益挫益堅,得俾從容履蹈,使荒裔知有凜凜大節,不因國破,全斯中外高風,可稱今古第一義幟”。
戴曼公晚年患足疾,很少出行。1672年病逝於長崎廣善庵,終年七十七歲。
2. 繪畫。戴曼公善草書、隸書,好以書法入畫,亦善繪花卉圖。今存京都國立博物館的《芭蕉蘭石圖》,就是他文人墨戲的遺蹟,該圖紙本,水墨,縱27.6厘米,橫58厘米。圖右繪一株芭蕉,開放在湖石、蘭草之間。圖左有草書題云:展盡一心如束處,好將分綠上窗紗。天閒獨立。
戴曼公以極淡的水墨寫出芭蕉,莖壯葉闊,雖僅三葉,但向上紛披,左右開張,殊有生機。尤其是蕉莖的粗線因透明而富有彈性,顯得圓渾而具有立體感。由於芭蕉冬枯春榮,綠色可愛,生生不息,因此中國民間有“火燒芭蕉心不死”的俗語,將芭蕉作為不屈不撓、起死回生的象徵。而中國古代文人又以蕉葉為扇,象徵儒雅、清高,如北周文人庾信《庾子山集》卷四有《奉和夏日應令詩》云:衫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
人們還因為芭蕉生長是從中心開始,乃又將之喻為開心,視作喜悅樂觀之物,如唐代詩人張說《張即之集》卷九《戲草樹詩》亦云:戲問芭蕉葉,何愁心不開。
故爾芭蕉葉扇也成為文人的十四件寶物之一。今人劉錫成等編《中國象徵辭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對此有所記載。
蘭花也以其清香而成為中國文人比喻優雅、嫻靜、清高的象徵物,與梅、竹、菊同列為“四君子”,自宋元以來就成為文人花卉畫的重要題材。南宋趙子固、鄭思肖,元代趙子昂,明代陳洪綬等,皆好以蘭入畫,是以蘭言志的高手。
同樣,湖石在中國文人畫中也具有象徵的意義,尤其是那些具有瘦、漏、透、皺的湖石,宛如石中老者,象徵長壽,也象徵堅貞、永恆。
戴曼公畫芭蕉、蘭草、湖石,其以此吐露清高、堅貞之心,抒寫遺民節操,也就不難理解了。他的畫雖然逸筆草草,但蕉葉的勃勃生機、湖石的崚嶒磊落、蘭草的飄逸清趣卻油然而生,他對筆勢的掌握、水墨的勾勒渲染皴擦,均有較好的表現,凸現了文人以書入畫,以意為尚,以趣為韻,講求自然生動,而不求甚似的創作態度。卷上書畫相應,互得益彰,很有書卷雅逸之氣。他的這幅淡雅之作,樂觀自信,雖然不如明人徐渭來得恣勢潑辣,但是自由率意之情、墨分五色之意卻與徐渭的《蕉石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令人遺憾的是,因時代久遠,戴曼公的許多畫作今已不存,但從這幅《芭蕉蘭石圖》中,我們還是可以領略到他的水墨文人畫風采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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