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我的哥哥李堯林
前些時候我接到《大公園》編者的信，說香港有一位讀者希望我談談我哥哥李堯林的事情。在上海或者北京也有人向我表示過類似的願望，他們都是我哥哥的學生。我哥哥去世三十七年了，可是今天他們談論他，還仿佛他活在他們的中間，那些簡單、樸素的語言給我喚起許多忘卻了的往事。我的“記憶之箱”打開了，那么一大堆東西給傾倒了出來，我縱然疲乏不堪，也得耐心地把它們放進箱內，才好關上箱子，然後加上“遺忘之鎖”。
一連兩夜我都夢見我的哥哥，還是在我們年輕的時候，醒過來我才想起我們已經分別三十七年。我這個家裡不曾有過他的腳跡。可是他那張清瘦的臉在我的眼前還是這么親切，這么善良，這么鮮明。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工作多少時候，但是我的漫長的生活道路總會有一個盡頭，我也該回過頭去看看背後自己的腳印了。
我終於扭轉我的開始僵化的頸項向後望去。並不奇怪，我看到兩個人的腳印，在後面很遠、很遠的地方。在我的童年，在我的少年，甚至青年時期的一部分，我和哥哥堯林總是在一起，我們冒著風雪在泥濘的路上並肩前進的情景還不曾在我眼前消失。一直到一九二五年暑假，不論在家鄉，還是在上海、南京，我們都是同住在一間屋子裡。他比我年長一歲有餘，性情開朗、樂觀。有些事還是他帶頭先走，我跟上去。例如去上海念書這個主意就是他想出來，也是他向大哥提出來的。我當時還沒有這個打算。離家後，一路上都是他照顧我，先在上海，後去南京，我同他在一起過了兩年多的時間，一直到他在浦口送我登上去北京的火車。這以後我就開始了獨往獨來的生活，遇事不再徵求別人的意見，一切由我自己決定。朋友不多，他們對我了解不深，他們到我住的公寓來，大家談得熱烈，朋友去後我又感到寂寞。我去北京只是為了報考北京大學。檢查體格時醫生搖搖頭，似乎說我的肺部不好。這對我是一個意外的打擊，我並未接到不讓參加考試的通知，但是我不想進考場了。堯林不在身邊，我就輕率地做了決定，除了情緒低落外，還有一個原因，我擔心不會被錄取。
從北京我又回到南京，堯林還在那裡，他報考蘇州東吳大學，已經錄取了。他見到我很高興，並不責備，倒安慰我，還陪我去找一個同鄉的醫生。醫生說我“有肺病”，不厲害。他知道我要去上海，就介紹我去找那個在“法租界”開業的醫生（也是四川人，可能還是他的老師）。我在南京住了兩天，還同堯林去遊了雞鳴寺、清涼山，就到上海去了。他不久也去了蘇州。
他在蘇州念書。我在上海養病、辦刊物、寫文章。他有時也來信勸我好好養病、少活動、讀點書。我並沒有重視他的勸告。我想到他的時候不多，我結交了一些新朋友。但偶爾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情緒不好時，我也會想到哥哥。這年寒假，我到蘇州去看他，在他們的宿舍里住了一夜。學生們都回家去了，我沒有遇見他的同學。當時的蘇州十分安靜，我們像在南京時那樣過了一天，談了不少的話，總是談大哥和成都家中的事。我忽然問他：“你不覺得寂寞嗎？”他搖搖頭帶著微笑答道：“我習慣了。”我看得出他的笑容里有一種苦味。他改變了。他是頭一次過著這樣冷冷清清的生活。大哥匯來的錢不多，他還要分一點給我。因此他過得更儉省，別人都走了，他留下來，勤奮地學習。我了解他的心情，我覺察出他有一種堅忍的力量，我想他一定比我有成就，他可以滿足大哥的期望吧。在閒談中我向他提起一個朋友勸我去法國的事，他不反對，但他也不鼓勵我，他只說了一句：“家裡也有困難。”他講的是真話，我們那一房正走著下坡路，入不敷出，家裡人又不能改變生活方式，大哥正在進行絕望的掙扎，他把希望寄托在我們兩個兄弟的“學成歸來”。在我這方面，大哥的希望破滅了。擔子落在三哥一個人的肩頭，多么沉重！我同情他，也敬佩他，但又可憐他，總擺脫不掉他那孤寂瘦弱的身形。我們友愛地分別了。他送給我一隻舊懷表，我放在衣袋裡帶回上海，過兩三天就發覺表不見了，不知道它是在什麼時候給扒手拿走的。
去法國的念頭不斷地折磨我，我考慮了一兩個月，終於寫信回家，向大哥提出要求，要他給我一筆錢做路費和在法國短期的生活費。大哥的答覆是可以想像到的：家中並不寬裕，籌款困難，借債利息太高，等等，等等。他的話我聽不進去，我繼續寫信要求。大哥心軟，不願一口拒絕，要三哥勸我推遲赴法行期兩三年。我當時很固執，不肯讓步。三哥寫過兩封信勸我多加考慮，要我體諒大哥的處境和苦衷。我堅持要走。大哥後來表示願意籌款，只要求我和三哥回家談談，讓我們了解家中經濟情況。這倒叫三哥為難了。我們兩個都不願回家。我擔心大家庭人多議論多，會改變大哥的決定。三哥想，出外三年，成績不大，還不如把旅行的時間花在念書上面，因此他支持我的意見。最後大哥匯了錢給我。我委託上海環球學生會辦好出國手續，領到護照，買到船票，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坐海輪離開了上海。
出發前夕，我收到三哥的信（這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寫道：
你這次動身，我不能來送你了，望你一路上善自珍攝。以後你應當多寫信來，特別是寄家中的信要寫得越詳越好。你自來性子很執拗，但是你的朋友多了，應當好好的處，不要得罪人使人難堪，因此弄得自己吃苦。××兄年長、經驗足，你遇事最好虛心請教。你到法國後應當以讀書為重，外事少管，因為做事的機會將來很多，而讀書的機會卻只有現在很短的時間。對你自己的身體也應當特別注意，有暇不妨多運動，免得生病……
這些話並不是我當時容易聽得進去的。
二
以上的話全寫在我住院以前。腿傷以後，我就不可能再寫下去了。但是在我的腦子裡哥哥的形象仍然時常出現。我也想到有關他的種種往事，有些想過就不再記起，有些不斷地往來我的眼前。我有一種感覺：他一直在我的身邊。
