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蔡先生是中國近代的大教育家。這句話並不是泛說，這是我從和他直接接觸的感受中所得的結論。
我於一九一五年到北大，在文科中國哲學門中當學生。蔡先生在一九一七年初到北大當校長。有一天，我在一個穿堂門的過道中走過，蔡先生不知道有什麼事也坐在過道中，我從這位新校長身邊走過，覺得他的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使我心裡一陣舒服。我想這大概就是古人所說的春風化雨吧。蔡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說就使我受到了一次春風化雨之教，這就是不言之教，不言之教比什麼言都有效。
一九一八年，我有一件事需要北大的證明書，時間緊迫。照正常手續辦來不及了，我決定直接去見校長。校長室單獨在一個大院子中，我走進院門，院子中一片寂靜，校長室的門虛掩著，門前沒有一個保衛人員，也沒有服務人員，我推開門走進去，外間是一個大會客室兼會議室。通往裡間的門也虛掩著，門前沒有秘書，也沒有其他職員。我推開門進去，看見蔡先生一個人坐在辦公桌前看檔案。我走上前去，站在他的身旁，他親切地問：“有什麼事嗎？”我把一封已經寫好的信遞過去，他看了信說：“這是好事，當然出證明書。”我說：“請校長批一下。”他提起筆批了幾個字，親切地交待說：“你拿著這個到文書科，叫他們開一個證明書。”我就退出來到文書科去了。我進去和退出這一段時間內沒有看見第二個人，當時我想，蔡先生以校長之尊，不要校長排場，也不擺校長架子。他一個人坐在校長室里，仍然是一介寒儒，書生本色，辦事從容不迫，雖在事務之中，而有超乎事務，蕭然物外的氣象，這是一種很高的精神境界。蔡先生在幾分鐘之內不但解決了我的問題，也把我引到了這個境界的大門口。
事後，有同學告訴我說，文書科的人說，你是越級，學校要有處置，我說，“蔡先生到北大是來辦教育，不是來做官。我是他的學生，不是他的下級，有什麼越級不越級的。”我一笑置之。當時大多數的學生及社會一般人都知道，蔡先生到北大並不是來做官的，當校長並不違反他的“三不主義”（三不的第一“不”是不做官）。
一九二二年，蔡先生以北大校長的資格到歐洲和美洲參觀調查，當時，我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院學習。在紐約的北大同學會，聽說蔡先生要從倫敦到紐約，就組織了一個接待委員會，我也是委員之一。我們到紐約的碼頭上迎接蔡先生。只見他仍然是一介寒儒，書生本色，沒有帶秘書，也沒有帶隨從人員，那么大年紀了，還是像一個老留學生，一個人獨往獨來。他不驚動駐紐約的中國領事，也不驚動駐華盛頓的中國使館的外交人員，住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小旅館內，和同學們在一起。一些生活上的事務都由接待委員會經理。
有一個中國的中年教育工作者，當時也在哥倫比亞大學進修，她公開地說：“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學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的面前都成了小學生了。”
在紐約的中國留學生為蔡先生開了一個歡迎會，會場說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一個大教室內，到會的人很多，座無虛席蔡先生一進了會場的門，在座的人呼地一聲都站起來了，他們的動作是那樣的整齊，好像是聽到一聲口令。其實並沒有會么口令，也沒有人想到要有什麼口令，他們每一個人都懷著自發的敬仰之心，不約而同地一起站起來了。蔡先生在發言中講了一個故事，說是一個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術，能點石成金。這個朋友對這個人說：我能點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點給你。這個人說：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個手指頭。全場哄然大笑。蔡先生接著說：“諸位同學到國外留學，學一門專業知識，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個手指頭，那就是科學方法。你們掌握了科學方法，將來回國後，無論在什麼條件下，都可以對中國做出貢獻。”蔡先生的慈祥誠懇的氣象和風趣的言語，使幾百個到會的人都高高興興地滿意而去。
我想他們是應該滿意的。他們也享受了一次春風化雨也被蔡先生引到一種精神境界的大門口，如果他們有足夠的自覺，他們也會這樣說。
後來我的學習深入了一步，對於這種精神境界的內容也逐漸有所認識，有所理解，有所體驗。我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句成語把它總括起來，這句成語是“極高明而道中庸”。我很欣賞宋朝道學家程明道的一首詩，詩說：“年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人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自豪雄。”這首詩的第一、二句是說他的生活狀況，第三、四句是說“道中庸”，第五、六句是說“極高明”，第七、八句是說到了這個地步就可以成為孟子所說的“大丈夫”。我認為，蔡先生的精神境界和氣象是和程明道相類似的。現代的人誰也沒有見過程明道，但是，他的學生們所形容的話是有記錄的，我是把這些記錄和我心目中的蔡先生相比較而說上邊那句話的，相信不會有大錯。
