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青時習儒業，博學能詩，兼工篆隸。又學藝術於杭州龔廷賢，龔氏曾任太醫院醫官，使戴曼公盡得醫術，並對《素問》、《難經》有較深的研究。1645年，南明弘光政權滅亡後，戴曼公乃改名笠，行醫為生，活動於桐鄉、吳江一帶，與顧炎武、戴耘野等人參加吳江“驚隱詩社”，抒寫明亡之痛，吐露愛國之情。
清順治十年（1653），當時江浙一帶抗清武裝已被清兵平定，他見“乾坤亟覆，慘出奇常；大地腥群，荷存逋跡”， 自感反清復明無望，乃泛舟東渡日本避禍。初，居住在同鄉醫生陳明德（穎川居士）家，行醫為生。後又在陳家結識朱舜水，深為其反清壯志所感動。次年，隱元來日創建黃檗宗於長崎，受其影響，戴曼公乃削髮為僧，釋名性易，字獨立。以後又號天涯戴笠人、就庵、天外老人、獨立一閒人、荷鉏人、西湖獨立等，亦行醫，亦游禪，“飄然異國，野鶴孤蹤，不靳東西南北”。
當時長崎一帶痘瘡流行，成為禍害，民間有“痘瘡最慘毒，十兒九夭殤”的說法，是日本人民最為苦惱的病症。戴曼公乃將痘科醫術傳授給門徒池田正直、高玄岱、北山友松等，為日本病人治療，使他們都成為一代名醫。池田正直的孫子池田瑞仙后來也繼承祖業，成為治痘瘡的醫術權威，並被幕府任命為主治痘科病症的醫官，使痘科大行於日本。據日人援引《扶桑遊記》稱：“日本種痘之法，相傳世自戴曼公。今墓尚在黃檗山，京師醫流每逢祭日設祭，可謂不忘本者矣”。當時，西洋尚未發明牛痘種苗法，因此戴曼公傳播痘科醫術，對解除日本人民痘瘡之疾帶來的痛苦貢獻至大，故被日本醫界視為恩人。
戴曼公與當地領主吉川廣正有較好的友誼，他將《西湖志》介紹給吉川廣正、廣嘉父子，幫助修錦帶橋，約於寬文十二年（1672）完成，獲各界好評。
戴曼公雖然僑居日本，但他對家鄉的思念之情卻從未割斷，在他的詩文中不時流露出愛國的情感，如他的抄本詩《東矣吟》，今藏神戶市立博物館，內有《與無方話我西湖雨奇晴好之勝》曰：
一念江鄉一惘然，忽逢君話聖湖邊。
千峰翠潑芙蕖影，洗出朝來雨後天。
又如《西湖懷感三十韻，有引》，曰：
萬里家鄉，一湖夢寐，六橋花柳，十載荒蕪。時焉媚虜，君臣慘矣，倒戈弒主，掃天風氣。絕命衣冠，至予浪息徂東，寓庸世外，更衣脫俗，摩頂放踵，兀兀團蒲，冥冥結思，未能一息之忘我西湖耳。罹此百六艱丁，憤葉三十韻，會青山眯眼，攘攘驚塵，白夢登場，昏昏磕額，假得味者聞歌，寧不垂頭羞死。
一鑑湖山似畫中，四時流賞古今同。
波合倒影三千頃，堤飲垂橋十二虹。
有美樓台合地勝，丘松花柳答天功。
江聲不息東奔急，愁切難回據大戎。
再如《次少陵所思》，曰：
我所思兮思不得，憮然懷抱向誰開。
十年戎馬眼底過，一日鄉關夢裡回。
南國春風花自發，小窗夕雨燕還來。
可憐寒暑爭相易，腐草荒榛阿濫堆。
他的詩集編入《黃檗獨立詩草》，此外他還著有《斯文大本》、《一峰雙詠》、《就庵獨語》、《痘科治術傳》等，並為朱舜水著《安南供役紀事》作跋，稱讚朱舜水“自視孤虛一命，益挫益堅，得俾從容履蹈，使荒裔知有凜凜大節，不因國破，全斯中外高風，可稱今古第一義幟”。
戴曼公晚年患足疾，很少出行。1672年病逝於長崎廣善庵，終年七十七歲。
2. 繪畫。戴曼公善草書、隸書，好以書法入畫，亦善繪花卉圖。今存京都國立博物館的《芭蕉蘭石圖》，就是他文人墨戲的遺蹟，該圖紙本，水墨，縱27.6厘米，橫58厘米。圖右繪一株芭蕉，開放在湖石、蘭草之間。圖左有草書題云：展盡一心如束處，好將分綠上窗紗。天閒獨立。
戴曼公以極淡的水墨寫出芭蕉，莖壯葉闊，雖僅三葉，但向上紛披，左右開張，殊有生機。尤其是蕉莖的粗線因透明而富有彈性，顯得圓渾而具有立體感。由於芭蕉冬枯春榮，綠色可愛，生生不息，因此中國民間有“火燒芭蕉心不死”的俗語，將芭蕉作為不屈不撓、起死回生的象徵。而中國古代文人又以蕉葉為扇，象徵儒雅、清高，如北周文人庾信《庾子山集》卷四有《奉和夏日應令詩》云：衫含蕉葉氣，扇動竹花涼。
人們還因為芭蕉生長是從中心開始，乃又將之喻為開心，視作喜悅樂觀之物，如唐代詩人張說《張即之集》卷九《戲草樹詩》亦云：戲問芭蕉葉，何愁心不開。
故爾芭蕉葉扇也成為文人的十四件寶物之一。今人劉錫成等編《中國象徵辭典》（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對此有所記載。
蘭花也以其清香而成為中國文人比喻優雅、嫻靜、清高的象徵物，與梅、竹、菊同列為“四君子”，自宋元以來就成為文人花卉畫的重要題材。南宋趙子固、鄭思肖，元代趙子昂，明代陳洪綬等，皆好以蘭入畫，是以蘭言志的高手。
同樣，湖石在中國文人畫中也具有象徵的意義，尤其是那些具有瘦、漏、透、皺的湖石，宛如石中老者，象徵長壽，也象徵堅貞、永恆。
戴曼公畫芭蕉、蘭草、湖石，其以此吐露清高、堅貞之心，抒寫遺民節操，也就不難理解了。他的畫雖然逸筆草草，但蕉葉的勃勃生機、湖石的崚嶒磊落、蘭草的飄逸清趣卻油然而生，他對筆勢的掌握、水墨的勾勒渲染皴擦，均有較好的表現，凸現了文人以書入畫，以意為尚，以趣為韻，講求自然生動，而不求甚似的創作態度。卷上書畫相應，互得益彰，很有書卷雅逸之氣。他的這幅淡雅之作，樂觀自信，雖然不如明人徐渭來得恣勢潑辣，但是自由率意之情、墨分五色之意卻與徐渭的《蕉石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令人遺憾的是，因時代久遠，戴曼公的許多畫作今已不存，但從這幅《芭蕉蘭石圖》中，我們還是可以領略到他的水墨文人畫風采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