於是我找出八個月前中斷的舊稿繼續寫下去。
……我去法國，我跟三哥越離越遠，來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來到巴黎接觸各種新的事物。他在國內也變換了新的環境。他到了北平轉學燕京大學。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過隱居似的學習和寫作的生活。家中發生困難，不能匯款接濟，我便靠譯書換取稿費度日，在沙多—吉里城拉封丹中學寄食寄宿，收費很少。有一個住在舊金山的華僑工人鍾時偶爾也寄錢幫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國的路費就是他匯給我的。
我回國後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況比我想像的差得多。他不單是一個“苦學生”，除了念書他還做別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學家中當同學弟弟的家庭教師，領一點薪金來繳納學費和維持生活。他從來沒有向人訴苦，也不悲觀，他的學習成績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來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幾個親戚來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義約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沒有來，因為他在暑假期間要給同學的弟弟補習功課。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我在去信中並不曾替他解決，本來我應當向大哥提出給他匯寄路費的事。總之，他錯過了同大哥見面的機會。
一九三零年他終於在燕京大學畢了業，考進了南開中學做英語教師。他在燕京大學學習了兩個科目：英語和英語教學，因此教英語他很有興趣。他借了債，做了兩套西裝，“走馬上任”。
作為教師，他做出了成績，他努力工作，跟同學們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為他高興。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災禍來了，大哥因破產自殺，留下一個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從成都發來的電報。他主動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擔子需要人來挑，就讓他來挑吧。他答應按月寄款回家，從來不曾失過信，一直到抗戰爆發的時候。去年我的侄兒還回憶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匯款的情況。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從天津來看我，我拉他同去遊了西湖，然後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樣，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車。我們在一起沒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們有充分的時間交換意見。我的小說《激流》早已在上海《時報》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對“家”的看法。我說，我不願意為家庭放棄自己的主張。他卻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擔子，我當時也想像得到他承擔了多大的犧牲。後來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學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學季刊社，他也來看過我。同他接觸較多，了解也較深，我才知道我過去所想像的實在很淺。他不單是承擔了大的犧牲，應當說，他放棄了自己的一切。他背著一個沉重的（對他說來是相當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難！他毫不後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夢。
他甘心做一個窮教員，安分守己，認真工作。看電影是他惟一的娛樂；青年學生是他的忠實朋友，他為他們花費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輕時候的勇氣和銳氣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純真。他不願意傷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過愛情，他總是認為自己窮，沒有條件組織美滿的小家庭，不能使對方幸福。三十年代我們在北平見面，他從天津來參加一位同學妹妹的婚禮。這位女士我也見過，是一個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別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給她找了對象，訂了婚，卻不如意，她很痛苦，經過兄妹努力奮鬥（三哥也在旁邊鼓勵他們），婚約終於解除。三哥很有機會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會同意婚約，看不上他這樣一個窮女婿。總之，他什麼也沒有表示。姑娘後來另外找到一個門當戶對的男人訂了婚。至於三哥，他可能帶著苦笑地想，我早已放棄一切了。我可沒有傷害任何一個人啊！