清朝末年，廢除了科舉，但到了民國初年科舉的餘毒還沒有清除。人們還是把當時的學堂的等級比附為科舉中的等級。人們把縣立的高等國小畢業生比附為秀才，把省立的高等學堂的畢業生比附為舉人，把京師大學堂的畢業生比附為進士。清末成立的京師大學堂就是北大的前身。我進北大的時候，北京的人還稱它為大學堂，當時北大的大部分學生和他們的家長們，都還認為上北京大學就是要得到一個“進士出身”，為將來做官的正途。當時的北大學生都想著，來上學是為了混一個資格為將來做官做準備。北大無形中是一個官僚養成所。當時法科是一個熱門，因為人們認為上法科到做官是順理成章的，文科是一個最冷的冷門，因為人們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乾什麼的。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聘任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這個布告一出來，在學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為陳獨秀顯然不是一個準備做官的人。在陳獨秀身上，人們也逐漸了解文科是做什麼的了。
蔡先生在為文科換了新學長之後，又陸續聘請了全國在學術上有貢獻的知名學者，到北大開課，擔任教師，學生們覺得學校的學術空氣日新月異，也逐漸認識到大學是研究和傳授學術的地方。在大學中唯一的價值標準是學術，誰在學術上有貢獻，誰就受到尊敬。混資格準備做官的思想逐漸沒有了，新的學風樹立起來了。當時有一句口號：為學術而學術這個口號在解放後受到了批判。其實這一口號所反對的是為做官而學術，這在當時是切中時弊的。
照著這個價值標準，蔡先生在聘請教師的時候，不論一個人的政治派別和政治意見，只要他在某一個專業上有貢獻，有地位，就請他來開課，擔任教師，這就是所謂‘兼容並包”，這是眾所周知的，不必多說了。
兼容並包的另一方面，是對於老、中、青的兼容並包。蔡先生聘請教師，不論資排輩。所聘請的教師中有六七十歲老師宿儒，也有初露頭角的青年。在當時的教師中，大多數是、青年，有些學生的歲數比有些教師還大。有一批教師是卯年生的，被稱兔子黨。在乾支輪換的那一輪中，卯年生的人在一九一八年是二十七歲。
在這兩方面的兼容並包中，蔡先生把在當時全國的學術權威都儘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權威為北大的權威，於是北大就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其權威就是全國最高的權威。在北大出現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全國也出現了這種局面。
在蔡先生的領導下，北大的這種局面是有方向的，有主流的，那就是新文化運動。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先進的人們都承認要向西方學習。學習西方之所長，以救亡圖存，但是，究竟什麼是西方之所長呢？則有不同的說法，政治上也出現了不同的派別。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經驗，到了民國初年，對於西方之所長才有比較全面和深人的認識，認為西方之所長雖有許多方面，但其根本，在於文化，其具體的內容是民主與科學。對於西方的摸索是摸到底了，話也說到家了，所需要的是照著這個線索努力創造中國新文化。這個努力就表現為新文化運動。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發表的是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就明顯地支持了這個方向，確定了這個主流。這個布告一發表學生們和社會上都明白了，有些話就不必說了，都不言而喻了。以後，蔡先生又陸續請來了當時致力於新文化的各方面的領導人物，如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使他們聚集到北大，用北大的講壇發表言論，擴大影響，於是北大就不僅是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蔡先生是這箇中心的主將。這位主將高舉新文化運動的大旗，領導著北大走在前邊，影響所及，全國回響。
蔡先生這位主將，在關鍵性的時刻也親自出馬，親自動筆寫文章。他回答林紓的長信和為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大綱》寫的長序，都是這一類文章的代表作。前者是批判舊的東西；後者是支持新生的事物。
這個運動像潮水一樣，一浪高過一浪，到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達到了一個高潮，人們現在都把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同義語，這是籠統的說法，詳細地說，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段落，若論新文化運動的起源應該從一九一七年初蔡先生到北大當校長那一天算起。