他去“賀喜”之前，那天在文學季刊社同我閒聊了兩三個小時，他談得不多。送他出門，我心裡難過。我望著他的背影，雖然西服整潔，但他顯得多么孤寂，多么衰老！
三
一九三九年我從桂林回上海，準備住一個時期，寫完長篇小說《秋》。我約三哥來上海同住，他起初還在考慮，後來忽然離開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來了。事前他不曾來過一封信。我還記得中秋節那天下午聽見他在窗下喚我，我伸出頭去，看見一張黑瘦的面孔，我幾乎不相信會是他。
他就這樣在上海住下來。我們同住在霞飛坊（淮海坊）朋友的家裡，我住三樓，他住在三樓亭子間。我已經開始了《秋》，他是第一個讀者，我每寫成一章就讓他先看並給我提意見。不久他動手翻譯俄國岡查羅夫的小說《懸崖》，也常常問我對譯文的看法。他翻譯《懸崖》所根據的英、法文譯本都是我拿給他的。我不知道英譯本也是節譯本，而且刪節很多。這說明我讀書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對任意刪改別人的著作，卻推薦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說，浪費他的時間。雖然節譯本《懸崖》還是值得一讀，他的譯文也並不錯，但想起這件事，我總感到內疚。
第二年（一九四零年）七月《秋》出版後我動身去昆明，讓他留在上海，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幾本西方文學名著。我同他一塊兒在上海過了十個月，仿佛回到了幾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還沒有結婚，蕭珊在昆明念書，他仍是孤零零一個人。一個星期里我們總要一起去三四次電影院，也從不放過工部局樂隊星期日的演奏會。我們也喜歡同逛舊書店。我同他談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觸到他的內心深處。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聲言笑，但是對孩子們、對年輕的學生還是十分友好，對翻譯工作還是非常認真。
當時我並沒有想到，現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責備自己關心他實在不夠。他究竟有什麼心事，連他有些什麼朋友，我完全不知道。離開上海時我把他托給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陸蠡，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人。他們兩位在浦江岸上望著直航海防的輪船不住地揮手。他們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還送到昆明。
這以後我見到更多的人，接觸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終未斷。這些信一封也沒有能留下來，我無法在這裡講一講三哥在上海的情況。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剛在那裡定居下來，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的訊息一下子完全斷絕了。
日本軍人占領了上海的“租界”，到處捉人，文化人處境十分危險。我四處打聽，得不到一點真實的訊息。謠言很多，令人不安。聽說陸蠡給捉進了日本憲兵隊，也不知是真是假。過了一個較長的時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報告平安，但從字裡行間也看得出日軍鐵蹄下文化人的生活。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當久，終於到了我眼前。我等待著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離開了桂林，以後也沒有能回去。
我和蕭珊在貴陽旅行結婚，同住在重慶。在重慶我們迎接到“勝利”。我打電報到上海，三哥回電說他大病初癒，陸蠡下落不明，要我馬上去滬。我各處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過了兩個多月才趕回上海，可是他在兩天之前又病倒在床上了。我搭一張帆布床睡在他旁邊。據說他病不重，只是體力差，需要休養。
我相信這些話。何況我們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業餘醫生，可以解決一些問題。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進醫院，我也就沒有堅持送他去，後來還是聽他說：“我覺得體力不行了”，“還是早點進醫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幫忙讓他住進了醫院。沒有想到留給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時間！事後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進醫院，他的病是不是還有轉機，他是不是還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後悔，我責備自己，已經來不及了。