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僅僅兩年多時間，蔡先生就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鬥堡壘。流風所及，使中國出現了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的一代英才。用舊日的話說，他是中國的一代宗師，用現在的話說，他是中國現代的大教育家。
蔡先生的教育有兩大端，一個是春風化雨，一個是兼容並包。依我的經驗，兼容並包並不算難，春風化雨可真是太難了。春風化雨是從教育者本人的精神境界發出來的作用。沒有那種精神境界，就不能發生那種作用，有了那種精神境界，就不能不發生那種作用，這是一點也不能矯揉造作，弄虛作假的。也有人矯揉造作，自以為裝得很像，其實，他越矯揉造作，人們就越看出他在弄虛作假。他越自以為很像，人們就越看著很不像。
蔡先生是中國近代的大教育家，這是人們所公認的。我在大字上又加了一個最字，因為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看見第二個像蔡先生那樣的大教育家。
本文作者
馮友蘭，字芝生，河南南陽唐河人，著名哲學家，著有《中國哲學史》、《新原道》、《新原人》等，192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歷任中州大學、廣東大學、燕京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哲學系主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清華大學校務會議主席，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其哲學作品為中國哲學史的學科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現代新儒家” 。
閱讀要求
1）學習本文的敘議結合，以小見大的寫作手法
2）了解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文化 貢獻，感受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作者是對於蔡先生的師生深情。
3）知道本文中涉及的古詩文，理解“春風化雨”和“兼容並包”的關係
文章主旨
本文思路清晰，第一節開門見山直接評價了蔡元培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教育家。接下來作者分別列舉了數事，說明蔡元培先生的兩大特點，結尾再次強調他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教育家，首尾呼應。
本文著力表現的是蔡元培先生的人格之大。那些看似普通平凡實則意蘊深遠的小事，從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一個大家所特有的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及魅力所在。
重點導析
1）本文的首尾兩段 作者都冠以蔡元培先生為“中國近代最大的教育家”，文章中“最大”體現在那些方面？但是文章中所選取的材料都是見“小”，又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最大”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個是“人格之大”，文章前半部分以見到蔡先生這些平凡的小事，從不同角度展現了一個大教育家所特有的“藹然仁者，慈祥誠懇”的氣象和魅力，在平凡中讓人領略到“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境界，二是“事業之大”，文章的後半部分主要表現了蔡先生如何把“北大從一個官僚養成所變成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把死氣沉沉的北大變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戰鬥堡壘。”表現“最大”卻寫成小事，這是以小見大，以平凡見深遠的寫法，從看似普通的平凡的小事中，展示一個大教育家的高遠精神境界和氣質，反而更能感受到蔡元培的獨特和高大。
2）如何理解“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境界？
這句話出自儒家經典《中庸》。“極高明”是指高明志極，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達到了頂點。做到了兩極相通，對立統一，統一形神。“道中庸”就是到達到高明的境界只需走一條不偏不倚的平平常常的道路，處理事物無不及之處，也無過頭之處。這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道德標準。
寫作特色
本文雖是一篇記人散文，卻也體現了馮友蘭作為哲學家在行文結構上的嚴謹，顯示了高度的概括能力。對蔡元培這樣一個對北大，對新文化運動有著突出貢獻的一直為後人所景仰的偉人，作者從那些看似普通平凡實則意蘊深遠的小事中，巧妙地抓住“春風化雨”和“兼容並包”兩方面描述，在娓娓道來中如沐春風的感覺油然而生。這種以平凡見深遠，行文與境界達到統一的筆法，不僅超出了此類文章，且對寫作亦是有借鑑的。