七天中間他似乎沒有痛苦，對探病的朋友們他總是說“蠻好”。但誰也看得出他的體力在逐漸衰竭。我和朋友們安排輪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過他一個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兩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說《火》的校樣。他忽然張開眼睛嘆口氣說：“沒有時間了，講不完了。”我問他講什麼。他說：“我有很多話。”又說：“你聽我說，我只對你說。”我知道他在講胡話，有點害怕，便安慰他，勸他好好睡覺，有話明天說。他又嘆口氣說了一句：“來不及了。”好像不認識我似的，看了我兩眼，於是閉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離開病床時，他要說什麼話，卻沒有說出來，只說了一個“好”字。這就是我們弟兄最後一次的見面。下一天我剛起床就得到從醫院來的電話，值夜班的朋友說：“三哥完了。”
我趕到醫院，揭開面紗，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黃瘦，兩頰深陷，眼睛緊閉，嘴微微張開，好像有什麼話，來不及說出來。我輕輕地喚一聲“三哥”，我沒有流一滴眼淚，卻覺得有許多根針在刺我的心。我為什麼不讓他把心裡話全講出來呢？
下午兩點他的遺體在上海殯儀館入殮。晚上我一個人睡在霞飛坊五十九號的三層樓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邊，拉著我要說盡心裡的話。他說談兩個星期就可以談完，我卻勸他好好休息不要講話。是我封了他的嘴，讓他把一切帶進了永恆。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殘燭，燭油流盡燭光滅，我沒有安排一個機會同他講話，而他確實等待著這樣的機會。因此他沒有留下一個字的遺囑。只是對朋友太太講過要把“金鑰匙”送給我。我知道“金鑰匙”是他在燕京大學畢業時因為成績優良而頒發給他的。他一生清貧，用他有限的收入養過“老家”，幫助過別人，這刻著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鑰匙”是他惟一珍貴的紀念品，再沒有比它更可貴的了！它使我永遠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貧的生活，它使我今天還接觸到那顆發熱、發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後我們把他安葬在虹橋公墓，讓他的遺體在一個比較安靜的環境裡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學兼課，五個女生在他墓前種了兩株柏樹。
他翻譯的《懸崖》和別的書出版了，我們用稿費為他兩次修了墓，請錢君陶同志寫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攤開的書，書中有字：“別了，永遠別了。我的心在這裡找到了真正的家。”它們是我從他的譯文中選出來的。我相信，他這個只想別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二歲的窮教師在這裡總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時，我們在墓前添置了一個石頭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們一家人都要帶來鮮花插在瓶內。有時我們發現瓶中已經插滿鮮花，別人在我們之前來掃過墓，一連幾年都是這樣。有一次有人遠遠地看見一位年紀不大的婦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後來花瓶給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費，我總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裝飾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經沒有時間了。不久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邊，成了鬥爭的對象。嚴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聽人說虹橋公墓給砸毀了、石頭搬光，屍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這是謠言，當時我連打聽訊息的時間和權利都沒有。
後來我終於離開了“牛棚”，我要去給三哥掃墓，才發現連虹橋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裡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裡去找這個從未傷害過任何人的好教師的遺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將不停地追問自己。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